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变更被驳回，洋务派又力图在表面上绕过科举，寻求一种与科举同时并举的取仕方式。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上奏：“……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36]后山西道监察御使陈启泰上奏请求：“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可否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发往沿海各省委用。”[37]

　　屡遭驳议后，洋务派又提出学贯中西的新方法，企图寻找与科举调和的道路。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说：“……不若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学成后“其有通达古今政体、才大识远、兼通各科之长而足以胜大任者，则渐用为卿贰，可通以为大臣之选。”[38]已颇有创见。光绪十三年，有官员发明出录取算学生员，并仍准参加乡、会试，只是策问内容有别，另编字号的方法，并指出“如此虽不必特设专科，而此项人员，其学则参究中西，实事求是；……进非他途，不至为时论所轻。”[39]后这种方法为朝廷采纳。

　　变通科举的艰难，使洋务派力图从别的途径提高习西学士子的社会地位。自同文馆设立伊始便对学生有优厚的待遇，并给予一定的科名奖励制度。同文馆题名录上优生升途明确规定：“每三年举行大考后，择优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读书，并在本衙门充当差使；其课业较精者，或派各省差使，或派出洋差使。”[40]如同治七年总理衙门保奏：“严良勋、席淦二名给予内阁中书职衔，并作为附监生，俾得就近于北闱应试；监生汪凤藻、汪远 、王文秀三名，给予国子监学正职衔。”[41]规模最大的一次保奏是光绪十一年，包括曾出洋留学的学生，共计138名学生得到奏保。[42]后同治十三年，刘坤一奏请凡通洋人枪炮兵船的“即给予不次之富贵。苟能世其业，则世其禄而世其官。”[43]光绪五年罗应旒在企图调和中西之学的奏折中也提出要对学成“机汽、算学、重学、电学之类”者，“荣以禄位，与部臣等”，并特别指出“初设之时，更加优待，以开风气，不然儒者所不屑学也”。[44]这道出了新文化资本确立的艰难。因此有必要从制度上人为的提高其地位，周盛传在筹办海防的奏折中主张在沿海各省设洋学局，揽通西学者，其任职三年后“如有成效，即奖擢升阶”，特别强调“与正途出身无异”。[45]

　　此外，洋务派于新式人才还另辟了一条道路，即为荐举。荐举制度古已有之，但对洋务派来说却别有意味。许多杰出的人才都是通过洋务大员的荐举而出人头地的，如郭嵩焘就曾荐举邹伯奇、李善兰。[46]。除对这种有名声的人才举荐外，洋务派荐举人才更大量的是对自己幕府里的人才的发现。于此有突出贡献的幕府主要是曾国藩幕和李鸿章幕。曾幕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点，它为洋务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许多洋务大僚如李鸿章、李翰章、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等都出于曾幕。但曾幕主要的作用是镇压太平天国，稍后的李幕起于太平天国末期，与曾幕特点有很大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任务，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47]相比于曾幕，李幕于洋务贡献最大。

　　李幕人物功勋卓著者，“如黄芳、应宝时、和涂宗瀛，他们均曾任江海关道，……他们之得任斯职，均系由李鸿章的奏保，后来黄以病废，应则官至江苏按察使，涂则官至湖广总督。”而“如郭嵩焘、刘郇膏、郭伯荫、丁日昌、王凯泰、钱鼎铭、李元华、倪文蔚、刘瑞芬和徐文达。均先后官至督抚。大抵除郭嵩焘另有凭借外，其余均以淮幕起家。”[48]其他幕中人物，如留学生伍廷芳、马建忠，买办商人朱其昂、唐廷枢、盛宣怀等，虽多为低级功名甚至无功名，却因富有实际才干而为李鸿章重用。这些人都对近代中国的洋务事业做出了大贡献。

　　比较科举官宦升转，幕府荐举更为迅捷有效。曾、李两幕保荐人数众多，且出多位封疆大吏，形成湘系、淮系规模，对整个晚清政局举足轻重。这种取材实践不仅冲击了科举仕进，更从事实上大大冲击了传统文化资本的独尊地位。

　　三

　　如上所述，洋务派在新标准下进行了育才、取才的艰苦努力。从总体上看，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在两个方面扩大了范围。一是培育新式人才的对象。最初只是使幼童习“夷语”，后扩至举贡、生员（见上述罗应旒折），后竟把目标对准了翰林院，“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49]

　　另一方面是新式人才适用范围的扩大。这与学习西学知识的深度同步。最初学习语言的只是用于翻译场合，后学习天文、算学的用于军工制造等方面，从同治七年“只有通商省分及有教民省分相需甚殷”[50]到光绪十年时，则“如遇交涉事件，恐难以空疏无据之材而肆应，自不得以远距海疆，阙焉不讲”，[51]于是张之洞出“延访洋务人才启”。

　　可以说，到19世纪70年代末，洋务派的努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52]稍后，更有靠略知洋务而得科举功名者，如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照惯例应该不能被录取，但却因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而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竟打算以首名录取 [53]，所以有人感叹时人“宦途中遂以洋务为荣施，士林中遂以洋务为捷径。少年子弟就沪学习者有之，本省学堂中学习者有之，名曰中西并进，其实有西而无中，圣贤之微言大义，万无一解。稍知外洋语言文字，遂趾高气扬，谓天下道在是矣；孔孟视为腐儒也，四书五经视为赘瘤也，修齐平治视为迂谈也。”[54]此言虽发在1898年，但针对的是洋务30年的现象来立论，由此也反映出社会上新的取材观的逐渐形成，不可谓非洋务派之力。可见，在仕进升途及人们的思想上，洋务已深受重视，传统文化则不再是士子赖以炫耀、倚恃的唯一资本。

　　其时，社会上的权势转移早已经潜滋暗长，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年代已经开始 [55]，可以推断，如果没有洋务派三十年的努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旧的主导言说的位移和新的崇拜的兴起即可看作传统文化资本初始陨落的标志。

 

注释：
[1] 参见Bourdieu,Pierre,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1994。
[3] 如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39-92；又如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183-221等。
[4] 参看朱维铮《走出中世纪》，页153-182 。
[5] 参看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李妙根校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页64-176。
[6] 参看朱维铮校点《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相关章节，又可参看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
[7] 章太炎《清儒》，见朱维铮校点《訄书·初刻本·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页158。
[8] 参看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自序》，又可参看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171-196。
[9] 荀鹤《新学篇》，见《中和月刊》第一卷（1940）第一期，页6。
[10] 当然这里这样说并不意味排除了清代高压政策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但相比于外国的冲击，它仍是内部的因素。
[11] 参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页544。
[12] 参看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一文，已收入王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50-151。
[13] （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商务印书馆2000，页7。
[14] 见劳乃宣《桐乡劳先生遗稿》（第一册）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六辑第357种，页139。
[15] 郑观应《西学》，见《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202。
[16] 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重印本，页39。
[17]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556。
[18] 王韬《韬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页30；《韬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页323。
[19] 雍正谕旨，见《大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卷332，《礼部·贡举·试艺·体裁》雍正十一年下。
[20] 张仲礼《中国绅士》，页177—179。
[21]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1册，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页53。
[22] 《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页174。
[23]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页326。
[24] 左宗棠《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湖南社会科学院等编，岳麓书社1987，页9。
[25] 参看黎仁凯《试论洋务纲领》，《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26] 参看罗志田《权势转移》，页54-58。
[27]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7。
[28]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
[29]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10—11。
[30] 参看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301-349。
[31]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22—23。
[32]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30。
[33] 参看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324-333。
[34]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页121。
[35] 《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醇亲王奕譞等奏》，《洋务运动》第2册，页210。
[36] 《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1册，页53。
[37]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山西道监察御使陈启泰奏》，《洋务运动》第1册，页22—223。
[38] 《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页174—175。
[39] 《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江南道监察御使陈琇莹奏》，《洋务运动》第2册，页208。
[40] 《同文馆章程》，《洋务运动》第2册，页83。
[41] 《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142。
[42] 据《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第2册第168页统计。
[43]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江西巡抚刘坤一奏》，《洋务运动》第1册，页89—90。
[44] 《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页174—175。
[45] 周盛传《周武庄公遗书》，《洋务运动》第1册，页376。
[46]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洋务运动》第2册，页22。
[47] 王尔敏《淮军志》，页331。
[48] 王尔敏《淮军志》，页314。
[49]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25。
[50] 《同治七年十月十八日两广总督瑞麟等奏》，《洋务运动》第2册，页112。
[51] 张之洞《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洋务运动》第1册，页323。
[52] 王韬《洋务》上，《洋务运动》第1册，页484。
[53] 见汪诒年辑《汪穰卿先生传记》，转见罗志田《权势转移》页171。
[54]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页63。
[55] 参看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页109-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