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句丽东北至东南疆域之沿革
此处所说的疆域指的是今延边地区而至朝鲜半岛东部地区，亦即古代沃沮、东秽之故地。高句丽五部形成以后，其疆域向东已达不咸山（长白山）北麓，向南已达萨水（清川江）上游，其东南则是盖马大山（狼林山脉）。如此，才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条件，但高句丽向盖马大山以外地区的发展要比五部最后形成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其契机则是王子好童的出游。《丽记》载，公元32年（高句丽大武神王十五年，东汉建武八年）夏四月，高句丽王子好童“游于沃沮”，恰巧与“乐浪王崔理”相遇，崔理便将女儿相许而结成婚烟，于是就发生了好童设计袭取乐浪国的故事，高句丽终于在公元37年灭掉了崔理的乐浪国。关于这件事，学界罕有正确的理解，有的外国学者借口“崔理的乐浪国”来否定中国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郡的事实。20笔者认为所谓“崔理的乐浪国”乃是公元25年乐浪东部都尉汉朝地方官趁乐浪郡混乱之机而在“岭东七县”建立的割据政权，因笔者另有专文谈及，故此从略。21但需要强调的是，高句丽通过与崔理之国打交道，了解了东沃沮（武帝所建玄菟郡之故地，今朝鲜咸境南道）的情况，虽灭掉乐浪国后又将该地移交给了东汉，但为后来高句丽向该地发展开辟了道路。许多迹象表明，高句丽人最早是通过五部中的东部（今慈江道地区）而逐渐了解朝鲜半岛的，好童的沃沮之行，走的应是后来丘俭派王颀尾追高句丽王位宫逃亡的道路。22据《丽纪》载，早在公元30年（大武神王十三年）秋七月买沟谷（北沃沮）人尚须及堂弟于刀等就曾来投高句丽；公元47年（闵中王四年）九月，“东海人高朱利献鲸鱼目，夜有光”。由此可见，无论北沃沮还是南（东）沃沮，自大武神王在位时就与高句丽有了来往，有了经济交流。及太祖王执政第四年秋七月，高句丽便派兵“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拓境东至沧海，南至萨水”。“沧海”无疑是今之日本海。大概在此后不久，高句丽又征服了北沃沮。《丽纪》载：“（太祖王）四十六年（公元98年）春三月，王东巡栅城，至栅城西山，获白鹿。及至栅城，与群臣宴饮，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遂记功于岩，乃还。”太祖王五十年（公元102年）秋八月，高句丽“遣使安抚栅城”。
关于“栅城”之名应作何种理解，学界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栅城”即“置城”的音转，其理由是：《三国志·东夷传》中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和“沟娄者句丽名城也”的记载，故而“置沟娄”即“置城”，“置”与“栅”为一音之转。23其二，认为“栅城”就是用木栅建筑的城，指出“此城最初并非以石头或泥土筑成，而是以设大量木栅为防御和规划的主要手段”。24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一种说法只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谈。至于栅城的故址为今何地，学界亦众说纷纭，其中就有朝鲜钟城说、25庆兴及镜城说、26俄国双城子说、27我国珲春城墙砬子城说、28珲春八连城说、29珲春温特赫部城说、30珲春萨其城说、31延吉一带的三城（城子山山城、兴安古城和河龙古城）说32等。笔者认为栅城为萨其城（又写作“沙齐城”、“萨奇城”）的说法是可取的，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从城名来看，“萨”、“沙”与“栅”音近，“萨其（奇）”与“栅”的内在联系如同“朱理真”与“肃慎”或“女真”一样，皆为音近而异写，在本音的快、慢之读时，音节的译字有所多寡；其二，从《丽纪》所云“王东巡栅城……遂记功于岩”来看，萨其城是山城。栅城在今珲春境内是无疑的，不可能在离海较远的地方。
关于沃沮被高句丽占领的情况，在考古学方面已得到证实。从考古界提供的可靠资料看，高句丽在延边的古城址主要分布在延吉（城子山山城、兴安古城、河龙古城）、龙井（土城屯古城、仲坪古城）、珲春（石头河子古城、萨其城、温特赫部城）一带，而其它县市的高句丽遗存并不明朗，说明高句丽在北沃沮地区的控制面还是相当有限的。所谓北沃沮，即考古界所云“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分布区，它包括我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东部直到俄国滨海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古城主要集中在咸镜南道北青一带，如青海古城、居山山城、龙田里山城、安谷山城等。
从史书的记载看，东秽纳入高句丽的统治区是比较晚的。《三国志·东夷传》载：“（氵歲）汉末更属句丽。”《后汉书·东夷传》则载：“（元初五年，高句丽）复与貊寇玄菟，攻华丽城。”《丽纪》太祖王六十六年（公元118年、东汉安帝元初五年）亦载：“夏六月，王与（氵歲）貊袭汉玄菟，攻华丽城。”这里的“（氵歲）貊”应指沃沮而言，而“华丽城”则是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一带，原为岭东七县之一，是东汉乐浪郡地区“县候”所在地。由此而知，元初五年时华丽城尚未纳入高句丽的势力范围之中。但大约过了数年之后，东秽终于落入高句丽之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下简称《罗纪》）载：“（祗摩尼斯今）十四年（公元125年、汉安帝延光四年）春正月，靺鞨大入北境，杀掠吏民。秋七月，又袭大岭栅，过于泥河。”这里的“靺鞨”应指沃沮和东秽。由于东秽已归附于高句丽，同沃沮成为一体，靺鞨才可直接同新罗接触。“泥河”为今之哪条水，学界看法不一，有人误解即今咸镜南道的龙兴江。作如此理解，则丢掉了高句丽的一大片土地，是不可取的。关于泥河究在何处，再看《罗纪》所提供的下面的资料：（1）讷祗王三十四年（公元450年、高句丽长寿王三十八年）秋七月，“高句丽边将猎于悉直之原，何瑟罗城主三直出兵掩杀之。”（2）慈悲王十一年（公元468年、长寿王五十六年）春，“高句丽与靺鞨袭北边悉直城。秋九月，征何瑟罗人年十五已上，筑城于泥河。”（3）照知王三年（公元481年，长寿王六十九年）“高句丽与靺鞨入北边，取狐鸣等七城。又进军于弥秩夫。我军与百济、加耶援兵分道御之。贼败退，追击破之泥河西。”《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下简称《胜览》）将弥秩夫置于庆尚（北）道兴海（今兴海），将悉直城置于江原（南）道三陟（今三陟），而何瑟罗必不能在三陟北。有人将何瑟罗比定为今庆尚北道之蔚珍，33还是颇有道理的。既如此，泥河为三陟地区的五十川就是无可置疑的了。34由此可见，自二世纪初直到五世纪末，高句丽、靺鞨同新罗接境之处基本保持了东秽时期的状态。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曹魏毋丘俭征讨高句丽时，曾派遣玄菟太守王颀与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在“岭东七县”地区堵截过高句丽王位宫，原南沃沮及东秽地区曾一度摆脱高句丽的控制，北沃沮也因王颀的征讨而元气大伤，高句丽的势力大大削弱，由此而导致了挹娄人的南下。从俄国考古界提供的资料看，作为挹娄遗存的波尔采文化叠压在滨海地区北沃沮遗存克罗乌诺夫卡文化之上，足见挹娄人南下并非虚言，本文前述肃慎（挹娄）人曾与高句丽发生冲突而高句丽将肃慎六百余家迁往夫余南乌川一事，又从文献学方面证实了挹娄人南下的事实。《晋书·肃慎传》说：“肃慎一名挹娄，在不咸山（今长白山）北。”说明彼时挹娄人已到达今延边地区。又据我国考古界提供的资料看，高句丽于东晋时期在今延边地区的东南部修筑了为防备挹娄人南侵的“边墙”、“长城”，其中一段位于珲春平原北部山丘上，东自哈达门乡太平村西山始，向西延伸横跨珲春北部山区，直到英安乡关门咀子西山，总长约25公里；另一段蜿蜒于和龙和延吉市北部山区，西自和龙八家子镇丰产始，东至龙井长安镇鸡林北，总长100余公里。由此可见，彼时挹娄人南下的前锋已到今延吉、珲春以北地区。及挹娄发展到南北朝的勿吉时期，情况又发生变化。据《魏书·勿吉传》载，在公元475年（北魏延兴五年、高句丽长寿王六十三年）勿吉就已夺取了“高句丽十落”，并密谋与百济“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学界对这一记载的理解并不一致，而笔者同意杨保隆先生的说法，即“高句丽十落”不是指今吉林市一带，而是指今珲春和延吉市地区。35也就是说，勿吉人已对高句丽在图们江流域的统治区发起了进攻。关于勿吉欲联合百济共谋高句丽的问题，有的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二者相距遥远，不可能结成联盟而共同对付高句丽。笔者认为，勿吉与百济密谋之事是实际存在的。所谓从水道并力攻击，不一定就是指双方在一条战线上联合作战，而应指在两条战线上从水道夹击共同的敌人高句丽；亦即：勿吉从图们江或日本海攻打朝鲜半岛的沃沮故地，而百济从半岛的西海岸攻击高句丽地区。事实上，后来勿吉人已经取得了今延边东部及朝鲜半岛东北部地区，而这一地区则成为勿吉及后来靺鞨粟末部、白山部的控制区。有些学者将白山部置于今延边地区是不妥当的，若如此，又丢掉了靺鞨的一部分土地。笔者同意董万仑同志的意见，36白山靺鞨的分布区应是今朝鲜东北部，粟末部最初的中心地区应是今敦化一带，后来方移至吉林市一带。
关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是否征讨肃慎的问题，学界亦有不同看法，然而从《碑文》永乐八年条的记事来看，即使其中的“帛慎”是指肃慎，充其量证明高句丽曾抄掠过彼地，但并未占有该地。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将好太王所到之处皆视为领土所辖之地的思维方式，无疑使自己走入了历史研究的误区。至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巩固单单大岭以东地区还是明白无误的。《丽纪》好太王十八年（公元409年）条云：“秋七月，筑国东秃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户；八月，王南巡。”有的学者认为今江原道安边郡境鹤城山山城即好太王所筑六城之一，颇有道理。由此可见好太王的南巡之地应是东秽故地，即今江原道地区。又据朝鲜考古界云，在今江原北道铁岭地区发现高句丽遗址和高句丽铁马模型以及铁铸的四神模型，其中有一小型的骑马模型与黄海南道新院郡长寿山城发掘出的铠马模型在大小或形态上非常相似。37不难看出，铁岭遗址的下限不应早于长寿山城的修筑年代，而铁岭同安边地区皆为彼时高句丽东疆重地。但是从大量的资料可知，自五世纪，新罗北进的势头大增。据《罗纪》载，公元505年（智证王六年）置悉直州（今三陟），512年（智证王十三年）置何瑟罗州（今江陵），556年（真兴王十七年）置比列忽州（今江原北道北部安边），至此，高句丽的东疆已大大退缩。据《胜览》载，新罗东部沿海地区的疆域最北可达今江原道北部文川稍南地区，高句丽曾在此地设泉井郡，新罗则在此改设井泉郡。到唐代渤海时，新罗与渤海则以今龙兴江为界。《新唐书·渤海传》云：“（渤海）南与新罗以泥河为境。”从三陟之五十川到永兴之龙兴江，同一名称的河流恰在南北两头，实与不同历史时期疆域的变迁有着直接关系。前述两个“何瑟罗”（蔚珍、江陵）亦同一道理。此种现象在朝鲜半岛是屡见不鲜的。
五、朝鲜半岛西部高句丽疆域的伸缩
高句丽的五部之一的东部应在今慈江道地区，因此，高句丽的领土伸向朝鲜半岛已是很早的事了。后来向朝鲜半岛的发展，首先是得到了半岛的东部比较落后的沃沮、东秽地区，而高句丽向西部汉族聚居的发达地区发展，当是从西晋末期开始的。高句丽抓住中原发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有利时机，便展开了对西晋东北四郡的频繁进攻。公元313年（美川王十四年）冬十月，高句丽“侵乐浪郡，虏男女二千余口”。亦即这一年，乐浪太守王遵建议正在半岛连年与高句丽酣战的辽东张统率其民千余家投奔雄据辽西的鲜卑首领慕容，于是便将乐浪郡侨置于辽西，以张统为太守，王遵参军事38。314年秋九月，高句丽又“南侵带方”，39带方亦侨置于辽西地区。从此，曾统治朝鲜半岛420余年的中原边郡宣告结束，代之而来的则是中国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高句丽对该地的管辖。从文献记载看，高句丽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在乐浪、带方二郡内徙后第一仗是于公元369年（百济近肖古王二十四年、高句丽故国原王三十九年）在雉壤一带（在今黄海南道东南地区）进行的。40就时间来讲，这年距乐浪、带方内徙的时间已有50余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二郡故地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笔者认为，史书虽未记载，但通过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完全可知：在这一阶段原居留该地的汉人同新迁来的汉人（如冬寿等）于二郡故地形成了一个“自治社会”，即该地依然由汉人自己进行管理。彼时高句丽只是忙于辽东之事，而百济则忙于内部治理以及与新罗友好往来。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此不多述。从丽、济第一次开仗的地点便知，彼时高句丽基本占据了乐浪、带方故地的大部领土。丽、济在争夺二郡故地的战争中，高句丽则多吃败仗。公元371年高句丽又在氵贝河（今礼成江）战败，百济王与太子“帅精兵三万侵高句丽，攻平壤城（今平壤），丽王斯由中流矢而死，济王引军而退，并将首都移至汉山城（今京畿道广州）。41其后，双方依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到好太王执政时形势急转。好太王首次伐百济是在公元392年。他率兵四万攻打百济的北鄙，陷石砚（今黄海道开丰境内）等十余城，汉水以北土地多被高句丽占领；这年冬十月，高句丽又攻陷了位于乔桐岛（在江华岛西海中）的关弥城。42公元396年好太王率水军亲征，在百济的南境登陆，攻城略地，逼近百济首都，迫使济王屈服，43使其疆域扩至汉江北岸。之后百济又大征兵马，并结好日本，一方面对抗高句丽，一方面进攻新罗。好太王应新罗之请于公元400年（永乐十年）大败倭兵；404年（永乐十四年）好太王又亲率大军在带方地界大败倭、济联军；407年好太王又发步骑五万攻打百济，百济全军覆没，并在回军时连破百济六城。44好太王在位时虽频频对百济用兵，但其疆土并未越过汉江。
公元427年（长寿王十五年）高句丽移都平壤，是高句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高句丽战略目标的重大转移。自此，高句丽锐意南进，专心与百济、新罗争夺朝鲜半岛。终于在公元475年（盖卤王二十一年）由长寿王亲率三万大军攻陷百济首都汉城，济王被杀，其子文周王继王位，并移都于熊津（今忠清南道公州）；然而，后来百济又收复了汉城，东城王于483年春二月出猎于汉山城并抚问军民。45关于高句丽南疆的全盛期应在长寿王执政晚期以及文咨明王在位初期的年月里。《魏书·高句丽传》载述员外散骑侍郎李敖访问高句丽回朝的汇报云，高句丽“南至小海”；同书《百济传》云，百济国“去高句丽千余里，处小海之南”。学界多认为此“小海”即今牙山湾，这是不错的。我们翻阅《胜览》可知，高句丽建置最南可达今之江华、仁川、南阳、稷山、镇川、槐山、延丰、荣州、清河一线，包括了京畿道全域、忠清南北道北部以及庆尚北道东北大部。1979年在韩国忠靖北道中原郡可全面龙日里石木发现的高句丽文咨明王时所立高句丽碑便是高句丽拓疆的有力物证。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高句丽的南疆随着时间的流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于百济奋发图强以及新罗的迅速发展，高句丽南疆到后来又有了收缩。
正当高句丽全盛时期而咄咄逼人的时候，百济和新罗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一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高句丽。史载，公元484年（照知王六年、东城王六年、长寿王七十二年）罗、济联军在母山城（全罗北道东南天岭郡云峰地方）击败了高句丽46；494年（照知王十六年、东城王十六年、文咨明王三年）秋七月，高句丽“与新罗人战于萨水之原”，新罗人“保犬牙城”，丽兵围之，而百济“遣兵三千援新罗”，丽兵退去。47此处之“萨水”，有的学者将其与朝鲜半岛西北的萨水（今清川江）混为一谈，并将“犬牙城”比定为清川江左岸安州郡安州邑的高句丽安州城。48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妥的。很难设想彼时的新罗、百济人能北上到高句丽首都平壤以北的清川江南岸与高句丽作战。因此“萨水”的位置应结合彼时的时代背景到汉江流域去考察。有人根据《三国史记·地理志》和《胜览》关于“清州”、“清川县”、“清川里”、“清川”、“萨买县”等地名的某些关联而考证三方作战的“萨水之原”应是流经今报恩（在忠清北道南部）的“清川”地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显然，所谓的“萨水”就是今流经忠清北道境内的汉江支流达川，而“犬牙城”则应到达川附近去找。就此而言，说明在五世纪之末三国已在今忠清北道地区展开了争夺领土的战斗。又据史载，公元495年高句丽曾围攻雉壤城（今黄海南道海州首阳山城）而被罗、济联军击退49，502年百济发五千兵袭击了高句丽的水谷城（今黄海北道平山郡南山城里礼成江西岸太白山城，又名城隍山城）50，507年高句丽将领高老与靺鞨共谋袭取汉城（百济故都，今广州）“进屯于横岳下”而被百济击退51，523年高句丽至氵贝水（今礼成江）而被百济一万步骑击退，548年“高句丽王平成（阳原王）与（氵歲）靺鞨谋攻百济汉北独山城”而被罗、济联军击败。53由上述情况可知，自五世纪末而至六世纪前期，在罗、济两国的共同打击下，高句丽节节败退，百济不仅收复了汉江以南之地，而且也占领了汉江以北某些地方，并努力同高句丽作战。但是，罗、济所获得的胜利果实的相当部分不久便被新罗给独占了。
据《罗纪》载，公元550年（真兴王）十一月新罗趁丽、济争斗之机，从中渔利而巧取道萨、金岘二城；551年罗王“命居深夫等侵高句丽，乘胜取十城”（十城皆在今忠清北道东北竹岭西北）；553年秋七月又取百济东北鄙而置“新州”（今广州地方）。由此可见，自六世纪中叶开始，新罗便占领了汉江南北的广大地区。从《胜览》所载的情况看，统一新罗出现之前其疆域最盛期的西北界已达今临津江南岸，而高句丽的南部疆域大大向北收缩。考古界发现的黄海南道延安邑的凤势山城（又名飞凤山城）、丰川里的丰川城、瓮津郡西部的瓮津山城、海州市的首阳山城、新院郡的长寿山城、月堂里山城、殷栗郡东部的九月山城以及黄海北道平山郡南的太白山城、瑞兴郡北部的大岘山城、凤山郡东南的鸺鹠山城、黄州东侧的黄州城（一名得月山城）等，都是高句丽最稳固的南疆中的重镇。隋、唐时期高句丽同罗、济皆有领土之争的“拉锯战”，这种争夺战直至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才宣告结束。高句丽绝大部分领土都被唐朝统一过来而被纳入安东都护府的辖区，中国同新罗的边界基本保持在西至大同江、东至龙兴江一线。
注 释：
1.姜仁淑著、文一介译：《关于先行于高句丽的古代国家句丽》，《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2年1期。
2.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延吉。
3.刘子敏：《战国秦汉时期辽东郡东部边界考》，《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5期。
4.《三国志·东夷传》。
5.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译：《朝鲜全史》第三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延吉。
6.8.9.10.11.12.16.17.39.40.47.《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7.曹德全：《〈后汉书〉、〈三国志〉中〈高句丽传〉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4期。
13.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
14.33.48.李址麟等著、李云铎与顾铭学译：《四—六世纪前半期高句丽的领域》，《朝鲜史通讯》第2期，1980年。
15.朴容绪著、李云铎译：《德兴里壁画古墓考—德兴里壁画古墓说明什么》，《朝鲜史通讯》第3期，1981年。
18.43.44.《好太王碑文》。
19.《资治通鉴·唐纪》。
20.尹乃铉著、顾铭学译：《汉四郡的乐浪郡和平壤的乐浪》，《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0年2期。
21.刘子敏：《“崔氏乐浪”考辨》，《北方文物》2001年2期。
22.刘子敏：《关于毋丘俭征伐高句丽的探讨》，《史学论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延吉。
23.郭毅生：《两汉魏晋时期东北地方史资料》，见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24.李宗勋：《也谈高句丽栅城遗址》，《史学论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延吉。
25.持此说者为朝鲜学者丁茶山，见《大韩疆域考》，载《丁茶山全书》，汉城，弘益人间出版社。
26.持庆兴说者为日人吉田，见《日韩古史断·中古纪》第3章；持镜城说者为日人松井等，见《渤海五京考》。
27.持此说者为日人鸟居龙藏，见《东北亚搜访记》第13章《尼古里司克之探访》。
28.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175页，黑龙江文物出版编辑室，1982年；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29.持此说者颇多，其代表性的学者有斋藤甚兵卫（见《半拉城渤海遗迹调查》）、金毓黻（见《渤海志长编》）、鸟山喜一（见《渤海东京考》）、《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的编者以及朝鲜学者朴时亨、我国学者王承礼等。
30.持此说者有《延边文物简编》的编者及严长禄（见《对主要高句丽古城的考察》，载于1989年《延边大学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文集》、方学凤（见《渤海遗址及其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
31.持此观点的学者是李健才先生，见《珲春渤海古城考》，载于《东北史地考略》，吉林省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又见《关于高句丽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未刊稿，转引自《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32.持此观点者是朴真奭先生，见《高句丽栅城遗址考》（载于《朝鲜中世纪史研究》）、《高句丽栅城遗址再考》（载于1997年高敬洙主编的《朝鲜学韩国学论丛》）。
34.《延边文物简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8年，延吉。
35.杨保隆：《勿吉地域西南部边至考》，《北方文物》1985年5期。
36.董万仑：《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哈尔滨。
37.38.《资治通鉴·晋纪·孝愍上》。
41.42.45.49.50.51.52.53.《三国史记·百济本纪》。
46.《三国志·新罗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