时人对「民主」的认知，确有不同理解，歧义较多。南学会开讲时，就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或谓西国民主之制可行於中国，此非本朝士子所忍言也……吾知吾君之不可弃而已。变君主为民主，将置我君於何地乎？此一说也。」「又有谓倡民主之义者非必欲变为民主也，但以减轻君主之压力，以伸民气而御外侮，於是而君主安若泰山。是倡言民主之义者，正所以保君权也，此又一说。」前一种说法，是指废除「君主」的「民主」，而後一种说法，所谓「保君权」的「民主之义」，实际上等於梁启超所说的与「君权」合「则情易通」的「民权」。
如前所述，晚清士人受经书的影响，常以为西洋民主政制，不过是中国「三代之治」遗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卷十二中所说的「尧舜为民主」，「惟《尧典》发民主义」，「辟四门以开议院」，便是一显例。而被视为「保守者」的王仁俊反倒比康有为更明白「民主」的真意，他指明：「立民主，非禹汤文武之法也，西法也」，「华盛顿、拿破仑，民主中之杰出者也」。出生官宦世家的孙宝 ，戊戌时期曾极力主张「开民智」、「扶民权」、「开议院」。他对「民主」的认知，也表示了与王氏相同的见解：「尧、舜曷尝民主？君主之最知公理者耳，私相授受，岂如华盛顿立公举之法？世以为民主，失真矣。」「故尧、舜虽公举，不免为君主，无公议法也。英、德虽世及，无害民主，下有权也。」在孙氏看来，西方的民主，并不只是体现为公举元首，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公议法」，即建立立宪政制，其理解的「民主」也较接近democracy之本义。孙氏批评康有为以「孔子改制」附会民主、议院，不过是一种「新奇之说」，实则并不懂得西洋的「事理」。「孔子伪造，何妨并议院造之，而所造者仅知公理之君主乎？」「要之，伪造之说出於康长素，彼欲以新奇之说胜天下，而不考事理。」他甚至对康氏之说表示了不能容忍的态度，「故吾谓长素教派，三圣之仇敌，公理之蟊贼，吾故辞而辟之，使天下人知其说之非，而不误中其祸，则幸甚」。孙氏对康氏的这一指责，似乎与「守旧派」、「洋务派」反对「维新派」的某些言论并无二致。不过，康氏《孔子改制考》对「民主」的认知，并不比王、孙二人高明。
上述表明，戊戌前後，既有人对「民权」与「民主」的涵义作了不同义的解释，又有人将两者相混淆。《国闻报》曾发表〈民权与民主不同说〉一文，专门辨析两词的不同涵义。言及「民权」时说：「泰西各君主之国皆予民以自由而设律以定之，故其国日大，其君日尊」。释「民权」为「予民以自由而设律以定之」，恰符合日文「民权」之本义。将「民主」释为「总统」：「夫民主者，衣服饮食与齐民同。美国俸仅五万，权在议院，民主仅拱手画押而已」，「其任也，或一年两年或三年，美止四年止矣，退则复为民为商，不得复为民主」。
梁启超在戊戌後也一再强调「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不可「混民权与民主为一途」，并认为他们所倡言的「民权」之所以为当道者不容，正是因其对「民权」的涵义产生了误解：
吾侪之昌言民权，十年於兹矣，当道者忧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兽然，此无怪其然也，盖由不知民权与民主之别，而谓言民权者，必与彼所戴之君主为仇，则其忧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宪，有民主之立宪，两者同为民权，而所以驯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国之变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
梁氏所言，自有道理。他之所以反覆强调「民权」与「民主」的区别，旨在表明其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制，而非共和立宪政制。事实上，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均是西洋的民主政制，皆通过议会制度及各种法律规范来体现所谓的「民权」，此即梁氏所言「两者同为民权」。对此，曾出使欧美的崔国因早在1892年即已指明，欧美各国政体虽有不同，但都是一种体现「民权」的民主政制。他说：
欧、墨洲各国均设议院而章程不同。美之议绅均由民举，不分上下也。英之下议绅由民举，而上议绅则由世爵，然权归於下议院，则政仍民主之也。欧洲除法国、瑞典、瑞士外，政皆君主，而仍视议绅之从违，则民权仍重。
崔氏此处所言的「政仍民主之」，亦大体符合democracy之本义。
三
按史学界通常的说法，戊戌时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以「反对民权」的姿态成为「维新派」的对立面。张氏曾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这些言论早作为其「反对民权」的「铁证」而被广为引用。不过，要弄清张氏反对「民权」的用意，尚须将这些言论置於一定的语境（context）中加以剖析，弄清楚张氏对「民权」的认知。
张之洞是如何理解「民权」的呢？《劝学篇 内篇 正权第六》对「民权」作过如下诠释：
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上偏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此语出於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
张氏诠释的「外洋民权之说」可归纳为三个要素：一、实行议会制（「国有议院」）；二、民众有议政的权利（「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三、任何人都要受法律的制约（「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戊戌以前，国人多视「议院」是起「通上下之情」的谘询作用，而张之洞已认识到西洋议院具有「议事之权」与「立法」权，其《劝学篇 内篇 明纲第三》称：「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劝学篇 内篇 正权第六》称：「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可见张氏对议会政制的认知水准，并不比某些维新人士低。特别是「君民皆不得违其法」的原则，已经具有限制君权的重要意义。正如对西方自由主义颇有研究的霍布豪斯（L. T. Hobhouse）所言：「自由统治的首要条件是：不是由统治者独断独行，而是由明文规定的法律实行统治，统治者本人也必须遵守法律。」参之时人对西洋民主政制的认知，张氏所诠译的「外洋民权」三要素，也大致不错。甚或可以说，张之洞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外洋民权的实现，是因为确立了包括议会、法治在内的民主政制。这一认知，与前揭崔国因对欧洲各国民主政制的看法也较接近。
张之洞的上述诠释还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强调「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正是为了说明所谓「民权」是由各种法律所规定的「权利」。第二，举出美国议院「公举之弊」作为反对倡言「民权」的理由，又举法国为例来证明「民主」乃迫不得已之事，「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後，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国」。这些看法恰好说明张氏认为将导致「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的「民权」（即所谓「人人有自主之权」），正相当於陈炽所说的「犯上作乱之滥觞」的「民主」。时人论及「民主」的特徵，也无一不强调「民主者权落於下」（许庭铨语），「民主者权偏於下」（郑观应语），「美国民权太重」（薛福成语），也与张之洞所反对的「民揽其权」意思相同。
不难看出，张之洞之所以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等同於「民主」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在张氏看来，「人人有自主之权」或「民揽其权」则必然演变成为「犯上作乱之滥觞」的「民主」──这不仅是张氏也是「改良派」所反对的。
外来词汇进入中文词汇初期，国人产生误解乃常见之事。「自由」一词在中国的命运便颇具典型，常常被误解或曲解为「为所欲为」、「自由散漫」之义。故精通西学的严复在1902年发表的〈主客平议〉一文中指明：「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既强调个人的权利也指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并特意将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由论》（On Liberty）的书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正是为了避免国人产生误解。细察张氏之用意，既然其主张采纳的「西政」中已经包括「学校」、「律例」，这就意味著具有这样的潜台词：欲兴「民权」（法律规定的「权利」）还有待於先行兴办新式教育、采纳西洋法制。
张之洞在言及民权与议院的关系时亦说：「或曰：民权固有弊矣，议院独不可设乎？曰：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後议之，今非其时也。」在他看来，只有等到学堂已兴、人才已盛之後，才谈得上开议院、兴民权。至於是先开民智後兴民权，还是通过兴民权来开民智，自近代以来，国人便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无一致意见，颇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这倒是值得学者深究的一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时期，康有为同样认为在学校未兴、民智未开之前是不可「言民权」的。他在百日维新前夕即指出：「民智未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必以学校为本。」百日维新中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一文，更是强调说：
夫议院之义，为古者辟门明目达聪之典。泰西尤盛行之，乃至国权全畀於议院而行之有效，而仆窃以为中国不可行也。盖天下国势民情地利不通，不能以西人而例中国。泰西自罗马教亡後，诸国并立，上以教皇为共主，其君不过如春秋之诸侯而已。其地大者如吾中国两省，小者如丹、荷、瑞、比，乃如吾一府。其臣可仕他国，其民可游外邦，故君不尊而民皆智，其与我二千年一统之大盖相反矣。故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而已……故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
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康氏这一基本观点。在康氏看来，在民智未开之前就开议院、言民权，必将成为「取乱之道」，甚至「自亡其国」。这类言论，与张之洞所说的「民权」（即「人人有自主之权」）一倡则将「乱民必作」、「大乱四起」又有多大的「对立」呢？
不仅康有为主张戊戌期间不可「言民权」，另一维新人士夏曾佑甚至认为中国「言民权」乃三百年之後事。他说：「民权之说，众以为民权立而民智开，我以为民智开，而後民权立耳。支那而言民权，大约三百年内绝不必提及之事也。」对中国「言民权」的前景颇感悲观。维新人士麦孟华则主张当务之急是「尊君权，抑民权」。他说：「中国非民权不立之为患，而君权不立之为患。」「中国之民未能自事其事，即不能自有其权，未能事事而畀以权，则权不在秀民而在莠民，故今日之中国莫若尊君权便。」而历来被一些论著视为「张之洞一派」，并在《时务报》的「办报方针」上与梁启超有所谓「路线斗争」的汪康年，却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倡言「今日而参用民权有三大善焉」，「必民权复而君权始能行」，中国「非用民权不可」。那末，按照既有的研究思路，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汪氏受「维新派」的影响而倡言兴民权，还是麦氏受「洋务派」的影响而主张抑民权呢？看来，历史的真象并非如後来的研究者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当然，康氏不同意「言民权」，麦氏主张「抑民权」，其用意大概主要是为了避免授守旧者以口实而减少变法的阻力，但张之洞反对倡「民权」（即「人人有自主之权」）又何尝没有这一层用意呢？已有的研究，比较强调「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分野和政治对立，但从对「民权」、「民主」的认知来看，「维新派」与「洋务派」并非泾渭分明，相互胶著纠结之处甚多。看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所谓「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分野和政治对立，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