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所谓“象征资本”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它与文化资源相区别。[1] 一般地讲，文化资源具有开放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起码的空暇时间、经济支持等基本条件，就能够占有它，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一种优越性的地位；而文化资本则具有垄断性，为社会上少数人所占有。它是一种资本形态，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交换价值；比如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交换。文化资源必须经过权威体系的认定，制度化后才成为文化资本。

　　在传统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制度化保障是科举，士子在科试通过后，将被授予科名，因为获取科名意味着成为绅士，或者进一步拥有官职、特权等，即使只是成为下层乡村绅士，也会拥有以科名为倚恃而获得的许多特权，只有在此时，儒学知识才转化为文化资本。换句话说，绅士可以把代表着其拥有儒学知识的科名作为一种资本来实现与其他资本的交换，或许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攫取，比如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等等特权与收益，同时乡村绅士在教化、伦理上也将会拥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威望。[2]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但如果仅从文化资源的层面讲，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前，从17世纪初期西方耶酥会士来华传教开始，已经出现与传统文化资源相异己的新思想资源的暗流，这暗流主要体现在天文与舆地之学上，其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已经有许多论著述及 [3]。然而，17世纪初期以后，西来思想资源的传入虽然明显出现了空白的局面，但并没有完全中绝 [4]。同时，在中国内部，大约从16世纪初起，正统的意识形态内部也分化出了自己的异端——即王守仁的王学，到了明末清初，士大夫痛于国变与国难，大讲经世之学，尤其是顾黄王颜四大儒，“各抱治平之略，修身践行” [5]励志经世 [6]，清初以后，文字狱繁密，形成章太炎所谓“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的局面 [7]，再加上一个长时段里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作用，这就有——对宋学的反动——所谓乾嘉汉学的兴盛 [8]，18世纪末期，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危机已经出现和加剧，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改弦易辙已经开始，长期占据学界主流话语地位的汉学的分化和衰落——所谓“嘉道之际，朝政之纲纽渐衰，而海内之祸乱已起。有志之士，知考证不足以经世也，于是群起而抨议之” [9]，今文经学异军渐起、汉宋调和说也应运而生，诸子学、佛学已经开始复兴，由传统天算之学导引而来的西学也正日益受帝国学人的青睐和推崇，而且中西交流的传统就是在清政府禁关时间也未曾中断，而其中汉学者对程朱理学的挑战和宋学家、今文经学家对汉学的“兄弟阋墙”尤为剧烈，但这些变化更多应该受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支配而非外来的干涉和冲击 [10]，而且也“并没有真正动摇传统的思想世界，除了少数敏感的精英之外，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仿佛依然故我”、“中国思想世界还是处在自我完足的‘天下’中” [11]。同样，这个现象的发生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可能一个人与其同代人在其有限的生命内都很难感觉到这种变化，在知识世界没有发生大变化之前，在没有足够多的思想资源出现的情况下，先前已广被人们所接受的规范和解释并不会完全崩溃和失效，普遍的“不确定性”以及终极关怀的失落也不会立即出现。[12]所以，我们可以说，既有文化资源的合法性虽然遭到了持续有力的挑战，但传统的科举制度却依然顽固地规定着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文化资源范围，国家权威的不承认使得这种冲击只能局限于帝国学术界的小圈子，而未能染指文化资本领域。而且即便是对这种士人思想上的变动，也不能做过高估计，因为“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是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不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13]因此，只有在国家权威的认定下，在新文化资源（在近代中国主要表现为西学）与传统文化资源一起参与想文化资本的转化，传统文化资本的交换价值降低时，这种“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传统文化资本才在实践层面真正走向衰落。而这种意义上的陨落须从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实践算起。

　　一

　　19世纪中叶开始的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可以说肇端于龚自珍1820年代所倡导的“自改革”和张穆、何秋涛、魏源的经世思想，这最初的实践是由陶澍、林则徐等人完成的，当然他们所主张的“自改革”无非是传统“通经致用”思想的反映和延续，其所依赖的思想资源依然是传统的东西，其向往也往往是上古三代之治，但努力结果最后一样是无疾而终，诚如后来尚比较守旧的劳乃宣所说：“今日全球交通，西学东渐，笃守旧闻不足以应当世之务” [14]，时代已经需要新思想资源的出现和应用。在这种没有足够多的新思想资源刺激的情况下，仅靠清帝国内部的“自改革”和“反求诸己”的举动，显然不足以“走出中世纪”，这就为直接在第一线参与对外交往的一些统治者中的开明人士提供了利用新思想资源的视野，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又使他们有可能把这种对新思想资源的认知应用于实践中，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人才吸纳与培养方面。

　　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里，洋务派的取才有了显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标准。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来，可以说中体西用就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中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可以用来笼统概括洋务派的取才标准。其显著的特征是注重实用，这不仅表现在其对西学的选择利用上，也表现在对中学的规定上，并贯穿于其认为人才所应具备的整体知识结构中，其最终目的是“制胜克敌”、“驾出西人之上” [15]。

　　中学作为洋务派强调为体的素质，却并非简单地对儒学的概指。对“中学”的遣词，洋务派官僚论说不一，最为常见的是“道”、“伦常名教”等。如冯桂芬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16]薛福成的卫道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17]王韬则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18]但从他们大量的奏议及其与顽固派论争中可以推论，洋务派所崇奉的中学与整体的儒学事实上并不相等，至少，在儒学各派别中，他们是有所倾向的。突出的表现是其对愈来愈狭隘的科试内容的不满。

　　科举是士大夫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主要通道，且系于帝国遴选人才的根本大计，所谓“国家以制科取士，所以觇士子所学，而士子所学，关乎世道人心” [19]，直接关系帝国统治集团的利益，故此，科举考试的某些内容完全是可以因应形势随皇帝意旨做不时调整，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除考四书文和经文外，兼考论、表、判等，其中论题均选自朝廷支持的宋朝程朱理学”，但乾隆二十二年后，“与实际的行政事务较有关系的表、判的考试题目停止了”，“乾隆五十八年以程朱理学为内容的论题也停止了”。再如“策问”一场：“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问’还包括一些现实问题，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纪末以后，策问改为讨论哲学问题”，尽管有变化但是科举考试的八股形式从明初以来几乎是一成不变，所以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代不乏人，遭逢乱世尤其如此。到19世纪下半叶，科试内容只剩下时文、诗赋、小楷这些与实际毫无关联的东西，且“考官一般只注重形式”。[20]科举的腐朽性进一步暴露，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

　　对这一项士子们一向口是心非的“成法”，洋务派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明确指出：“……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21]后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措辞更为激烈、直接：“然今日之时文、诗赋、小楷，人皆知其无用而不敢轻议”。[22]洋务派对“虚”文的大加鞭挞从反面表现出其所谓“体”的中学主要指经世之学。这从洋务派官员，尤其是几个洋务大员的学术倾向中上可以看出。如曾国藩论学主调和汉宋，且又是近代自强运动的首倡者；李鸿章功利心更重，其幕府“首重经纪庶务之才”；[23]左宗棠曾告诫其长子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举也。”[24]

　　当然，注重实用最多的还是表现在对西学的选取上。洋务运动三十多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到制船造炮之法到天文算学、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从军工企业到民用企业到航运业、架电线、修铁路，无不是实用思想的推动。这背后的驱动力既包含对陶澍、林则徐经世之学的继承和当时经世学派的努力 [25]，更主要的是对西力的恐惧和急切的“退虏”心态。 [26]

　　这样，对人才的要求不再只是时文、诗赋、小楷，甚至不再只是儒学，而是经世之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在总体的知识结构中，中学与西学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中学、西学一直为“本”、“末”所区分，但对中学“蹈虚”不能致用的认识，以及面对紧迫时局士大夫们的束手无策，都使西学在无形中不仅仅限于“末”的位置而被凸显出来。

　　二

　　洋务派的新式人才观是对传统文化资本的一种强烈冲击，必然会触及传统官绅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阻碍。洋务派每前进一步都不得不百倍谨慎、瞻前顾后，处境十分艰难。

　　首先是同文馆的设立。语言是办理洋务的首要困难。咸丰十年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认为，与外国交涉，“必先识其性情”，因此请“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27]得到皇帝谕准。同治元年（1861）京师同文馆成立。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也相继奏请设立。

　　但科举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垄断（也有“异途”出身的士子，然其社会地位较低，特权也小，因此很受歧视。[28]）使得士子把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压在了读书应试上。因此，为招揽学生，同文馆不得不联系科举，实行了科名奖励制度。这固然还不算先例，在乾隆二十二年俄罗斯馆就已实行，但后有改动，致使“升途稍隘，而学习者渐不如前”，因此奕訢等请准仍“照旧例办理”。[29]

　　科名奖励制度还未触及到科举仕进本身，这使学习“夷语”虽然受到士大夫们的鄙弃，但终未受到大的阻碍 [30]。然而，自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使洋务派的取才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恰恰相反，这只能是第一步。在创办军工企业、仿造轮船的过程中，洋务派很快意识到“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 因此上奏请准添设一馆，专习天文、算学。且不止于此，还要延聘西人为师，又虑及学生“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于是把眼光对准了已仕的士子，“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31]入馆学习。

　　科甲正途官员接受天文、算学的教育，意味着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将不再纯粹，而是有了西学文化资源的加入，这立即给崇奉传统文化资本的绅士们带来了恐慌。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顽固派向洋务派发起了攻击，表面上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32]且似乎很宽宏的退一步，说道即便要重天文、算学，也不必延聘洋人。但当洋务派以退为进，请旨准倭仁督饬办理，保举精通天文、算学之人时，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便偃旗息鼓了 [33]。这场争论事实上是新旧文化资本的冲突，顽固派之一通政使于凌辰的话倒切中了要害，“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34]由此，虽然洋务派取得的胜利有限，但同文馆里对西学课程的正式接纳却有重大意义——在当时正规的官方学堂里中学地位却遭动摇，这自然意味着传统文化资本地位的下降。

　　这在事实上已经影响了科举仕进。其实因为传统上的人才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对应模式，使新式取才必然、也必须触动科举。洋务派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以多种方式请求变更科举，仅直接奏请的就有“道光中，两广督臣祁 奏开奇才异能五科，内有制器通算一门；咸丰初年，御使王茂荫亦曾言之；同治九年，闽浙督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先后部议，皆以格于成例中止。”[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