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90年代初，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大量发表，把国际学术界对于苏联史，特别是苏联对外政策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了苏联的远东政策。在整个1949年，莫斯科坚持应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以军事手段完成朝鲜统一大业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的唯一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①
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即苏联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各种推断和广泛争论。
叶·巴让诺夫断定：冷战在1950年的全面展开，使苏联可以接受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威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事件认识的影响。瓦·杰尼索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了南朝鲜而进行一场战争。其次是苏联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李钟植和陈兼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即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影响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谢·冈察洛夫不同意关于苏联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产生影响的说法。他认为，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和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即表明将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詹·马特雷则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著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感到绝望。约·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②
此外，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一书的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斯大林改变对朝鲜政策的目的在于扩大苏联的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同时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力量从欧洲吸引开。③
约·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莫斯科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④
阿·托尔库诺夫等在其著作中谈到，"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⑤
学者们谈到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大多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苏联对朝鲜政策的考虑有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斯大林的决策产生着影响，这些层次分为形成决策的前提、改变决策的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其次是条件。与此同时，斯大林实现这一重大决策的转变，涉及到苏联与美国 (包括日本)和中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二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更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本文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
形成决策的前提
从逻辑上说，斯大林同意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就意味着苏联认可朝鲜半岛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做出这一决策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苏联已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同时，莫斯科不惜与华盛顿决裂，并准备面对一场与美国间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冲突；第二是朝鲜半岛已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两个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苏联自1945年形成的对远东的战略和策略。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在这个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和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在战后的几年当中，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例如在欧洲和远东，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同时，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例如近东的土耳其和伊朗，苏联有意推行一种有限扩张的对外政策。不过，对于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与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促使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莫斯科认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因此，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做出的最后反应就是全面调整其外交政策，从而使苏联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现出以冷战为特征的战争边缘态势。此后，斯大林对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变得更具有进攻性和挑战性了。 ⑥
美国与苏联的冲突首先出现在欧洲。然而，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发生的冷战形成后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柏林危机的结果是，苏联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尽管斯大林决心首先在东西方之间最敏感的德国问题上表明莫斯科决心与美国对抗的态度，但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解决柏林问题的经济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不利于苏联的形势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⑦
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在远东也进入了紧张的对抗状态。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新中国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自然是加强美国与苏联在远东敌对的重要因素。尽管这一结果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但其本身毕竟不是莫斯科有意造成的局面。朝鲜半岛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鲜和华盛顿控制的南朝鲜在战后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分别成立了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恶化。到 1949年，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朝鲜南北双方剑拔弩张，都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⑧ 当时莫斯科估计美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的意图是"给南朝鲜军队以行动自由"，"松开南朝鲜反动派的手脚"。⑨
因此，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促使苏联加强了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1949年6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100架、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自行火炮102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10
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还是从加强北朝鲜的防御力量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鼓励进攻。11
甚至有些苏联军方人士也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时，斯大林还是坚持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尽量避免使苏联介入这场冲突的立场。为此，莫斯科批准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清津的海军基地，以及在平壤等地设立的空军基地。因为这些基地的设施有可能被北朝鲜军队所利用，并可能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12不仅如此，在北朝鲜边界受到挑衅时，莫斯科还制止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反击行动。对于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甚至认为可以利用军事反击行动实现朝鲜的统一。1949年9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顿金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13
9月15日什特科夫大使也报告了北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认为，朝鲜半岛内部的政治形势对北朝鲜是有利的，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14
但是，斯大林坚决地拒绝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9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这说明在军事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这说明在政治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此外，进行局部的反击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15
这个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16
北朝鲜领导人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17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和"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18
这进一步证明，斯大林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本文所说的决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经出现的苏联与美国进入对抗状态的国际背景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状态的地区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呢?从前文所引俄国档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来的担心有两个：一是美国可能卷入朝鲜冲突，二是北朝鲜还没有好充分的准备。19
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斯大林决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些都不是决策动机，而只是保证决策实施的条件。
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当然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逻辑上讲，斯大林决不会因为美国不进行干涉就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而只能是有了这种动机后才会作为实现动机的必要条件来考虑美国是否进行干涉的问题。否则，莫斯科就可以在任何美国不会进行干预的地区采取军事对抗行动了。因此，对于美国干涉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北朝鲜方面是否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因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苏共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决议所提到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消弱了。20
如果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可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斯大林真正的考虑并不完全像他表露出来的那样。换句话说，斯大林可能认为采取军事行动的条件尚不具备，但根本问题是当时莫斯科还没有形成改变对朝鲜政策的动机。如果说到斯大林的改变决策的动机，如前文所述，既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就应当根据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需要来分析斯大林在1950年初的举动。
改变决策的动机
1950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月19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在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金日成激动地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谈话中，什特科夫仍然以苏共中央政治局9月24日决议的精神答复了金日成。21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
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22
对于斯大林的答复，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金日成还提出再组建3 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 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23
莫斯科还专门任命瓦西里耶夫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这一职务是由苏联大使兼任的。同时，苏联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24
以后，金日成于4月8日至25日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会晤，斯大林终于同意了金日成通过军事反击行动统一朝鲜的计划。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25
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26
因此，完全可以断定，从1950年1月至4月，斯大林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那么，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一时期在远东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形成了中苏联盟的态势。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损害，甚至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的远东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远东权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远东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权益。我认为，对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的政策来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苏联的远东战略目标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彻底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 "安全防御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控制中国东北的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来实现。苏联的这一战略目标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保证和实现，而斯大林对美国和蒋介石的回报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27
斯大林竭力促使国共和谈并建立联合政府；一再推迟从中国东北撤军；被迫撤军后又积极支持中共军队占领东北；中国内战前期实行回避的政策；中国革命即将走向全面胜利时又积极主张国共和谈，——这一切做法，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保证苏联1945年已经取得的远东权益。中国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斯大林面临的仍然是如何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问题。在这方面，主要问题就是新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够像东欧国家那样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遇到了重新处理苏联对华政策的难题。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蒙古问题、新疆问题和东北问题上，而东北问题是其重点。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蒙古独立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坚持要收回外蒙古。这个问题在1950年2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商定由中苏两国以公告形式加以解决。28
中共领导人对新疆问题表示特别的关切，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对米高扬谈起新疆的重要地位，并有意地提到伊犁地区的独立运动受到苏联支持，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米高扬则明确告诉毛泽东，苏联不主张新疆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毛泽东不放心，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之前又同科瓦廖夫谈到新疆问题。29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表现令中国领导人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有些意外。斯大林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不仅建议人民解放军加速解放中国西部地区，并答应为此提供物质援助。新疆提前实现和平解放，与此不无关系。30
不过，很难说斯大林的大度和慷慨不是为了在与未来新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进行讨价还价而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中苏之间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东北问题，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核心内容所在。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关系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的主权的目的，自然要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则要尽力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不过，在这个显然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中苏双方都首先采取了非常谨慎和试探性的方针。据米高扬本人后来就这一问题给苏联中央主席团的报告，在西柏坡访问时，苏联就承认苏中旅顺条约是不平等的，并提出与日本和约签订后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从旅顺撤出苏联军队。但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也愿意这样做。而中共领导人则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等到中国强大起来再说。关于中长铁路问题，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表示可以协商解决。对此，毛泽东同意让下属去研究而后再汇报。这是中苏双方初次平静地接触这一问题，不过，米高扬感觉到毛泽东"有自已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说出来。31
1949年6—8月刘少奇访苏，双方再次谈到中苏条约问题。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提出三个方案：(一)由新中国政府宣布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显然对中共代表团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感到不快，他在申明了当时签订旧条约以及苏联在旅顺驻兵的理由后再次表示，如果中共需要，苏联可以立即从旅顺撤兵。但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可以等到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解决。32
当然，斯大林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正如《不确定的伙伴》一书所言，苏联"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做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 "。33
问题只好再次搁置起来。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在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但实际目的主要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这一点，在周恩来给苏联的电报以及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汇报中都讲得十分明确。34
然而，斯大林在见到毛泽东后，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表示。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谈记录，在这两位领导人12月16日的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当毛泽东提出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可以讨论解决，紧接着便强调旧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的，因此最好在形式上保留，"暂时不改动任何条款"，但实际上苏联可以从旅顺撤兵。35
根据毛泽东在会谈后给刘少奇的电报，毛泽东答复说，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倒台，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则说，修改条约要在两年以后。36 毛泽东对第一次谈判的结果很不满意，他在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谈话，要他向斯大林转告中国方面对下一步谈判的两种考虑，一是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并召周恩来前来完成签字手续；一是继续进行磋商，暂不履行有关协议的签字手续，周恩来以后再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37
然而，在12月24日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失望。38
此后，毛泽东便滞留在莫斯科的豪华别墅里消磨时光。这种僵持局面直到1950年1月2日才开始打破。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39
随后，毛泽东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在1月6日与维辛斯基谈话时(出席的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他"越来越相信必须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新条约的必要性来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中苏之间所形成的完全新型的关系"；一方面又解释说，"大家都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现在的中苏条约表示不满。因此，中苏之间签订新友好同盟条约将会对两国有利。"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修改条约某些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40
在1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41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在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中明确表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42
尽管中苏新条约的具体谈判也经历了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而且中方还是做出了较大的让步，但毕竟按中国的意愿废除了旧约，而新条约规定不久苏联就将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43
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苏联在远东利益的损失，斯大林坚持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其中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44
尽管毛泽东同意签订这个《补充协定》，但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并于1945年实现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取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完全符合俄国历史上传统的远东战略的。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45 对于这样一个企盼了几十年的目标，斯大林不会轻易放弃。因此，中苏新条约的签订必然使斯大林重新考虑苏联对远东的政策，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目标。
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使东北亚地区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甚至是战争状态。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远东地区的要求。一旦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自然可以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苏联已经与朝鲜商定建设一条连接朝鲜的阿吾地和苏联的克拉斯基诺之间的铁路线，46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中长铁路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斯大林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远东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海军留驻旅顺、大连，而中长铁路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正是苏联本身利益的要求，使得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战略。
斯大林非常了解朝鲜半岛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安全的重要性。早在1945年6月29 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的背景情况报告，就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深远意义："俄国反对日本经过朝鲜向亚洲大陆的扩张的斗争从历史上讲是正义的行动"；"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对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经常性的威胁"；"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 47
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当时苏联并没有提出单独控制朝鲜半岛，而且仍然把已经战败的日本视为主要威胁，但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特别是要防止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苏联尤其重视朝鲜半岛南部的几个战略要地，并且将其与中国的旅顺港联系在一起。俄国档案中一份1945年9月的题为《关于前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坚持将济洲岛置于中国人控制的区域内是合乎需要的，这可以促使中国人对加强旅顺港的苏中海军基地的战略地位感兴趣。如果两年后占领制度结束，朝鲜必将成为四国的托管地，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坚持这些战略地区分配给苏联，我们就能利用美国想要获得太平洋上的战略地区的愿望，对美国的地位造成压力。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48
1945年9月的另一份报告也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的规定，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