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是美國歷史上重要的和最長的一場戰爭，也是最不得人心的戰爭。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慘敗，使得兩屆美國政府（約翰遜及尼克松政府）被毀1，但更重要的是，在這場戰爭結束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它仍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社會、政治、文化、外交政策及國際關係。故此，研究有關這場戰爭的現代記憶，不僅有學術價值，也有現實意義。

　　一　冷戰的產物及代價

　　研究關於越戰的記憶，有必要先回顧美國捲入越南的歷史。在1950年代末，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越南在那裡，她似乎與美國利益無甚關聯。甚至到艾森豪威爾總統卸任前一天，在他向當選總統肯尼迪介紹美國面臨的外交難題中，越南並不是他關注的主要問題。他告訴肯尼迪，美國在東南亞的頭號問題是老撾。他始終未提越南2。在這種背景下，為甚麼美國後來捲入越南如此之深，以至不可自拔呢？

　　越戰事實上是冷戰的產物。只要美國的遏制政策不變，美國早晚是要捲入越南的。艾森豪威爾政府雖然拒絕單方面軍事介入，拒絕出兵奠邊府，坐視法國面臨滅頂之災，從而迫使法國勢力退出印度支那，但美國以非軍事的形式介入越南則為期甚早甚深。例如，在1953年的財政年度，法國印度支那軍費的三分之一是由美國承擔的3。更有甚者，在1954年4月艾森豪威爾提出所謂「多米諾骨牌理論」，聲稱如果印度支那陷入共產黨統治，東南亞其他地區將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很快陷落。他警告說，這種局勢對西方來說，後果不堪想像4。鑒於這種多米諾骨牌效應的考慮，艾森豪威爾在1954年法國撤離印度支那後，開始大幅度援助及扶持1954年建立的吳庭艷政府。在1955-1961年間，美國共向西貢政府提供了10多億美元的經濟及軍事援助5。參議員肯尼迪在1956年的一次演說，頗能代表美國對吳庭艷政府的態度。他說，西貢政府「代表著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基石」，「它是我們的孩子，我們不能拋棄、忽視它的需求」6。

　　在1960年總統大選中，肯尼迪以強烈的反共立場獲勝。他在就職演說中宣稱，「為保證自由的存在及成功，我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承擔任何負擔，忍受任何困難，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7。肯尼迪政府以其年輕的朝氣、活力及自信，迅速把美國捲入越南泥潭。1961年底，肯尼迪決定把美國在越南的軍事顧問人數由原來的幾百人增加到16,000人。1963年下半年，美國認為吳庭艷政府已成為美國越南政策的障礙，決定除之而後快。因此，美國鼓勵及支持西貢軍事政變，結果導致吳庭艷政府在1963年11月初被推翻，吳庭艷兄弟被殺。事與願違的是，美國拋棄了這個曾享受艾森豪威爾政府全力支持、被後來成為總統的約翰遜稱為「亞洲的邱吉爾」的吳庭艷後8，越南局勢比以前更糟，政局嚴重不穩。在吳庭艷被推翻不到一年的時間，南越更換了六屆政府。曾任肯尼迪及約翰遜政府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在描述吳庭艷死後的越南情形時慨歎道：「美國在南亞面臨一個完全政治真空，在追求同美國目標相應政策時，美國已無任何迴旋餘地。」9顯然，除去吳氏兄弟不但沒有緩解美國的越南問題，反而使問題更趨複雜、嚴重。美國在越南陷得愈來愈深。包括麥克納馬拉在內的一些政界及學界人士認為，如果肯尼迪不被暗殺的話，他也許最終會撤出越南10。然而，歷史是不能假設的。現實是，在吳庭艷兄弟被殺後不到三個星期，肯尼迪被刺身亡。此後，美國更進一步滑進越戰的深淵。

　　1964年在約翰遜政府的精心操縱下，美國國會通過所謂〈東京灣決議〉11，授予行政部門廣泛的軍事決策權力。1965年7月，約翰遜政府決定向越南派出175,000人的作戰部隊。這是美國陷入越南悲劇的關鍵性步驟。自此，美國已被完全綁到越戰的戰車上而騎虎難下。1973年1月，美國在越南的作戰部隊達到543,400人。從1960-1975年，美國共派出200多萬作戰軍隊至越南。然而，先進的武器、訓練有素的龐大部隊並沒有幫助美國取得勝利。1973年1月，美國同越南簽署所謂〈巴黎協定〉。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場戰爭終於以美國的失敗告一段落。1975年4月，西貢政府解體，越南統一。越南，這個被基辛格稱為「四等國家」的莞爾小國，使美國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到1973年1月，美國從軍事上撤離越南時，計有58,191個美國人死於越南叢林，其中尚不包括迄今仍被列為MIA（戰爭中失蹤者）的1,615人12。受傷者則達30多萬。美國蒙受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千億美元。尤有甚者，美國社會、文化、經濟及政治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二　麥克納馬拉的最新反省

　　1995年8月5日，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到達河內，美國同越南重新建立外交關係。克里斯托弗在河內的演說中充滿樂觀：「讓我們不再糾纏過去及衝突，而共同創造有效合作的未來。」13翌日，他進一步聲稱：「我們現在已進入充滿希望及變革的時代。」「我們認為越南是自己歷史的產物，它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我們不再視越南是一場戰爭，而是一個國家，我們認為越南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貿易及外交夥伴。」14這些話聽上去讓人感到美越似乎沒有經歷一場災難戰爭及二十多年的敵對狀態，甚至讓人覺得美國人已忘記越戰的創傷。然而，克里斯托弗的話充其量只是一廂情願的外交辭令而已。就像中國人無法忘記文化大革命一樣，美國人根本無法忘記越戰。在越戰已結束二十多年的今天，美國人對其現代記憶並未因時間的流逝而淡忘，越戰已深入美國的靈魂及民族基因。軍事意義上的越戰也許已經結束，但政治及心靈意義上的越戰的終結尚杳杳無期。1995年出版的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的越戰回憶錄《回顧：越南的悲劇及教訓》（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引起美國朝野特別是越戰老兵的強烈反應，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麥克納馬拉在1961-1968年期間就任美國國防部長，由於他捲入越南決策太深，以致當時許多人稱越戰為「麥克納馬拉的戰爭」15。可悲的是，這個曾被稱作「生活在無所不能的社會和無所不能的時代中無所不能的人」16，到1967年後開始對美國的越南政策感到懷疑，但就如何解決問題卻束手無策。1968年2月，麥克納馬拉在極度沮喪中離開五角大樓17。此後，他對越戰一直三緘其口，沉默了近20年。現在，他終於寫出了這本他從來不準備寫的書18。這本書與一般回憶錄的最大不同處是，它是在大量研究基礎上寫成的，有歷史學家指導。另一個特別之處是，該書是一本懺悔錄，它揭示了一個因越戰而備受心靈及良心折磨的當事人的心路歷程。作者公開指出，在越南問題上，「我們錯了，大錯特錯了」19。麥克納馬拉以其對數字的終生不疲的愛好，在書中列出美國陷入越戰災難的11個原因20：

　　1　美國錯誤判斷了越南的動機，高估了越南行動對美國的威脅。

　　2　美國把自己的經驗套到南越身上，對南越的政治力量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

　　3　美國低估了民族主義對越南人民的推動力。

　　4　美國在越南的錯誤，反映了其對越南的歷史、文化、政治的無知。美國缺乏這方面的專家21。

　　5　美國沒有意識到現代化軍隊，高科技裝備及先進理論在對抗特殊的、高度動員的人民運動中的局限性。

　　6　行政部門在決定重大步驟前，沒有同國會和美國人民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

　　7　因為決策者在越戰問題上向美國人民解釋不力，導致其外交政策缺乏人民的廣泛支持。

　　8　決策者未意識到美國不是無所不知。美國無權按自己的意志去改造別國。

　　9　在美國的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脅下，其在越南的行動應該與多國部隊配合，並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但美國沒有做到這一點。

　　10　美國沒有意識到在國際事務中有些問題是沒有直接答案的。

　　11　行政部門不能有效地處理特別複雜的政治及軍事問題。這種組織缺陷也是美國在越南失敗的重要因素。

　　麥克納馬拉的這些觀點代表著美國對越戰的最新記憶及反省，同時也「喚醒了久遠的和痛苦的記憶」22。該書一問世，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反響極其強烈。白宮對該書的出版表示高興，因為麥克納馬拉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為當年逃避越戰兵役、自稱「反對和蔑視越戰」的克林頓總統23，提供了辯解的理由。當年的越戰老兵及其家屬則對麥克納馬拉的觀點感到非常氣憤。他們質問道，如果麥克納馬拉認為越戰是「大錯特錯」，為甚麼等了這麼久才說？為甚麼他在出任國防部長時，要絞盡腦汁為美國越戰政策辯護，並成為該政策的主要制訂者？麥克納馬拉該如何向死在越南的上萬美國士兵交代？當年在美國政府部門特別是國務院任職的部分官員，對麥克納馬拉的論點也頗有微詞。麥克納馬拉的觀點雖不全面，有時甚至自相矛盾，例如他在回憶錄的最後表示，美國在越南作戰八年是出於善良及誠實理由的（good and honest reasons）24，但整體而言，這本書的觀點畢竟尚屬公正。面對鋪天而來的憤怒浪潮，我們不能不深思這樣的問題：為甚麼有如此多的尖銳批評？美國人究竟接受甚麼樣的越戰記憶？有沒有一個關於越戰的集體記憶？

　　三　兩種越戰記憶：「可贏性」與「必輸性」

　　對同一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記憶，在不同的時間，記憶也會相異。美國人對越戰的記憶也是如此。在戰爭剛結束不久，美國人想把它當作一場惡夢或「憤怒的夢」來忘記。政客們出於各種不同的心理，也想把它置諸不理。例如，1976年的總統大選就很少涉及越戰。「忘卻性」記憶在今天仍有某些市場。例如，前總統布什在1995年9月5日訪問越南時所作的一次演講中公開聲稱，在越戰問題上，「我不是修正派，不同意麥克納馬拉的觀點。」「我更傾向於立足現在，放眼未來。揭開舊傷疤毫無意義。」25但整體而言，這種所謂「忘卻性」記憶持續的時間不長，並很快被所謂「可贏性」記憶所代替。持這種記憶的人認為，美國在越戰中本來是可以贏的，只是因為軍方的手腳被縛，美國才坐失贏機。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一些保守的政客及軍方人士，例如，在1980年代初，以保守反共著稱的里根在競選總統期間及入主白宮後，欲以「重振美國」的口號喚起美國人的信心。為了打消美國人對越戰的灰色記憶，里根意圖灌輸一種新的內容。他公開聲稱，越戰是一場「高尚的事業」26。美國的失敗不是由於美國缺乏道義及實力，而是由於反戰派不讓美國贏，他們束縛了軍方的手腳，美國遭受背後插刀（A stab in the back）27。里根把美國地位的下降等統統歸咎於美國在越戰的失敗，他鼓吹美國應摒棄「越南綜合症」（Vietnam Syndrome）28。尼克松在1985年出版的《不再越南》（No More Vietnams）中，更是赤裸裸地販賣這一觀點。在開篇伊始，尼克松寫道：「美國歷史上沒有甚麼事件比越戰更受到誤解了，其在當時被歪曲報導，現在則被歪曲記憶。」29遺憾的是，尼克松這本為自己辯護及推卸責任之書，加深了美國人對越戰的記憶失真。例如，他在書中一本正經地聲稱，越戰「失敗於美國政壇，而不是在東南亞戰場」30。對美國來說，越戰是道義的戰爭，可贏的戰爭。在1973年，美國通過簽署〈巴黎協定〉，實際上贏得了戰爭，但由於美國國會拒絕採取必要措施，並束縛了行政部門的手腳，導致美國失去了和平。尼克松全書的底蘊是：越南的失敗，不是他尼克松的錯。至於越戰的教訓，尼克松進一步指出，這只是美國「一時的挫折」，「重要的是美國應從失敗中吸取正確的教訓」。在尼克松看來，「不再越南」並不意謂美國不再捲入類似干涉，而是意味著美國「不再失敗」31。

　　美國許多軍方人士更是竭力加強這種「可贏性」記憶。例如，威斯特摩蘭（William Westmoreland）將軍自始至終認為美國「軍方〔在越南〕從未輸掉任何重要戰役，也從未輸掉這場戰爭。美國的失敗是國會的行動造成的」32。夏普（U.S. Grant Sharp）將軍、帕爾謀（David Richard Palmer）將軍等也競相著書立說，把越戰失敗的責任推卸到行政部門身上33。學者中持「可贏性」記憶的也不乏其人。這些人認為，反戰運動、媒體誤導及行政部門的錯誤決策導致本來能贏的戰爭功虧一簣34。例如，萊衛（Guenter Lewy）在研究許多保密資料的基礎上得出這樣結論：如果美國直接控制西貢政府及其軍隊，並領導越南的社會改革運動，越戰的結局也許兩樣35。

　　與「可贏性」記憶相對的是所謂「必輸性」記憶。例如，歷史學家赫爾齡（George C. Herring）等即認為由於美國錯誤分析美國的利益及越南的現實，軍事捲入越南的結果注定要失敗36。歷史學家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早在1967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越戰是美國的陷阱（a quagmire），是「一場沒有惡棍的悲劇」（a tragedy without villains）37，因為美國是在無意中一步步捲入越戰這場災難的。但有些學者，特別是新左派史學家，堅持越戰是美國歷史及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科爾柯（Gabriel Kolko）等人即持此說。例如，科爾柯論證美國的越南政策從一開始就存在致命的缺點。越戰是美國冷戰政策的產物，但這種冷戰政策存在嚴重缺點，越戰的失敗因而理所當然38。此外，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美國必輸的原因。歷史學家安德生（David Anderson）指出，艾森豪威爾政府把自己綁在吳庭艷身上，是「自找麻煩」。其越南政策是把美國引向災難的「不歸路」39。歷史學家伯曼（Larry Berman）認為約翰遜的越南政策是「安排災難」40。幫助麥克納馬拉起草回憶錄的凡．德．馬克（Brian Van De Mark）則稱美國的越南政策是「自投陷阱」41。

　　四　「越南綜合症」與「不再越南」

　　上述觀點反映到大眾現代記憶及政治家詞彙裏，便被簡單歸納為所謂「越南綜合症」及「不再越南」觀。「越南綜合症」一詞的始作俑者大概是尼克松，後來由里根使其廣為流行。「越南綜合症」一詞尚無確切定義，其含義頗為模糊。籠統而言，該詞常被傾向越戰和類似國際干涉的人用在反對派身上，以此來形容反對或批評越戰或類似越戰危險的觀點立場是一種疾病。「越南綜合症」與「不再越南」是緊密相關的。持「不再越南」觀的人也分不同類型。一種是所謂孤立主義派，他們認為，鑒於越戰的失敗，美國從此應回歸內政。對國外的事，如果不直接影響美國的利益，管它春夏與秋冬。另一種人雖不主張美國回到孤立主義老路，但堅持美國在越南問題上應吸取教訓。各派儘管出發點不一，但在「不再越南」問題上殊途同歸。這些人共同聲稱，越戰是美國犯下的巨大錯誤，它是不義的戰爭，必輸的戰爭。「這是一場在錯誤的地方所進行的錯誤的戰爭，我們根本就不了解對方」42，美國應該在現在和將來避免重蹈覆轍。早在1968年阿德萊．斯提文森研究所（Adlai Steven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即組織有關專家討論這一問題43。在里根總統第一任期內，由於他在中美洲奉行赤裸裸的軍事及強權外交，使一大批批評者譴責里根在重蹈越南覆轍。越南的陰影在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期間也一再顯靈。反對波斯灣戰爭的人士警告，中東會成為美國的另一個越南。出於這種背景，布什在中東戰爭開始前被迫向美國人民保證，中東「不會是另一個越南」44。布什吸取的越南教訓是，在中東戰爭期間嚴格控制媒體報導。指揮這場戰爭的希瓦茲考夫（Norman Schwarzkopf）將軍於1991年3月波斯灣中東戰爭剛結束不久，總結這場戰爭時也明確表示：「我一生中做任何事都以越南為參照系。」45一位密切注意中東戰爭的觀察者評論道，「我們沒有學會如何結束越戰，我們學到了是如何控制它」46。雖然布什宣稱中東戰爭是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但在相當程度上，如馬丁（Andrew Martin）所說的，其目的是建立「後『越南綜合症』秩序」47。當美國用強大的空中及尖端科技優勢，迅速取得中東戰爭勝利後48，布什總統興高彩烈地宣稱，美國「已一勞永逸地消滅了越南綜合症」。布什此說實在有點言之過早，美國在波斯尼亞戰爭發生好幾年後不敢貿然捲入，主要還是不少美國人擔心越戰的幽靈再現。關於越戰，美國大多數人直到今天仍是談虎色變，1985年春，根據《新聞周刊》的調查，64%的美國人認為越戰是「一個錯誤」。《紐約時報》的民意調查結果是，63%的人持相同結論49。1990年，在中東戰爭的前夕，蓋諾普民意測驗顯示，72%的人認為越戰不僅僅是一個錯誤，它從根本上就是錯的和不道德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