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1945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且美国与苏联在朝鲜半岛有三八线的约定。后来，当美苏发生对抗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所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已经与美国分道扬镳，但同时却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满足于控制北朝鲜，使其成为苏联在远东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柏林危机后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但是到1950年初与毛泽东谈判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南部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了。
这里还应该指出，俄国在历史上就有这种调整势力范围的传统。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便调整了其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一个" 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50
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一点，斯大林不仅在欧洲——例如希腊问题上——有所表现，而且就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也进行过尝试。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将其军队推进到朝鲜半岛，而当时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军队还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冲绳岛。为了限制苏联在远东势力的扩大，美国提出以三八线划分美苏在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受降区域。8月15日杜鲁门向斯大林通报了以这一决定为基础的盟军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的"总命令第一号"。第二天，斯大林便复信表示同意。此时已经越过三八线向汉城推进的苏联军队，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后，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正如提出三八线建议的美国军官腊斯克估计的，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使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深感惊奇。51
其实，斯大林这样做是有其深层的政治考虑的。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军队；( 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了第二点，他指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斯大林最后还以强硬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52
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动机，斯大林才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当然，要实施这一政策，还必须考虑那些不可忽视的保证条件。
保证决策的条件
斯大林要保证其决策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来自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的反应做出正确判断，并且必须进行周密的考虑，以妥善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有三个方针：
第一是尽量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尽管莫斯科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是支持了金日成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主张，斯大林也只能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但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在紧张的军事对峙的情况下，1950年 6月20日什特科夫发来一封特急电：说北朝鲜"需要军舰"，还"请求派遣10名苏联顾问供船上使用"。什特科夫认为应该满足这一请求。6月22日葛罗米柯回电答复："不能接受您的建议。这样做会为干涉提供借口。"53
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行动就更加谨慎小心了。54
顺便说，斯大林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并不是出于对日本威胁的考虑。除非莫斯科认为日本将替代美国控制南朝鲜进而威胁北朝鲜，或者苏联决心把控制朝鲜半岛作为进攻日本的跳板，否则做出这样的决策对于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这两个方面的可能性当时并不存在。
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接受了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在1949年夏秋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时，斯大林就对美国将做如何反应的问题十分关切，他要求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对此做出估计。当时朝鲜领导人的估计是，美国不会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至多是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或协助进行军事上的指挥。 55
如果斯大林当时对这一估计尚存疑虑，那么美国政府在1950年初的公开言论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苏共中央朝鲜事务负责人特卡琴科回忆说，艾奇逊1月12日讲话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仔细研究了这个讲话，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56
不久，在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金日成的回答更加坚决。据随同金日成访问的译员文日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1)北朝鲜将在三天内取得军事胜利；(2)将有20 万南朝鲜共产党员举行起义；(3)南朝鲜游击队将支援人民军作战；(4)美国对此没有时间进行准备。57
斯大林显然相信了金日成的判断。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在朝鲜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计划。
第三，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当让中国对朝鲜问题承担起责任。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反复强调朝鲜问题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据贾丕才回忆，斯大林在1950年4月与金日成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这位苏联领导人说： "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 "58
5月14日，斯大林又直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北朝鲜实现统一的建议，但" 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在中国同志不同意的情况下，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59
于是，中国领导人被迫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这样一来，一旦美国进行干涉，中国就将承担起援助朝鲜的责任。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面对远东的国际局势，莫斯科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有两个相互关联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图：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让苏联陷入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国在苏联与美国的远东对抗中成为盟友和先锋。同时，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需要苏联的同意和援助，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虽然不必经过莫斯科的批准，但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就苏联在远东的的战略利益而言，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将完全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而通过解放台湾战役加强了其在远东地位的新中国将可能构成对苏联的潜在威胁。就美国可能进行的干预而言，对解放台湾战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苏联处于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之中，因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苏联的武器装备，而毛泽东渡海作战则要求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在1949年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后，这种援助就显得更加必要了。60
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时尽可能让毛泽东的举措服从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应该是斯大林的基本考虑。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的确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纳入了苏联的战略轨道。
然而，如何处理北京与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这是需要斯大林进行周密的考虑和安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了解毛泽东对朝鲜问题的态度。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和处于战争状态，而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四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关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金一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国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问题。关于这件事，俄国档案中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什特科夫转达的金日成的通报，一个是科瓦廖夫转达的毛泽东的通报，而这两个文件所通报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在金日成的通报中，毛泽东不仅表示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而且答应给以军事援助。但在毛泽东的通报中，中国领导人则劝朝鲜同志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中国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可能援助朝鲜的革命斗争，而且"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才会采取。61
对这两个通报准确性的判断，可以参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与顿金会晤时的说法。据顿金报告，在谈到如果发动国内战争，"舆论和人民将如何看待这个事实"时，"金日成拿不定主意"。这时金日成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62
显然，金日成此时的说法与毛泽东通报的情况是吻合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并不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少是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再说，而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
第二，中国以解放军中朝鲜籍师援助金日成是否就证明支持北朝鲜以武力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63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陆续有一些朝鲜籍战士回国。金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在东北的高岗就接到了毛泽东关于让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回国的指示，这些朝鲜人于1949年7—8月回国。另一个朝鲜师是4月18日到达元山的。64
这一事实不能证明中国领导人当时支持北朝鲜通过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既然前文已经说明，毛泽东在与金一会谈时并不赞成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可以推断，他答应朝鲜师回国只是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当时中国经济情况十分严重，"币值下跌"，"物价上涨"，"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 "，而"钞票发行过多"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巨大的军费开支。在1949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占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队的约占全部支出的60%，如果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粮等开支，比例还要更大些。65
因此，中国内战结束后大量军队的复员肯定是中国领导人要考虑的问题。这样，朝鲜籍战士回国实际上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第三，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是否讨论过在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首先，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已经就这一问题与斯大林交换过意见。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列多夫斯基教授说，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南朝鲜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66
现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谈到过朝鲜的局势，但没有讨论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斯大林与金日成之间通过电报讨论这一问题，并决定邀请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这些情况斯大林对中国客人却只字未提。
第四，在1950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时中国领导人对朝鲜问题的态度。俄国档案材料记载：金日成从莫斯科回国后告诉斯大林，他决定5月13日动身去北京，并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金日成还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满足"。67
金日成一行于当地时间13日5时20分飞赴北京，当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没有发现关于会谈内容的材料。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 "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 68
显然，对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否则没有必要立即要求证实。这时，斯大林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强调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 "。69
这样，毛泽东就不便再提出反对意见了。但是，金日成走后，中国便加快了解放台湾战役的准备工作。6月上旬，粟裕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报告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并请求中央军委直接组织台湾战役。到6月23日中国军队已经三度修改作战计划，参战兵力达1 6个军以上。70
显然，毛泽东在加紧做自己的事情。
综上所述，由于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71
他在解决朝鲜问题与中国的关系时采取了三个步骤：其一，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因为在中国人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斯大林感到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72
其二，在苏联和朝鲜已经商议并做出决定以后，由金日成去向毛泽东转达意见并求得中国的同意。因为在中苏联盟的分工中，毛泽东承担着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国除了同意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之外别无选择。
其三，对于莫斯科与平壤商议的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斯大林丝毫没有向中国透露，73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再没有就朝鲜局势问题进行过联系。斯大林的做法表明他对毛泽东缺乏信任，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实际上，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斯大林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
而斯大林采取了这样三个步骤，则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结 论
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以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只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才在1950年初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远东地区打击美国的势力和影响，尽管莫斯科希望这将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斯大林被迫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即将丧失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港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认为，使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权益。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当然，以此来阻止中国进行解放台湾的战役，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至少其结果是如此。
苏联做出对远东新决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考虑。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对抗，但决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不过，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因为斯大林最初倾向于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半岛的争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中国参与这场战争。
最后应当指出，这里对斯大林改变远东政策的动机的判断，主要是在分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得出的，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像苏联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领导人做出重大决策的动机，往往无法找到充分的文献证据。即使有了确凿的文献，也很难说那白纸黑字就体现了决策者的真实意图。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学界同行对本文提出质疑和指正。
注 释
①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凡本文直接引用的俄国档案文件均出自我在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或其他地方看到的保存在那里的俄文档案复印件，有的原件无档案号。这里，感谢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及陈兼、凯瑟琳·威瑟斯比、奥德·韦斯塔为我提 供的帮助。
② 以上观点是在1995年7月华盛顿关于朝鲜战争学术会议的讨论中出现的，威瑟斯比向 我提供了由她本人撰写的"会议报告"。
③ 见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礼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 ，第151—152页。
④ 约翰·加佛：《争论、范例、责任与50年代美中冲突的起源》(Polemics, Paradig ms, Respons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S.-PRC Confrontation in the 1950s)， 《美国与东亚关系季刊》1994年第3卷第1期，第27—28页。
⑤ 阿·符·托尔库诺夫和叶·普·乌菲姆采夫：《关于朝鲜问题的新看法》(Коре 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莫斯科1995年，第32页。 乌菲姆采夫是瓦列里·杰尼索夫的笔名。
⑥ 对上述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⑦ 利用最新材料对柏林危机研究的学术成果，可见米哈伊尔·纳林斯基：《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俄国档案的新资料》(Берлин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近现代史》1995年第3期。
⑧ 详细材料见1949年4月20日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9，第13-14页；1949年5月2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1949年6月1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等。有关1949年春夏沿三八线发生小规模冲突的详细情况，可见约翰·梅里尔：《朝鲜半岛战争的起源》(Korea: The Peninsular Origins of the War)，纽瓦克1989年，第130-151页。
⑨ 1949年4月17日А.У.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6月1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据查，化名А.У.者即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
10 1949年5月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1949年6月4日梅尼希科夫和什捷缅科致什特科夫。俄总统档案馆，全宗6，目录9，案宗14，第57页。关于苏联军事援助的情况还可见朴文洙：《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与朝鲜战争：历史的回顾》(Stalin's Forie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载《朝鲜观察家》1994年第25卷第3期，第348页；《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20页。
11 什特科夫曾多次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缺乏武器，在战斗中"无力抵抗"，"在战备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状况。1949年2月3日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1949年4月20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字迹不清)电。1949年6月25日什特科夫的报告也谈到加强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前提是"南方的威胁"。见《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20-21页。
12 《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20-21页。
13 1949年9月3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36-138页。
14 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1-21页。
15 1949年9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71次会议决议，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30-32页。
16 1949年9月23日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指示稿(二)，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33-38页。
17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
18 1949年10月26日、11月20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
19 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参见沈志华在《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中的介绍。
20 例如，南朝鲜游击队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在1949年秋，那时游击队已发展到可以正面进攻大城市，并能与南韩军队师一级兵力作战的规模。而到1950年春天，南朝鲜的游击活动由于受到镇压，已经大体平息下去了。详见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上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4页。
21 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87-91页。
22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92。
23 1950年1月3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93页；1950年2月7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45-146页；1950年2月9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6，第76页。
24 详见1950年2月23日什特科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48页；1950年3月16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3月18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
25 可见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载《美国与东亚关系》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33页；金澈凡编：《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The 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汉城1991年，第105-106页。
26 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第441页。
27 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28 伊·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7页；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1949年1—2月)》(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949г.)，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7页。尽管师哲否认毛泽东在西柏坡曾提出过蒙古问题，但他承认刘少奇1949年7月访苏时还是借中国民主人士之口提出了这一问题。李海文：《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第92—93页。
29 《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页；《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7页。
30 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143—150页。关于苏联在新疆解放中所起作用，详见邓力群：《"力群电台"收发的电报选编》，《中共党史资料》1990年第36期，第1—38页；《不确定的伙伴》，第70页。
31 《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107页；1995年第3期，第101页。
3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1页。
33 《不确定的伙伴》，第68页。
34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2，案宗19，卷宗288，第81-85页，转引自鲍·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пя)，《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6页；《不确定的伙伴》，第83页。
35 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9-17页。
36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7—18页。
37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8—89页。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9页。
39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4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2页。〖ZW)〗
40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案宗8，卷宗302，第4-6页，转引自《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7页。
41 《不确定的伙伴》，第247-248页。
42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29-38页。
43 关于谈判过程，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1-25页；《不确定的伙伴》，第126-127页；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1-12、17-18页。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5页。
45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38-439页。事实上，当时的"老一辈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为1905年沙皇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受到鼓舞，对此感到屈辱的只是沙皇政府和欧洲资产阶级。见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第2版，第134-142页。
46 参见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6，第13-23页。
47 1945年6月29日茹可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简要报告，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2，案宗18，卷宗5，第18-30页。
48 1945年9月关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1，案宗52，卷宗8，第40-43页。转引自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的目标和朝鲜战争的爆发(1945-1950)：来自俄国档案的新证据》(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冷战国际史项目研究报告》1993年第8期，第9—10页。
49 1945年9月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1，案宗52，卷宗8，第44-45页。转引自"苏联在朝鲜的目标"，第10—11页。
50 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文第2版，第777页。
51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6卷，华盛顿特区1969年，第1039页。
52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中文版，第267-268页。
53 德·沃尔科格诺夫：《对此应该惧怕吗?》(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ёся?)，载《星火》杂志1993年第26期，第29页。
54 详见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55 1949年9月11日А．У．致顿金电；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АУ电。
56 《不确定的伙伴》，第101页。
57 《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第433页。
58 《不确定的伙伴》，第145页。参见《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第106页。
59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页。
60 关于1949年10月金门战役的情况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9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肖锋等：《回顾金门登陆战》，人民出版社1994年。
61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8日科瓦廖夫致菲利波夫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9-61页。
62 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АУ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46-53页。
63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军队转入北朝鲜军队是所谓"共谋"理论的有力证据。详见中岛岭雄：《中苏冲突：朝鲜战争起源的国际背景》(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79年第1期。
64 详见1949年9月14日什特科夫致АУ电；1950年1月8日某某(文件中未标明)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11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字迹不清)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744页；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 China's Road to the Koear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on-American Confrontation)，纽约1994年，第109-110页；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未发表的1994年博士论文)等。
65 陈云：《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1949年8月8日；陈云：《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1949年12月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1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117、114-115、120页。
66 引自1996年7月31日我在莫斯科访问安·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记录。
67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100-103页。
68 1950年5月13日罗申致某某(文件未注明)电。
69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
70 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69页。
71 贾丕才的回忆证明："苏联知道中共政治局反对金的主张"。见《不确定的伙伴》
，第147页。
72 斯大林只是在5月3日告诉毛泽东，金日成访问了莫斯科，但没有讲任何具体内容。见1950年5月3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4页。
73 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见《不确定的伙伴》，第153、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