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中，从未出现的一种全新的"阶级组合"。这是其二。　　

　　三、采取从未有过的斗争形式和手段　　

　　（1）、广泛的群众性。在大中城市，卷入运动的包括所有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教师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党政机关的干部（非领导职务）及部分市民。　　

　　（2）、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后来由文斗发展到武斗，真枪实弹。还长期停课，停工。　　

　　（3）斗争的战场主要摆在大中城市，后来才延伸到农村。与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在农村完全不同。　　

　　（4）还有，就是该运动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在同一地区不同的单位，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表现出非常大的发展不平衡性和性质上的差异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之前的运动都是在中共一元化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条不紊的进行的；斗争和被斗争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即斗争一方是掌握了强大的专政工具的国家，被斗争一方是手无寸铁的"自然人"。　　

　　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独特的特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冠以"史无前例"的定语。　　

　　如把《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开始的标志，则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就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收场的信号。因为运动搞到此时，预定的任务基本完成，该斗的都斗了，该批的都批了，各级地方政权和基层单位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中央委员会也通过"九大"的组织程序进行了大清洗。政治新贵们大都进入了各级政权班子。但文革运动的结束应该划定至1969年底。因为这一场运动的几大特征，从1969年底，1970年初才基本消失了。　　

　　第一项特征自不必多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已经达到，所说的这场政治斗争中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存在。　　

　　重点谈第二项特征的根本变化。"九大"召开半年之后，即同年底到1970年初，原运动中形成的对立的两大社会政治派别从组织上已经解体，并且逐渐又重新按阶级出身划线进行新的组合。导致该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1）原参加文革运动的主要社会阶层，大、中学校学生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复存在，大学生毕业分配了，中学生被整到农村当农民去了。　　

　　（2）在运动中形成的所有群众组织都解散或者瓦解了。　　

　　（3）形成了新的阶级组合。新的阶级组合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　　

　　该运动是为否定和消除文革运动的后果及影响而设计和进行的。有"秋后算帐"的本意。或者说是社会政治形势的重新逆转。　　

　　从该运动进行的方式，依靠的力量，打击的对象等内容来分析，其性质基本上是镇反，土改，反右，四清等老的政治运动的继续，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老运动的内容和形式的简单的重复。　　

　　至于运动在斗争的形式，运用的工具和手段上，与文革有很多相同的，象大字报、大会批斗、逼供信、关押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通行和惯用的，非文革独创。文革中采取的很多极端作法，象戴高帽子，挂黑牌子，鸣锣游街示众等都是从包括"湖南农民运动"（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内的中共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仿效的。　　

　　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现得秩序井然。文革运动的三大特征，特别是前两大主要特征都不复存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从1970年延续到1971年"九．一一事件"（林彪坠机）为止。　　

　　之后，直至1976年"四人帮"被捕的几年中的社会政治斗争，在内容上虽然是"文革"中的政治斗争的延续，但由于参与斗争双方的人员的社会构成，斗争和冲突的具体行为方式，社会矛盾的焦点等特征与1966--1969年的三年差别太大，因此，把1972--1976年这四年划为"文革"时期也是不恰当的。比如说，毛泽东在1965年1月制定的《二十三条》中就明确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运动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文革"的历史阶段提前吧？这两者是一个道理。　　

　　因此，把1970年以后至1976年的7年划为文革阶段是很不准确的。　　

　　关于文革中表现和呈现出来的社会多元文化及深远影响问题　　

　　把文革定义为"文化大革命是整过去整过人的人"。这是对《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核心精神的归纳和概括。但由于我国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和教育、文化还有交通及信息等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这就必然呈现出运动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之间；大中城市和小县城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运动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差异性（甚至是巨大的）。还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不同的社会身份，角色的人的个人感受和遭遇的巨大差异性。这就是笔者所谓的"文革中表现和呈现出来的社会多元文化"。 　　

　　例如：当1966年底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们被造反派公开批斗，大权旁落的时候，但边远地区的县委书记县长们在县城里的权威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大中学校的"黑五类"已经"大解放"了，但县城和农村里的黑五类（都指子孙后代）还是阶下囚，从精神和行动上仍然默默的偿还父辈（或者爷爷一辈）欠下的"孽债"。盲目服从，奴隶主义和血统论在大中城市里被批判，但在农村基本未被触动。武斗在一些地方很残酷，但也有较平静的地区。　　

　　后来把发动文革的责任抽象归咎于毛泽东；把文革中群众批斗"走资派"这一行为的责任具体归咎于"两个反革命集团"。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新中国自建立到1966年为止，整个17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各种错综复杂的甚至包括非常尖锐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在毛泽东的发动下，来了一个总爆发，象火山一样。如把这场运动看做一场灾难，一场浩劫，但作为历史现象，这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讨论和研究"文革"这一历史现象，不能把它与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割裂开来，就象不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整个国际共运史割裂开来进行孤立地讨论研究一样。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场运动本身加速了否定左的路线的进程，使改革提前到从1979年开始，这就是文革这一历史现象的积极方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