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解体后，中国进入了50年的小分裂，无暇西顾。是蒙古人让中国人了解西域所发生的一切。
粗略地讲，今天的内外蒙古地属匈奴和突厥的版图。可以说蒙古是突厥的后裔，而突厥是匈奴的后裔。原属突厥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出色领导下，成为一支独特的民族。
成吉思汗在1206年通一蒙古时，蒙古人口不过百万。蒙古人的将领是出色的，三次西征使蒙古人获得史无前例的巨大版图：东部战场取得中亚的所有土地，和南亚的一部分土地；西面战场征服俄罗斯，击溃匈亚利和波兰，欧洲军队已经被消灭，欧洲垂手可得；西南战场不幸败于埃及，扩张未能到达非洲；南部战场攻陷了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立国500年的阿拔斯王朝首都），获得埃及东面的所有阿拉伯土地。最后，蒙古挥军席卷了仅存的南宋半壁江山。蒙古人在北京建元帝国时，在北京的元帝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是蒙古大帝国名义上的大可汗。忽必烈死后，蒙古帝国分为互不嫡属的五个汗国。元帝国的疆域不及西域。
元后的明朝虽数度西征，但他们对万里关山外的疆域兴致不高。又萎缩在汉民族的传统的35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里。
乘中国忙于明末和清初的一系列战争，准葛尔人崛起西域。准葛尔人原居于今准葛尔盆地一带，是蒙古的一支，但文化上则更认同突厥。准葛尔人口不足百万，却要重现成吉思汗400年前的辉煌。在雄才大略的可汗们统领下，准葛尔汗国统一西域，西夺中亚，东取蒙古，南霸西藏，一时雄居中亚。准葛尔人用的是原始的作战方式：战马和弯刀。即便如此，准葛尔汗国还曾击败了初具现代化武器的沙俄彼得大帝的东扩军队，与拥有大炮的清帝国的数度交手互有胜负。不幸的是，这个剽悍的民族不如成吉思汗走运。蒙古军固然善战，但成吉思汗迂到的是：败落的由西夏、金、宋组成的分裂的中国，黑暗之极的中世纪欧洲，和早已过了鼎盛期的阿拉伯帝国。如今，准葛尔人遇到的是，处于鼎盛时期有一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清帝国；和孜孜不倦革新进取，有几千万人口的西方大国沙俄帝国。最后的不屈不饶的游击战争方式，也使得清乾隆帝愤怒之极而下令绝种屠杀：不分男女老幼。立国100余年的的准葛尔人和准葛尔国于是彻底消失了。犹太国被罗马人灭了两千年后，还能吐一口傲气。而准葛尔人不能，他们太倔，以至于玉石俱焚。如今，只剩空无一人的准葛尔盆地这个地理民词，任由后人凭吊。
准葛尔汗国与清帝国在同一时期各自立国，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清帝康熙初时反击准葛尔汗国，只是为了北方领土的完整和西北疆域对满清的臣服，并无吞并西域之意。
战争的结果却往往对疆域和势力范围作重新界定，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胜利的一方扩大疆域。清乾隆帝为了让人记住自己的功劳，改西域为新疆，于是新疆纳入中国版图。至今已有250年，无论从国际法的哪一部分去解释，它现在都只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乾隆帝的浮夸和虚荣将康乾盛世推向顶峰，但也送走了中国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在新疆并入中国100多年后，它曾有10多年的时间脱离中国。那是中亚人阿古柏（哈沙克人）在沙俄扶持下的侵入。左宗堂大帅以65岁的高龄（当时的平均寿命是40岁左右），蔑视着昏庸大臣们的冷言冷语，做着当时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运着自己的棺材，带领6万湘湖子弟走上壮烈的西征之路。那可是3000公里的直线距离，渺无人烟的戈壁滩、沙漠、黄沙蔽天和枪林弹雨。当我们看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要记住这位傲气的矌世大英雄。没有他，或许蒙疆不保，蒙疆不保又会使回疆不保，以至西藏三面环敌而难保。也许，中国人就又回到传统的350万平方公里的小朝廷中。
象左帅这样的身体力行的中国人太少。相当数目的中国人到今天还在牢骚满腹地抱怨满清人误国，抱怨满清最盛时的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只剩如今的960万。因为他们弄丢了150多万的土地，让沙俄在中亚和东亚挖走了这些版图。另180多万是因外蒙古独立而丢失的，也错误地怪到满清的头上。那可是二战末强权们搞的，为首的又是改了名字的沙俄。清朝后的史学家和政要们，喜欢以高谈阔论的方式指责满清丧权辱国，这让人想起了宋、明王朝的士大夫们：他们只会谈些掷地有金石声的高见和伦理，和最后消亡时刻的悲壮。要知道，满清帝国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诸多超强敌人,和近代到现代的前所未有的观念大革新和大转变，它还是苦撑着留下了115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这土地传到汉人手里不到35年，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脱幅而去，可见守成之不易。无怪周恩来说：爱新觉罗的家族对中华民族是有重大贡献的。这最重要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比明朝多了近三倍的疆土和民族的大融合。
*新时代的和平西进
这三个旧帝国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才取得对西域的统治或控制。战争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在以民为本和国际化的当代尤其如此。
当今，人们已将大部分的注意力从疆土的扩张到经济和文化的扩张。经济的扩张有赖于政治的扩张，有赖于政治上的影响力和稳定。
清帝国的领土扩张，使得今天的中国版图大于汉帝国和唐帝国盛时的版图。使得中国有机会用这一部分遗产，去发展国力和扩张政治影响力。在21世纪和平为主题的今天，领土的扩张已不再被容许；但政治影响力的扩张，却是每个国家争取合法利益的前奏。经济增长会提升国力，国力的上升又会使这个国家被推到历史舞台的前沿，难以人们的意志所转移。这正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耽忧。美国正是耽忧中国走美国自己过去100年走过的路:当它的国力于上世纪初上升到无国可及后，不甘寂寞而难以洁身自好，以至于至今一发不可收拾地不断称霸世界，和寄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方式，永久地称霸世界。和平称霸世界带来的利益是大国们历来的梦想。回望古中国有作为的历代帝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有作为的历代帝国在有所作为的几次正义战争后，都曾以极大的自信对战争欲罢不能。最终皆力竭而衰，难以为继。尽管物质已经高度文明，但我们仍然生活在与物质文明不太相称的世界里:没有太多人相信，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会来自于一个没有威慑力量的和平国度。因此不论强国、弱国、大国、小国的人民，他们都朗诵着同样一句话:为了和平必须随时准备战争。
尽管已经到了21世纪，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一个不崇尚武力的民族与一个轻言用武的民族仍具有同样的危险性。
尽管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有众多维护正义的愿望和众多善良道德上的渴望，但在利益与道德间必须作出的艰难抉择中，几乎所有的国家和人民也都曾妥协过:有过对前者的宠爱和对后者的抛弃。
尽管和平与合作已成媒体里的主流声音，国家间的争夺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开阔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已从传统的对有限的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的争夺，发展到争夺有限的经贸市场、资金流动市场、人才流动市场、科学技术市场、学说言论和媒体市场等等。
尽管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寄望于对国际游戏规则和国际法的遵守。但如果人们认为这是永恒法则，那么他们的一厢情愿会有所失望。这些法则多为西方强权国家主导所制定，制定法则的人总会找到合理的理由修改法则。
在这些众多领域的争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角力。这种角力的成功有赖于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这多元的世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还必须有赖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综合的威慑国力，多层次和多方位的外部交往来得发展和维持。
“上海五国会议”方式的西进，兼顾于过去更着眼于于未来。它只是当代中国多层次、多方位西进中的一小插曲。这种合作式的政治上西进，但愿征兆着中国的第四次黄金时代的和平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