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史学界在新中国的历史阶段的分期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划定成十年（即1966--1976年）的结论不敢苟同。如按社会主要矛盾及政治斗争的焦点；矛盾对立冲突和斗争的主要两大社会派别；开展斗争，即冲突的主要形式和手段等特征来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期界定在1966--1969年较恰当。　　

　　主要理由如下：　　

　　一、从社会主要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焦点来看　　

　　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至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69年4月1日-24日）为止，该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司令部"和在政治上分别依附于"两个司令部"的两大对立的社会派别的矛盾。　　

　　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即后来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是准确的。由此开始，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焦点开始由"前17年" （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开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中共政权与"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和对他们进行斗争逐步转变为"两个司令部"和在政治上分别依附于"两个司令部"的两大对立的社会派别的矛盾和斗争。　　

　　但该文件内容属于高层机密，还为"革命群众"所不知，因此，毛泽东和刘、邓（即所谓两个司令部）的矛盾和冲突还未公诸于社会，冲突仅仅局限于党内高层，即还未由此扩大形成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批判，基本上还是继续沿着中共老一套阶级斗争的套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老一套阶级斗争的套路是指：如"四清"运动，尚未搞的全国半数以上的单位还在搞或者将要搞。社会矛盾的焦点仍然表现为"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5月制定）、"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1963年9月制订）和"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制定）所阐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其内容形式表现为：　　

　　（1）在城乡基层单位，是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包括政治上的压迫，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体罚及物质分配上的歧视等）。　　

　　（2）在上层建筑领域，是对资产阶级学者专家（包括党内的学者）的批判，理论上的，即思想领域。　　

　　（3）在体制和制度建设方面，中共党的主要工作是在基层单位整顿和强化党委的领导，在农村特别强调重建在大饥荒时期近于崩溃的阶级队伍；突出政治；割自1961年夏开始死灰复燃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如在农村，清查农民自留地的面积，严禁超标准多划分自留地；严禁弃农经商（指农民买卖农产品牟小利，非现在的经商概念）；严格劳动管理制度；分配上进一步平均主义化。在城市企业，取消或者减少职工的计件工资制度和奖金，强调义务劳动等。　　

　　中共把与 "地富反坏右"的"阶级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一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贫下中农也喜欢"三自一包"，农村里中共党员干部心里也明白"包产到户"比"农业集体化"生产搞得好，但这一普遍存在的"民心"倾向，官方的理论和教科书（包括文件）一是违心的否定，并认为仅仅是"中农阶层"的阶级属性。前一个方面的矛盾是显性的，公开的。后一个方面的矛盾是"隐性的"。　　

　　当时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被打倒10多年的已经成为"死老虎"的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着变天复辟"，用这一"学说"支撑起来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政策和按政策对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们的专政，掩盖和淡化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理的矛盾"。特别是农村，贫下中农获得的主要是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优惠，使其成为极左路线得以推行的阶级基础。　　

　　把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颁布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就在于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焦点的变化。即再也不把革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死老虎"）的命作为最主要的政治斗争任务，而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 "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又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毛泽东这一新的思想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也由此开始发生了跟本的变化。这是其一。　　

　　二、形成了新的两大对立冲突的派别（社会集团）　　

　　新的两大对立冲突的社会派别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文革初期，即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到同年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前，运动基本还是按老的政治运动的模式进行，没有脱离"领导整人，群众挨整"的基本框架。政治形势的根本逆转是从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未公开）和随后公开向全国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会议时间8月1日--8月12日）后逐渐开始的。特别是同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点名批判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革命群众（除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外，都叫革命群众。）开始大分化，并重新进行新的组合。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表述：旧有的阶级队伍发生分化，原来固定（划定）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结构和等级秩序被破坏；同时价值观念（政治观点）相同的人群之间相互进行新的组合。即形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对立的社会派别。两派以对待党政领导干部（多是指单位负责人）的看法和态度的截然不同而划界。"保皇"一派成员多是红五类或者红五类子女，一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红人（统称17年的红人）；"造反派"成员比较复杂，有红五类及红五类子女也有非红五类子女（包括黑五类子女），也有少数是17年的红人、但绝大多数还是在平常被领导压制、歧视、排斥甚至打击的普通群众，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受压挨整"的部分青年学生和教师，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员和青年工人等。　　

　　造反派的总指挥部是"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保皇派依托的靠山是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和单位负责人（单位的领导机构也是政权的一部分--政企未分）。后来文革结束，有人把文革中"阶级关系及其斗争"通俗叫作"文化大革命是整过去整过人的人"。"17年的红人靠边站，17年受压的要掌权"等。当然概括的并不十分准确，造反派中的头头一般都由红五类及子女担任，在文革以前的政治运动中多数没有受压的经历。家庭成分高的人都回避当头头。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群众中力量对比往往是一边倒--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