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来思想上重大转变和突破中，最突出的新思想是有关阶级与政权的论述。这也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关键部分。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也揭示了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的特质。

　　列宁早已经预见到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土壤中，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产阶级的萌芽；列宁也认识到，党外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成为党内的路线斗争。经过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列宁的认识，认为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然而，毛泽东对列宁理论的新发展就在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不再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发挥其政治经济影响，而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尚无法消除的资产阶级法权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通过其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来发生影响，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要通过在现体制内占重要位置的人来作代言人和代理人，来实现它的利益。

　　资产阶级法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剥削已被消灭的条件下，通过等价交换产生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有特殊技能人员等，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受益者。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膨胀，会危及生产资料公有制、造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等级工资制和级别本位主义常常导致对革命热情的丧失，因此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层面上，资产阶级借以存在、发展，并实现其利益的方式，主要是在执政党内寻求代言人和代理人。这些代言人和代理人，很多是蜕化变质的共产党人，有些是“钻进党内窃取领导地位”的阶级异己分子。然而，作为“党内的资产阶级”的概念，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中，比仅仅的“蜕化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要复杂，它是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所讨论的党内资产阶级，至少有以下三层意义：（一）他们本来就是混进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二）作为党内政治派别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共产党内的民主派，缺少革命的彻底性，“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在反对三座大山的战斗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他们就不那么热情了。（四清《十条》）”（三）以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和更广泛的眼光看问题，“党内资产阶级”和经典意义下的资产阶级类似，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剥削相联系的一个阶级。这个执政党内的当权派集团，打着革命旗号作幌子实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作为特权阶层，他们的利益总是掣肘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能尽情实现，因此他们随时准备向党外的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和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作妥协、并和他们携手合作；由于他们掌握着从上到下的政治权力，机会成熟，他们就有能力不顾工农群众的反对，大肆引进一切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最后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

　　显而易见，这三层意义，逐次丰富、全面，以第三层面上的意义最准确地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问题的创新思想。在第一层面上，“党内异己分子”并不是新的问题，因为历史上共产党一直都在和党内的叛徒、特务作斗争。在第二层面上，已经提出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个文革命题；是在第三层面上，提出了文革的中心命题，就是阶级和政权的主题。在第一层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进行复辟，一般需要搞公开的反革命政变。而在第三层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能够以极大欺骗性的手法，通过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的长久化，实现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反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九评之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三种层面意义下的“党内资产阶级”，在文革运动中的文斗和政治斗争中都有所表达。在对“党内资产阶级”意义了解不深、局限在第一层意义的情况之下，运动就被误导成单纯的“揪叛徒、抓特务”的活动（实际上保守派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未能把认识提高到“党内资产阶级”与官僚主义、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一个共生体，也就出现了把运动局限于“揪人革命、罢官革命”的问题。只有基于第三层次上的认识，才把揭露和打击走资派与造反夺权、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去从根本上消除党内资产阶级实现和平演变的制度基础。

　　也正是从第三层意义上的观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正是在这个说法上，文革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诘责。似乎“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是和“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相矛盾的。实际上，文革中的保守派就是这样看问题的。在老干部、“党内民主派”中，不少人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农民造反思想，无法接受他们自己会成为新的革命对象这个事实。在文革初期，对于谁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对象的问题，从中央到基层群众都产生了分歧，是把矛头对准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还是仅仅对准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乃至他们的后代，成为分辨造反派和保守派阵营的一个重要分野。将共产党内出现的一个官僚化、等级化的骄横跋扈的特权集团，与被打倒的帝封官势力的复辟企图相联系，而不是将它们割裂地、孤立地去看待，是“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最深刻的洞见。作为既是老革命又是新革命的毛泽东，看到了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和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连续性和一致性，预见到这个高喊革命口号、却逐渐丧失革命热情和革命原则的形“左”实右的“老革命”集团，在尝到了特权和腐化的甜头之后，最后会和他们与之斗争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剥削阶级握手言和，携手合作，而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也就是在更深入、更彻底的层次上和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剥削思想的斗争。

　　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把文革的意义仅仅理解为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后代反对歧视、争取人权，甚或更加错误地理解为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起来进行阶级报复、搞翻案、闹翻天，也是因为忽视了毛泽东“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真正含义。把革命看成是“改朝换代”、看成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简单调换位置的观点，与“打江山者坐江山”的观念，是出于一辙的庸俗革命观。文化大革命正是对这种庸俗革命观的彻底突破。

　　　　文化、阶级与政权：“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靠坚决执行阶级路线才取得全国胜利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理论受到了新的考验。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资产阶级赖以依存的剥削制度被消灭以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决出胜负。在社会主义这个长期的、存在激烈斗争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借以发生影响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有形的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占有，转向无形的文化资源占有，从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转向分散的、游离的旧思想、旧观念。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提出了“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次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毛泽东找回了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这个被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和其它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的重要一环。

　　毛泽东的阶级与文化关系的理论也决不是脱离经济基础的，而恰恰是用一种全面、辩证的动态观点看问题。首先，毛泽东对文化与阶级的关系的探讨，离不开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经济条件的关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关注。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以一种“落后的”“农民的”平均主义出发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从来都是以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资产阶级法权的，将它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相联系。资产阶级法权正是以它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发生其影响：社会主义中特权阶层长期存在，必然要追求玄耀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西方的物质消费，给整个社会渐渐带来一种崇拜西方消费主义的文化气氛，这种文化气氛，会反过来危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引进资本主义剥削机制创声势、造舆论，最终打开复辟的闸门，全面摧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点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故乡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所证实。

　　在文革前夕，毛泽东更注意到了文化与政权的关系。他发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很多上层建筑领域是为城市老爷服务的文化官僚，和以“古人、死人、洋人”为文本的封资修文艺所统治。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在《对柯庆施同志报告的批示》中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文化部门的城市老爷们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露出很多有关彭真个人生活挥霍、大搞特殊化（《红卫兵资料续编》（一）），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精英圈子的豪华生活等事实（《体育战线》1967年3月11日）。而彭真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曾经“保护了大量文化名人、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通过他们所垄断的文化渠道，在“学术自由”的幌子下，将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充斥到“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中去，而这些彭真家里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座上客、等级特权的受惠者，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完全和这个文化独立王国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心心相印、思想默契了。他们传播给社会的信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已经是完全服务于这个既得的等级和利益集团了。

　　正如同毛泽东发现了旧的资产阶级和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内在联系，毛泽东也发现了党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默契关系。形“左”实右的当权派们，常常试图去掩盖这种默契关系，甚或把攻击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反动权威”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乃至把文革误导成简单的另一场反右运动。毛泽东对文化官僚“独立王国”的深刻认识，正是发现了那些口头上很革命的官僚，实际上是“党内包庇资产阶级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文革的理论准备，包括了文化、阶级、政权方面三大主题。在文化层面上，文革对“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给予“迎头痛击”，然而，由于三大主题的紧密联系，就不能不触及官僚和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文革初期的“革命化”、“红海洋”等形式主义就是企图以局限在文化上的方法误导运动的进程。同样，文革之後，有人认为既然文革是场政治大革命，“文化”就只不过是托辞借口。这种看法最终导致“文革是场无原则的个人权力斗争”的错误结论。

　　文化大革命以文化批评为先导，以文化官僚的“独立王国”为突破口，开始了一场既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又是阶级、政治领域的大搏斗。

　　文革通过文化作导引爆发（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後，很快便转到了阶级的主题（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６年１２月）。这就是文革初期“血统”决定阶级还是“立场”决定阶级的争论。在这场斗争中，传统的阶级概念的得到突破：老革命、革干子弟假如不注意改造思想，成为享受特权的阶层，就意味着在政治思想上背叛了自身的阶级，转变成新的剥削机制的受惠者和维护者。阶级概念中政治思想认识所占的地位变得重要，和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是一个特殊的、长期动荡起伏、斗争激烈的过渡阶段的论断相吻合：在这个捉摸不定、谁战胜谁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阶段，阶级的决定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而部分地取决于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立场和认识。文革运动经过了文化和阶级两大阶段以後，进入了它的第三大主题－－政权，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後的造反派夺权斗争。

 

文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九八一年。
《中国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四清《十条》），一九六三年五月。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四清《二十三条》），一九六五年一月）。
九评之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九评之九：《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
毛泽东：《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主义头子彭真刘仁的腐朽生活罪行》，北京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团，一九六七年九月。《红卫兵资料续编（一）》。
《“高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的安乐窝》，《体育战线》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