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或对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地农耕社会(1)与周边民族而主要是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对立，长城是双方对立的界线，长城南北是对立双方的主要交兵地带。(2)另一种南北对立也即下面要讨论的，是内地农耕社会内部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南北对立；这第二种形式的南北对立，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形成：春秋时期华夏诸侯与楚国之间，三国时期曹魏与孙吴、蜀汉之间，蜀汉灭亡后晋、吴之间，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之间（东晋对五胡十六国，宋、齐对北魏，梁先对北魏，后对东、西魏，陈先对北齐、北周，后对隋），南宋与金之间，都是维持较长的南北对立局面。虽然这种局面的反复出现与维持，各有具体的原因（如对立双方的政治状况、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地理条件、民族关系、社会情势等等），难得一概而论，但其中地理条件的影响却始终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即以对立双方战争的主要发生地带而论，就大体总是在秦岭、汉水、淮河一线的南北推移；而对立的结果，又都是北胜过南。另外，在双方对立的过程中，北方政权多取攻势，而南方政权多取守势，即便攻，也是以攻为守。为什么会如此？下面稍作探索，而为了避免繁琐，笔者拟站在南方守国的立场上，以颇具典型意义的六朝（孙吴、东晋、宋、齐、梁、陈）为重点，进行分析。(3)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著《形势论》，历考“昔之都于南者，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凡八代”“兴亡之故，中天下而论之”曰：
　　窃以为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而两淮、山东，其背也。蜀据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荆、襄据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关、洛。……东晋以来，设重镇以扼中原。……无荆、襄不可以国。……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陈之祯明、南唐之保大是也。
　　按顾氏所论，首重地形地势。盖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使用戈矛甲盾作战，险固的地理形胜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我国地形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山脉水道又多东西横列，这就使得南北对立，一般总是北胜于南，六朝时期也是如此。六朝立国于南方，其东、南两面被大海封闭，缺乏回旋余地，又处低地，不便仰攻，故六朝对北方政权着重采取以守为主的防御战略，力求以舟师水战阻扼骑兵陆争，(4)而其守国所恃者，则在于长江淮河及秦岭巴山。进之，控扼长川大山者，又在于重镇要地，所谓“制敌必以全力，治力必以要地。所谓要者，至近而主于我者是也。主于我则我逸而敌劳，我静而敌动”(5)。盖在我国古代，战争的基本方式为“攻城”与“野战”。其中，六朝以经济、武备均弱于北方，又重在守城，特别是高筑墙、广积粮，以守住军事重镇；在重镇之间，则以众多的郡县军戍为要地，彼此间相互策应，以收到“城壁相望，其间远者才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6)之效，从而构成为整体防线。(7)再者，险固的地理形胜与重镇要地之间又需唇齿相依：“古之善守者，所凭在险，而必使力有余于险之外。……此则我之战守有余地，而国势可振。”(8)另外，战守之间，也是相互依存与配合的。总六朝而论，为偏安政权，但诚如诸葛亮《后出师表》所言：“王业不偏安。……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以此，六朝政权虽以守为本，至于乘间攻伐，则亦不惮用兵。
　　六朝之攻，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曾概言之曰：
　　吴之与陈，虽皆守江，吴围合肥，陈攻寿春，所争常在于淮甸。东晋以还，虽皆守淮，晋讨慕容梁宋，元颢所争亦在于河南。然考其兵之所出，不过二道，一自建康济江或指梁宋或向青齐，一自荆襄逾沔或掠秦雍或徇许洛。(9)东晋之祖逖、庾亮、褚裒、殷浩、桓温、谢玄，宋之武帝、檀道济、到彦之、萧斌、（萧）思话，梁之韦睿、裴邃、曹景宗、陈庆之之徒，北伐之师不由于此则由于彼。中原有衅则进兵，寇盗方强则入守，史策所载，皆可知矣。况夫江南地险，其固可恃。(10)
　　又六朝之守，东、中、西部各有防线与重镇，又彼此连接，互相呼应。
　　按六朝之守，在东部有三道防线，即守河、守淮与守江。其中，吴、陈多守江，东晋至梁多守淮，晋末宋初刘裕守河，这就诚如李焘所云：
　　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吴有强敌，无上岸之情，陈之国势已弱，不能进取，故所守止于江；自宋至梁，惟宋武帝守河，其余皆保淮为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11)
　　守河重镇有四，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虎牢（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岸），号称河南四镇。其中洛阳处天下之中，为四战之地，河山控戴，形胜甲于天下。古来欲取天下者，洛阳在所必争；欲守天下者，洛阳也需控制。东晋曾几度收复洛阳，及宋初洛阳失守。洛阳既失，则虎牢不能独全，滑台、也相继沦陷。按洛阳、虎牢屏蔽河南，又为经略河北之大门；滑台、则青齐西面门户。“当南北之际，青齐之在建康，土地迂远，形式僻左，或得或失，若不足与存亡”(12)，其实“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13)。西接中原，其间济、汶、洪、诸水纵横，为南北漕运要地；“北有河、济，又多陂泽”(14)；东靠渤海，平衍沃美，擅鱼盐之利；“南有泰山之固”(15)，故“裂其地足以肥国，分其众足以益兵，天下无事，可以摇幽冀。由此以守则守可固，由此以攻则攻可必”(16)。青齐之地又多重镇，如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山川严阻，控临河朔，形胜之要，擅名自古”(17)；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北），“山川严峻，足为帝王之都。”(18)它如升城（今山东长清县西南）、梁邹（今山东邹平县东北）、盘阳（今山东淄博市西南淄川）、被阳（今山东高青县东南）等，也都属军事要地。以此，青齐可谓江南之右臂，又与河南互为唇齿，不可或失，东晋桓温伐燕，王猛就密言于苻坚曰：“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栗，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19)，即此之谓。及河南四镇不保，南朝便不能与北朝争河南、窥河北，即青齐也不得安宁。无力守河便守淮。守淮有淮北、淮南、淮西三线。按守淮乃“择利害之中，……据地险，待天时。天下无衅，则淮南可以蔽江南，淮北可以通青齐；天下有变，则分命大将，将淮北之众可以出冀岱、摇青冀，发淮南之师可以袭许洛、取梁宋。近固国本，远申王威，此实攻守之基，不可不固。而两淮之地，南北余千里，分兵而守则力不足，发兵而守则内可忧，故欲守两淮，莫若守其本。淮北之本在彭城，淮南之本在寿阳”(20)，又淮西之本则在悬瓠。
　　按悬瓠（今河南汝南县）北濒汝水，控带许、洛，南蔽淮、泗，介荆豫汉淮之间，自古为襟要之地及行军险要。宋泰始中，悬瓠没魏，淮西之地遂成荒外，齐、梁、陈三朝之势因此往往折而入北。又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北走青齐，西通中原，水陆沃壤，清汴通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诸夏”(21)。东晋桓温、刘裕以彭城为飞刍挽粟之地，然后耀兵于兖豫青冀之间；宋王玄谟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22)。宋泰始失彭城，淮北四州（徐兖青冀）于是尽没于魏，自此以后，南朝遂“不敢窥觎淮北之地”(23)。及梁、陈，“寒山之败，梁之锐卒歼焉；吕梁之败，陈之锐卒歼焉。梁陈皆于徐州战败。”(24)又寿春（即寿阳，今安徽寿县）“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田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一方之会，远振河洛之形势，近为徐豫之藩镇”(25)，可谓据南北咽喉，掣东西肘腋，形势极为重要。又“寿春之去建邺，（水路）七百（里）而已。……藉水凭舟，倏忽而至，寿春容不自保，江南将若之何？”(26)故南北争雄，未尝不争寿春。寿春未陷，敌东不能犯盱眙（今江苏盱眙县东北），南不能犯合肥。寿春不保，则敌东可出“郡首淮隅，道当冲要”(27)的盱眙以犯广陵，或间道抵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瓜埠），南可出淝水犯合肥，进扰历阳，从而使建康不得安枕，故寿春“得之者安，足称要害”(28)。齐永元二年（500年），寿春沦陷，此后南北交战，即常以寿春为目标，疆埸之间，南朝虽时得之，但终不能久保。“寿阳一去，画江为守，使敌在吾耳目之前，伺吾转盼之隙，则江、扬、荆、襄其势孤矣。”(29)后来侯景据寿阳叛，“因此以墟江扬，一乱不复，而江南之势去者，以寿阳先也。”(30)
　　守淮重镇又有淮西义阳（今河南信阳市），淮北谯郡（今安徽亳州市）、下邳（今江苏淮阴市西南古淮河与泗水交汇处)、涟口(今江苏涟水县）、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云台山，当时尚为海岛）、峡石（今安徽凤台县西），淮南马头（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南岸）、钟离（今安徽凤台县东北）、淮阴（今江苏淮阴县西南甘罗城），等等。如淮阴，与寿阳、盱眙同为“淮南之源本”。(31)泰始失淮北后，淮阴的守御地位极为重要，“东接山阳，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有盱眙、寿阳之镇”(32)，“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漕，无他屯阻。”(33)又如义阳，位于大别山北麓，悬瓠失守，义阳代为重镇，其地“有三关之隘，北接陈、汝，控带许、洛”(34)；外通淮汴，则东障淮西；内连荆扬，则南制全楚；又西出宛、邓，故“义阳存则寿阳可复，寿阳复则两淮可守。义阳失则非惟绝两淮南望之意，抑亦为建康后日之忧”(35)。梁既失义阳及三关，陈力争淮南、北，而不争义阳，于是淮南不保，江北尽失。
　　无力守淮便守江。“若夫江之所守，吴纪陟所谓西陵至江都凡五千七百余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36)按东部守江重镇，江北者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历阳（今安徽和县）、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江南者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当时，长江建康段江面宽广，高岗逼岸，城内驻有台军，石头城是临江突出的军事要害，不易登临。而“京口、采石，俱是要所”(37)，是该段江面的束狭之地，为下游最重要的津渡(38)，且距建康甚近，山水险峻，易于设防，故六朝人视之为建康的东西锁钥。建康之西以采石为遮蔽，对岸为历阳；历阳根本又在合肥。合肥据江淮中途，水道相通，向为淮南噤喉，江南唇齿。合肥不保，则历阳受胁；历阳受胁，则采石难守，而建康震动。又建康之东以京口为遮蔽，“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39)，“因山为垒，望海临江”(40)，既以御海寇，又以控江防，而京口根本在广陵。“广陵与京口对岸”(41)，广陵之备不固，京口之势危殆；京口之防或疏，建康之危立至。隋灭陈之役，庐州总管（驻合肥）韩擒虎自历阳渡江袭采石，吴州总管（驻广陵）贺若弼自广陵济江拔京口，建康随之而下。
　　六朝之守，在中部有两道防线，即守汉与守江。守汉先守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而重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岸部分）。按南阳“比接二关，咫尺崤、陕，盖襄阳之北捍，且表里强蛮，盘带疆埸”(42)，以其北连中原、南控荆襄、东通江淮、西邻关陕，成为南北纷争中的重镇要道。桓温、刘裕皆由此以问关、洛；宋元嘉中亦遣兵出此，直抵潼关。齐建武五年（498年），南阳沦陷，于是关、洛之途塞，而襄阳之势危。又襄阳向为南船北马交换之地，物资饶足，形势险要。所谓“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43)，故欲由南方进窥中原者，襄阳在所必争。东晋有襄阳，桓温、刘裕乃能恢复洛阳，耀武关中。及梁末，襄阳为后梁、西魏所得，元帝止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江陵者，为襄阳防线之后盾，自孙吴以来为荆州重镇，其地据荆楚之中，交通便利，且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荆楚固则江东之势安”(44)。但有江陵必须同时有襄阳，所谓“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45)。及后梁国于襄阳，又迁于江陵，则截断长江，此陈之所以国势尤弱。
　　又中部守汉重镇尚有城（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北岸部分）、石城（今湖北钟祥县）、下戍（今湖北枣阳市东南），守江重镇尚有硖口（即西陵峡口，今湖北宜昌县西）、上明（今湖北松滋县西北长江南岸）、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武昌）、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等等。如樊城与襄阳夹汉水对峙，御敌水北，自较襄阳更为有利。夏口“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46)。江陵失守，往往即退守夏口。而硖口、上明、巴陵之地，复有阻截舟师自巴蜀顺流而下的意义。
　　六朝之守，在西部守秦岭、米仓、大巴等山以为屏障。按秦岭绵长，北坡陡峻，南坡迂缓。秦岭北为关中，南为汉中，其间谷道（如嘉陵道、骆道、子午道、褒斜道）相通，然山高谷险，中途还需栈道连接。又米仓、大巴北为汉中，南为巴蜀，其间也有谷道（如剑阁道、米仓道）相通。这种形势，使汉中北瞰关中，南为巴蜀捍蔽，又以汉水东接荆楚，从而成为南北势力消长之地。南盛则据有汉中，势有所不敌则退守巴蜀。但若退守巴蜀，则南朝不但不能窥关中、河西，即欲守住巴蜀，也恐不易。汉中重镇为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南郑地处汉中盆地中心，其西北为关中入汉中的重要栈道褒斜道所经；汉中入巴蜀的栈道米仓道、剑阁道则分别以南郑、南郑西为起点，故南郑要险，为成都之喉嗌。又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为蜀地中心，巴郡（今四川重庆市）为巴地中心，巴蜀之地，天府之国，从来欲取天下者，莫不切切于巴蜀，故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必先从事于巴蜀。由此可知单单割据巴蜀，固不能逐鹿中原，而欲逐鹿中原，却不能不收用巴蜀，盖“取蜀之利，内可以固荆楚，……外有以扰关辅，关辅扰则北方之力分。我安而彼分，则天下之事济矣。故取蜀者，天下之至计也”(47)。巴蜀又为立国东南之保障，东晋初年，慕容使节刘翔至建康，与晋公卿论巴蜀形势曰：“王师纵未能澄清北方，且当从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举事，并（李）寿而有之，据形便之地以临东南，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48)故欲保全东南，必须保全巴蜀。东晋、宋、齐、梁所以能立国东南，即与据有巴蜀、无西顾之忧有关；而欲保全巴蜀，又要保全汉中，“蜀与汉中，其由唇齿也。”(49)梁既失去汉中，旋就失去巴蜀。陈之灭亡，不仅由于画江而守，也由于上游巴蜀之丧失，盖北方取巴蜀后，既破坏地理、军事、经济均势，又顺流而下，于统一易于着手。(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