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的另一個現代記憶是所謂「信任鴻溝」（creditability gap）。自從越戰以來，美國人普遍不信任美國政府，對政治持懷疑及憤世疾俗態度。政黨之間也互相不信任。例如，曾長期擔任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著名參議員富布賴特（J. William Fulbright, 1905-95），因〈東京灣決議〉深感被約翰遜政府欺騙，在1967年開始舉行聽證會，調查政府的越南政策。越戰影響富布賴特對行政部門的態度如此嚴重，致使他在晚年曾這樣評論說，以他在華盛頓多年經驗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不能信任政府。這種對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在越戰結束30多年的今天達到令白宮十分擔心的地步。克林頓政府的副總統高爾利用1994年6月應邀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致詞的寶貴機會，大聲疾呼美國人應放棄對政治及政府的憤世疾俗態度。對此，前總統布什亦早有同感。他在就任總統期間的一次演說中深有感慨地指出：「越南以來，事情一直是這樣，那場戰爭還在分裂著我們。可是，朋友們，那場戰爭已不折不扣地過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其影響』無疑已到極恨。越南的終極教訓是，沒有大國能長期承受得起這種記憶的吞噬，這已是不爭的事實。」51

　　五　美國越戰記憶的單向性和自我情結

　　歷史學家普來斯利（Thomas J. Pressly）在其《美國人對其內戰的解釋》（Americans Interpret Their Civil War）一書中這樣評論美國人對內戰的記憶：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美國人對內戰的態度完全是片面的。「這些人大多親身經歷內戰的到來及戰時的激情。」「只要戰時的情感不消失，只要內戰問題還是日常政治中敏感及激烈辯論的問題，對戰爭起因的解釋就會一邊倒地力圖把戰爭的罪責推到對手身上。」52美國對內戰的記憶如此，對越戰的記憶更是如此。不管有意無意，「美國人通常只記住他們想記的或者希望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實際發生的事情」53。歷史學家佩特森（Thomas C. Paterson）在其就任美國外交政策史學家協會主席演說中指出：「美國人以缺乏真正歷史感著稱，他們迴避深刻的歷史分析。」54越戰實際上有兩個戰場，一個在越南叢林，另一個在美國國內。越戰的現代記憶並不僅限於戰爭本身，更多的源於美國文化及心態。正如何曼（John Hellmann）指出：「在最深層意義上，越南的遺產是擾亂了我們的歷史，也擾亂了我們對過去的解釋及對未來的展望。」55

　　雖然越戰是美國人反省最多的一場戰爭，美國人的越南記憶亦不謂不深刻，但其記憶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記憶的單項性和自我情結。例如，美國人的越戰記憶主要集中在美國自己，美國的失敗、美國付出的巨大代價、美國人的心理創傷等等，卻很少考慮這場由美國發動的戰爭對其他國家及人民的傷害。事隔二十多年後，美國對亞洲的記憶仍舊是忽視越南，迴避戰爭給越南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越南有至少十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這場戰爭。顯然，同越南相比，美國的戰爭代價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據目前能得到的最新資料，至少有320萬越南人死於這場戰爭，其中尚不包括南越223,748軍人死亡數字及在戰爭中失蹤的大約300,000名越共士兵。在這320萬死亡人數中，只有三分之一屬越共正規軍或游擊隊員（110萬），剩餘200萬則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婦孺。更有甚者，由於美國在越南大量使用化學武器，導致大約50,000越南兒童先天殘障。此外，尚有同美國人在越南並肩作戰的5,200名來自南韓、澳大利亞、泰國的軍人戰死越南56。美國人的現代記憶中，很少包括這些受害者。毋庸置疑，越戰的最大受害者不是美國，而是越南人民，特別是南越人民。他們中許多人家破人亡，失去家園甚至國家。整個越南經過長期戰火及美國人的無情摧毀，幾乎是焦土遍地，彈痕纍纍。自1954年以來，美國信誓旦旦要保衛西貢政府，但在1973年，美國事實上單方面拋棄了西貢政府。當時越南的總統指責美國是「不人道的盟邦」，其最後出賣西貢政府的作法是「不人道的行為」。縱觀美國的越南政策，這位南越最後一位總統喟然感嘆：「成為美國敵人尚易，做其朋友實難。」571983年在美國首都的伍德羅．威爾遜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舉行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一位前南越駐美大使在總結越戰教訓時評論到：「我對尋求美國援助的弱小國家的勸告是，警惕美國。因為最終受害最深的不是美國，而可能是我們這些小國。」他以越南的教訓為例說，事態一旦不可收拾，美國即自行脫身，儘管弱小國家人民亡家亡國，美國則可以用一句「充其量，它是美國歷史中令人不滿意的一頁而已」了結58。

　　美國人這種對越戰記憶的單項性和自我情結，有時危險地導致有選擇的忘卻甚至故意歪曲記憶。有選擇的忘卻甚至故意歪曲記憶在新聞媒體、電影業及政客中尤多。許多政客要麼仍糾纏於誰應對失去越南負責這類問題，要麼則聲稱越戰之失敗有其特殊性，不應用來影響美國未來外交政策，因此越戰的教訓就是美國不應吸取其教訓59。對越戰教訓的總結大多是學者們在書齋中進行的，一般美國人及政客直到今天仍不願正視或漠視越戰的真正教訓。當代美國人關於越戰的主要印象要麼來自於電影（如Deer Hunter, The First Blood, Apocalypse Now, Platoon, Forrest Gump等等），要麼源於自己的親身經歷（越戰老兵）。但好萊塢從未真正面對越戰的陰暗面及嚴肅性。所製造的電影大多流於浮淺，缺乏深度。其或者把戰爭浪漫化、庸俗化，或者個人英雄化，把越戰商品化。製片人所關心的不是越戰的深層含義，而是如何叫座。誠如著名作家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指出：「在面對嚴肅主題時，電影業歷來是臭名昭著的騙局，在越南問題上體現尤甚，電影業巨頭們採取典型的逃避現實的態度。」60美國人由此得來的關於越戰現代記憶，必然是片面的甚至浪漫的。另一方面，越戰老兵及當年反戰份子仍沉浸在個人情感之中不能自拔，很難冷靜思考戰爭的真正內涵。筆者曾有幸參加麥克納馬拉於1995年4月25日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一次演講，主題是其新書內容。在聽眾提問期間，濟濟一堂的大廳空氣緊張，充滿強烈的火藥味，情感成分之大，令人咋舌。麥克納馬拉本人甚至一度失控，大聲斥喝一位窮追不捨的提問者「住口」。麥克納馬拉後來對一位記者說：「沒有人問我有關〔越戰〕教訓問題，但教訓是非常重要的。」61在這種環境下，美國人對越戰的真正檢討尚待以時日。

　　六　反省美國捲入越戰的原因

　　麥克納馬拉把越戰的教訓作為美國人對越戰現代記憶的重要部分是很有道理的。無疑，對重要歷史事件的公正記憶取決於對其教訓及經驗的深入總結。如何分析及理解事件發生的背景，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著對該事件的現代記憶。對仍汲汲於「越南綜合症」、「不再越南」記憶中不能自拔的美國人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前事不忘，後世之師。全面總結及吸取過去的教訓無疑有助於提高美國對越戰的理性記憶成分，避免在將來重蹈越戰覆轍。

　　美國捲入越南的主要原因是要遏制中國，肯尼迪在解釋美國為甚麼要保衛南越時表示，鑒於中國的擴張性，如果南越陷入共產黨手裡，不久的將來，整個東南亞也會受到中國控制。肯尼迪及約翰遜政府堅決相信多米諾骨牌理論62。然而，這是一個嚴重錯誤的判斷。自1966年到1976年，中國的主要精力用在文化大革命上，不但無暇向外推銷革命，反而基本上退出世界事務，處於孤立狀態。中國對越南的援助，與其說是為了共產主義擴張，不如說是為了避免其東南亞鄰居完全為自己的對手蘇聯所控制。鑒於中國同越南的歷史不信任及利益衝突，兩國從來就不在一條船上。但這種錯綜複雜的背景不是抱「非黑即白」心態的美國人所能理解的。諷刺的是，在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為了解決越戰的困境，向中國伸出橄欖枝，旨在希望中國幫助其從越南脫身。如同當年美國錯誤地把越南的民族主義激情當成中國共產主義擴張一樣，現在又過高地估計中國對亞洲的影響。這是美國在亞洲問題上又一次判斷失誤。在1979年，越戰結束才幾年時間，中國同越南便兵戎相見。剛剛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美國事實上默然接受。至此，歷史為越戰寫下一個無情的註腳。正如布什在80年代末意識到的，「我們錯誤地判斷了中國在〔越南〕戰爭中的角色」，忽視了中越之間長期的歷史問題63。

　　美國捲入越南是因為對亞洲的無知，越戰是美國人一廂情願的戰爭。遺憾的是，美國今天並未高明多少。在美國的老對手蘇聯不復存在的今天，美國將中國當作自己的主要威脅，制衡中國的聲音不絕於耳。並在1995年8月同越南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意欲從外交上包圍中國。從1960年代為遏制中國捲入越戰的陷阱，1970年代同中國結成戰略夥伴關係，到1990年代高呼中國威脅論，利用各種藉口如人權問題、貿易問題等不讓中國進入國際大舞台（1993年帶頭阻擋北京主辦2000年奧運會，1994及1995年反對中國進入國際貿易組織等），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非理性、自私自利及對中國的深度偏見。難怪麥克納馬拉認為美國尚未吸取越戰教訓的一個明顯事例，便是目前美國的對華政策。他特別批評美國的人權外交。麥克納馬拉聲稱：「作為一個民族，我不認為我們懂得人權。我們把人權當作民權，但民權並不是人權的唯一成分，甚至不是主要成分。人權的主要權利是生存權。」麥克納馬拉譴責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64。他在總結越戰的教訓時即大聲疾呼：「美國務必不要根據自己的歷史、政治、文化和道德去解釋別國事務。」65

　　越戰的失敗，是美國迷信武力的結果，強大的軍事力量並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但在美國的現代記憶中，對此教訓並未予以應有的重視。在後冷戰時代，美國仍大規模擴張軍備，意圖憑武力維持其霸權地位。例如，美國在1993財政年度的國防開支是2,910億美元。除去通貨膨脹因素，仍比1980年淨增25%。克林頓的1995-1999五年計劃的國防預算雖比1993年稍為減少，但據此計劃，1999年美國的國防開支在除去通貨膨脹因素外，估計比冷戰高潮時期的尼克松政府僅少3%而已。據麥克納馬拉計算，美國的國防開支幾乎等同於世界各國開支的總和66。美國要別國「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自己卻厲兵秣馬，霸權心態昭然若揭。此種行為，何以服天下？以此行事，談何獲得關於越戰的公正記憶？

　　七　美國應放棄霸權及超級大國姿態

　　從廣義上說，越戰是美國歷史的反映。一部美國史，實際上是一部美國不斷擴張史，擴張是美國的「生活方式」67。美國以傳播文明的名義，殘殺土著印第安人，把他們趕進荒涼的保留地。不顧半個美國尚屬奴隸制的事實，從十九世紀初以來，美國傳教士即在政府的保護下向外宣傳美國的文化、制度，聲稱美國的制度最美好，美國人最高尚。到二十世紀，美國的人權口雖喊得響徹入雲，但在美國內，美國的黑人在法律上同白人平等只有不到三十年的歷史。在今天，美國社會對有色人種的歧視仍比比皆是。在國際上，美國在越戰中慘無人道的大量使用化學武器（Agent Orange），摧殘了無數婦孺。事實上，從門羅主義、天定命運、門戶開放、到杜魯門主義、多米諾骨牌理論、新邊疆直至今天的人權高調和「世界新秩序」，都是與美國捲入越戰的理論根據一脈相承的。這一點過去如此，到今天仍未改變。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越戰也是美國文化心理情結的反映。美國人長期認同的所謂美國例外論，美國歷史上經常存在的民族心理的偏執狂心態，以及美國對外交政策採取道德化取向等等68，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美國捲入越南。美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所謂的外在威脅，而是美國自己，早在1952年，塞爾澤（Louis B. Seltzer）在其影響深遠的社論中即提到此點。該社論的題目是〈我們怎麼了？〉（"What is wrong with us?"）他在文中指出，美國最大的敵人即是自己69。美國今天更應捫心自問，而不能總是對別國頤指氣使，指手畫腳。國際事務如此複雜，但美國人常將其簡單化、黑白化。思維僵硬，先入之見很深，其結果必然是不斷給自己創造敵人。英國著名作家格林（Graham Green）對此曾有生動描述。他在1955年出版的名著《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小說中寫道，當美國人「看見屍體時，他甚至在未看傷口就斷言，這是紅色威脅，〔死者是〕民主戰士」70。冷戰結束後的今天，不少美國人高呼美國贏得了冷戰的勝利，他們似乎忘記了美國在越戰的慘敗教訓，上述偏執心態不但常常復萌，甚至有時過之而無不及。

　　基辛格表示：「倘若越南會留下有用遺產的話，那將是美國對這場悲劇的教訓作出公正評價。〔美國〕目前尚未做到這一點。」71如果美國不改變高人一等的心態，不放棄霸權及超級大國情結，美國的越南記憶將永遠是片面的、歪曲的，美國也很難真正吸取越戰的教訓。正如一位哲人說過的：誰忘記歷史，誰就注定重蹈歷史覆轍。　

 

　註釋：
1 客觀而言，在內政方面，約翰遜不失為二十世紀美國偉大總統之一。他的偉大社會計劃，特別是在民權立法方面，對美國社會的進步有很大貢獻。可惜的是，越戰不僅影響了他的內政政策的執行，並迫使他飲恨退出1968年的總統大選。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身敗名裂。不少學者認為，水門事件的出現，與尼克松對美國國內反戰運動的過份反應有一定聯繫。 
2、5、6、7、9、10、15、18、19、21、24、53、62、66　Robert S. McNamara,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Random House, 1995), 35-37; 32; 31; 30; 85; 96; 41; xv; xvi;321-23; 333; xvii-iii; 64; 327. 　
3、8、39　David Anderson, Trapped by Success: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Vietnam 1935-196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 193; 119. 　 
4 Dwight D. Eisenhower, Public Paper 1954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382-84. 
11 〈東京灣決議〉的根據是北越在1964年8月兩度攻擊美國艦艇。儘管約翰遜政府當時告訴國會，此事證據確切無疑，但事實是，直到今天，北越的攻擊特別是第二次攻擊是否真的發生，尚無定論。麥克納馬拉在回憶錄中也表示，不敢對第二次事件表示肯定。見註2，頁128。
12、13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1995, 3; 3. 
14 The Economist, August 12, 1995, 21. 
16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and the Brightest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3), 265. 
17 麥克納馬拉直到今天尚不清楚自己是被解職的還是辭職的。在其回憶錄中，他猜測也許兩者兼而有之。見註2，頁311。 
20 麥克納馬拉的這一觀點受到前國務院官員的反駁。他們堅持美國當時並不缺少東南亞專家，而是麥克納馬拉等人沒有虛懷納諫的修養，不能容忍不同的聲音，這方面的最新批評見Louis Sarris, "McNamara"s War, and Min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1995, A17。麥克納馬拉對此類批評不為所動，堅持己見。詳見麥克納馬拉反駁Sarris的文章："On Vietnam, Kennedy White House Flew Blind",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 1995, 26. 
22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1995, A17. 
23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1995, A20. 
25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1995, A5.
26 Rich Berg and John Carlos Rowe, The Vietnam and American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 
27 這種「背後插刀」的論調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希特勒對德國一戰敗北的解釋如出一轍。 
28 George C. Herring, "The Vietnam Syndrom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no. 57 (Autumn 1981). 
29、30、31　Richard Nixon, No More Vietnams (Arbor House, 1985), 9; 15; 237. 
32 William Westmoreland"s letter, see Bill McCloud, What Should We Tell Our Children About Vietnam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89), 137; William Westmoreland, A Soldier"s Reports (New York: Garden City, 1976). 
33 U.S. Grant Sharp, Strategy for Defeat (California: Presidio Press, 1978); David Richard Palmer, Summons of the Trumpet, U.S.-Vietnam in Perspective (California: Presidio Press, 1978). 
34 Jeffrey P. Kimball, "The Stab-in-the back Legend and the Vietnam War",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Spring 1988): 433-58. 
35 Guenter Lewy,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6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New York: Knopf, 1986). 
37 Arthur Schlesinger, Jr., Bitter Heritage: Vietnam and American Democracy, 1941-1966 (Boston, 1967), 31-32. 
38 Ga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1985). 
40 Larry Berman, Planning a Tragedy: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ar in Vietnam (New York, 1982). 
41 Brian Van De Mark, Into Quagmire: Lyndon Johnson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1991). 
42 Richard Holbrooke語。見註32，McCloud書，頁62。
43 Richard M. Pfeffer, ed., No More Vietnams? The War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ublished for the Adlai Steven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44、46、47　Andrew Martin, Receptions of War: Vietnam in American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5; 159; 156. 
45、50　Tom Wells: The War Within America"s Battle Over Viet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582; 581. 
48 中東戰爭開始於1991年1月16日，同年2月28日結束，持續不過一個半月時間。戰爭主要在空中進行，地面戰爭只有100小時。127位美國軍人死在戰場，但在戰爭期間死於事故及其他原因的美國人倒有236人之多。詳見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Random House, 1995). 
49、52　David W. Levy: The Debate Over Vietn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0; 176. 
51 Roger Bowen, "One, Two, Three, Many Vietnams: Vietnam as Antecedent to the American War in Central America", in America, France and Vietnam: Cultural History and Ideas of Conflict, ed. Phil Melling and Jon Roper (Avebury, 1991), 204. 
54 Thomas G. Paterson, "Historical Memory and Illusive Victories: Vietnam and Central America" (Winter 1988): 1. 
55、69　John Hellmann, American Myth and the Legacy of Vietna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x; 20. 
56 The Boston Globe, April 4, 1995. 
57 Nguyen Tien Hung and Jerrold L. Schecter, Palace Fil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333. 　
58 George C. Herring, "Some Legacies and Lessons of Vietnam",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Spring 1984): 211. 
59 Thomas G. Paterson, etc.,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Since 1900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91), 607. 
60 David Halberstam, "Review of Platoo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87, 21, 38. 　
61、64　The Boston Globe, April 27, 1995. 
63、65、71　見註32，McCloud書，頁22；85；68。 
67 William A. Williams,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An Essay on the Causes and Character of America"s Present Predica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68 關於美國文化心理情結與外交關係，詳見徐國琦：〈美國文化心理情結與文明衝突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4年第2期，頁31-39。 
70 Graham Green, The Quiet Americ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5),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