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它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而它的疆域的扩展自然也有一个变迁过程，因此，对高句丽疆域的沿革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对深入了解高句丽历史来说是颇为重要的。
一、高句丽五部疆域的形成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朱蒙建国前曾有过“句丽国”，这个“句丽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时就曾“居住过五个血缘集团（五族）”，而“随着他们进入阶级社会便被强大的涓那部统一，编成为五个地方行政单位（五部）”，“高句丽是继承句丽的国家”，因此所谓“句丽国”的领域也就在初期高句丽的领域范围之内，“其地区相当于以现在浑江流域为中心，包括鸭绿江中游、太子河上游、浑河上游、伊通河流域的今日中国辽宁省桓仁县、新宾县、清源县和吉林省柳河县、通化县、集安县、临江县以及我国（指朝鲜）的慈江道一带”。1笔者认为，所谓“句丽”应是“高句丽”的简称，将其说成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不同的政权乃是毫无根据的。至于将“五族”与“五部”看成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乃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更不值一驳。需要认真讨论的是关于“五部（族）”领域形成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前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既不是朱蒙建国前的高句丽民族的分布区，也不是朱蒙建国初期的疆域范围。实际上，高句丽五部领域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关于这一点，学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关于“五部（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东夷传》，彼时五部业已形成，范晔和陈寿所云“五部（族）”是既成事实的情况，对其变迁情况只是提到了原本涓（消）奴部为“王”、为“国主”、后来由桂娄部取而代之一事。显然，上述二史的相关记载是颇为模糊的。正因如此，所以使学界在理解问题时歧义频出。对此，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所提供的某些史料，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去探求五部形成的奥秘。金富轼《高句丽本纪》（下简称《丽纪》）云：“（朱蒙与三贤）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四方闻之，来附者众。其地连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畏服，不敢犯焉。王见沸流水中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其国王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地小不足容两主，君立都日浅，为我附庸可乎？’……二年（公元前36年）夏六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下简称《济纪》）又云：“（朱蒙）自北扶馀逃难，到卒本扶馀。扶馀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扶馀王薨，朱蒙嗣位。”
关于“沸流水”是现在的哪条河，学界有不同说法，但以今浑江支流富尔江之说为最可信。所谓“卒本川”，无疑是沸流水的另一个名字。据上引史料推测，朱蒙到卒本川之前，在这一带可能有一个夫余移民所形成的部落（《济纪》有朱蒙的后妻之前夫优台是北夫余王解夫娄庶孙之说），朱蒙始建国号可能是“卒本夫余”，在吞并了一些原高句丽部落之后改名为“高句丽”。笔者将朱蒙建国前的高句丽称“古高句丽”，这“古高句丽”就是以沸流国为首的某些部落小国，诸如《丽纪》中所载“黄龙国”、“荇人国”皆是。实际上，朱蒙在沸流水下游落脚以后，是利用了夫余移民的力量威服或征服了古高句丽各部的。这里必须强调，古高句丽应是在原高夷某些部落中脱胎出来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自西周就已存在的高夷在高句丽族诞生前应是处于一种部落分散、各有君长、总不相一的状态，及古高句丽在富尔江流域形成后，该族各部形成了一个范围并不太大的部落联盟，其盟主就是沸流国国王（酋长），松让所说的“我累世为王”即指沸流国累世为古高句丽部落联盟的酋长。有人把“累世为王”理解为沸流国已是奴隶制国家并实行国王的世袭制是错误的。
笔者还要进一步指出，古高句丽虽然已形成部落联盟，但这一联盟的领域还没有包括原高夷的全部地区。西汉第二玄菟郡的辖区共有三个县，即高句丽县、上殷台县和西盖马县，古高句丽族的分布区应仅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其它两县所辖应是尚未融入高句丽族的高夷部落或貊人部落。即使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也还分布着梁貊（今太子河上游一带）部落，而梁貊融入高句丽已是晋代的事了。关于古高句丽同西汉地方政府的关系，《三国志·东夷传》有一段记载：“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娄。沟娄者，句丽名城也。”关于“汉时”发生上述之事，成书晚于《三国志》的《后汉书·东夷传》中记为“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显然是错误的。《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此“辽东”非指城而是指郡，因为彼时辽东郡的首府是襄平，称“辽东城”是后来高句丽占领辽东郡以后的事；“玄菟城”无疑就是高句丽县县城，其遗址即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南的汉代古城。笔者曾考证，西汉第二玄菟郡是于昭帝六年前后在原辽东郡塞外地区侨置的，其辖区基本是古高夷（今浑江流域）和貊国（今朝鲜慈江道）故地。2因此，高句丽县的设置与汉武帝灭朝鲜并无联系，高句丽县令管理古高句丽是昭帝时的事。朱蒙建国以后，高句丽国取代了沸流部对古高句丽地区的统治。《丽纪》载有朱蒙派人攘斥靺鞨、“伐太白山东南荇人国，取其地为城邑”以及“伐北沃沮，以其地为城邑”的事，学界有人以此为据认为朱蒙在位时高句丽的地盘已扩展得颇大了。这实在是一种误解。金富轼在这里说的“”应指北沃沮而言，但从彼时高句丽的国力来看，它不可能威服远在今延边地区的北沃沮，更谈不上征服乃至吞并。至于荇人国的位置，也不可能距沸流水太远，其中的“太白山”也不可能是今长白山。理由很简单：朱蒙在位时，西汉的玄菟郡还在有效地管辖着高句丽地区，高句丽之北不远的地方就是上殷台县（今通化县赤柏松古城）。考察历史，首先应对史料进行鉴别，做到去伪存真。
在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在位时，高句丽依然不甚强大，除了汉玄菟郡对其尚有相当的制约力外，北邻夫余国给它的压力也很大。据《丽纪》载，公元前6年，夫余王带素曾遣使请高句丽送交质子，为此琉璃王颇为害怕。为了远离高句丽县的控制和夫余国的威胁，琉璃王于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市），但对距原首都纥升骨城（今桓仁东北五女山城）不远的黄龙国尚不敢得罪。据《丽纪》载，琉璃王为安民固邦，竟将结怨于黄龙国的太子解明赐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汉末年，由于中原多事而大大影响了对东北边郡的控制力，在高句丽迁都之前，西盖马县（今集安）业已内徙于辽东郡境，但上殷台县依然存在，王莽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曾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将上殷台改为“下殷台”。当然，由于王莽篡权后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民族政策，伤害了高句丽人的民族感情，激化了民族矛盾，使高句丽向着叛逆的道路愈走愈远。据《丽纪》载，在公元12年以后，高句丽“寇汉边地愈甚”，并于公元14年“西伐梁貊，灭其国（实为征服）；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自此，汉玄菟郡的大部分辖区已为高句丽控制，玄菟郡全部内徙于长城以内的辽东郡境。及高句丽第三代王大武神王时，首先于公元4年击败了夫余国。夫余国的王弟逃到鸭绿谷（今鸭绿江上游地区）杀海头王而自立国于曷思水（鸭绿江一支流），是为曷思王。夫余王从弟亦率万余人投奔高句丽，高句丽封之为王并将其安置于掾那部。又于公元26年冬十月“王亲征盖马国……以其地为郡县”，于同年12月句茶国王又“举国来降”，高句丽“由是拓地浸广”。自琉璃王迁都国内城开始，高句丽利用国内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山水深险、易守难攻的绝好条件，不断向周边发展割据势力，它的南界已达萨水（今清川江）北岸。及至第六代王太祖王时，公元68年，“曷思王孙都头以国来降”；公元72年“遣贯那部沛者达贾伐藻那，虏其王”；公元74年“王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虏其王子乙音为古邹加”。大致在太祖王执政之时，高句丽的五部疆域业已形成。其中部（亦称内部或黄部）为桂娄部，它是五部的中心，亦即国内地区，即王畿地区，为今集安市辖境，它是高句丽王直属的地缘部落，当是由夫余人（王族）、高夷人（盖马国、句茶国）以及貊人（大水貊）融合而成的；西部为涓奴部（亦称右部），该部形成较早，其主要居民为“古高句丽”人及“卒本夫余”的后裔；南部为灌奴部（亦称前部），其位置应是今桓仁县南部和宽甸县北部的浑江下游地区，与辽东郡以长城线相隔，它是由小水貊同夫余王从弟所率夫余人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北部为绝奴部（亦称后部），其地域即今临江、长白、抚松、靖宇等县辖境，它是由迁入这一带的夫余人（如曷思国）同当地土著高夷人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东部为顺女部（亦称左部），其领域是古貊国故地，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它是由一部分迁入的高句丽人同貊人残部（朱那、藻那）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形成的时间是最晚的。陈寿未察上述历史变迁，只是模糊地说桂娄部替代了涓奴部对高句丽的统治，致使人们的认识造成混乱。所谓高句丽开始便以涓奴部为王是不确切的。
二、高句丽疆域向辽东方面的扩展
如前所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基本是汉第二玄菟郡的辖区，它与辽东郡、第三玄菟郡的界限即辽东长城，这条长城在辽东地区的走向应是：自今铁岭以北而东南，经抚顺大伙房水库以东的南杂木一带穿越浑江、苏子河而南走，越太子河中游一带，经宽甸县以东地区越鸭绿江而与朝鲜半岛的“大宁江长城”相接。3高句丽五部形成后进出玄菟、辽东二郡皆可谓“入塞”、“出塞”，汉魏时的夫余、高句丽皆是塞外民族。
从古文献记载来看，高句丽入塞犯二郡始于太祖王宫执政之时，但其疆界尚未扩展到塞内。及新大王伯固、故国川王男武、山上王延优（伊夷谟）在位时，由于公孙度雄张海东，形势比较平静，在公孙康执政时，甚至发生了涓奴部脱离高句丽而直接归附公孙政权的现象，而公孙康又曾征讨高句丽，“破其国，焚烧邑落”，4高句丽险些亡国。及曹魏时期，发生了毋丘俭征讨高句丽的事件，高句丽失败得更惨。有人根据《后汉书》和《三国史记》关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高句丽遣将侵袭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的记载而断定高句丽在东汉之时果真远征过黄河以北之地，并根据《丽纪》关于公元55年高句丽“于辽西地方筑城十座”的记载，妄说高句丽将其领土扩张至大凌河东南医巫闾山一带。5实际上，上述所据两条史料是不可靠的，应是一种误解误记。前条误记置于高句丽第五代王慕本王执政时期，而慕本王是个“为人暴戾不仁，不恤国事”、民怨极大的国王，在位仅六年即为近臣所杀。6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国君的“领导”下，高句丽会作如此之远征。关于对这条史料的认识，曹德全同志已有中肯的分析，7此不赘述。至于第二条史料所云，亦应是以讹传讹。如果说历史上果真有过高句丽在“辽西”筑城的事，那也不是发生在太祖王时期，而“辽西”也不是指医巫闾山之西的辽西郡，而应指小辽水（今浑河）之西的辽东郡地区。如前所述，考察历史必需首先鉴别史料的真伪与可靠程度，不能见风就是雨。辽东地区的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当在两晋时期，而这种变化最初的迹象则是“新城”的修筑和梁貊的消失。“新城”之名最早见于《丽纪》西川王七年（276年）条：“四月，王如新城猎获白鹿。”金富轼在“新城”下加注云：“新城，国之东北大镇也。”学界公认，此“新城”即今高尔山山城（在抚顺城高尔山上），它不是在高句丽的“东北”，而是在西北。新城之设，标志着高句丽的领域已突破了长城线。关于梁貊的问题《丽纪》有所记载，它是位于今太子河上游第二玄菟郡高句丽县南部塞外的貊人部落，是古高句丽的近邻，及高句丽五部基本形成之后，梁貊时叛时附于高句丽，最晚见于史载是高句丽烽上王元年（292年），而此后不见于史，说明这一貊族部落已完全融入高句丽，其故地已正式纳入高句丽的版图。笔者同意这种说法：今新宾县西南下夹河乡北太子河南岸的太子城的修筑年代的下限不应晚于“国北新城”，从建筑技法来看，它几乎集中了“貊人”和高句丽山城修筑的所有特点，应属高句丽山城修筑的早、中期类型。当然，联系文献的相关记载，将其下限定为三世纪晚期还是比较妥当的。像今本溪地区的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亦应是修建于西晋之时，这两座城亦皆进入塞内地区。从史书记载以及考古发掘来看，在西晋大半个时期内，由于慕容氏的强有力抵御，高句丽向辽东的扩张基本上限制在新城、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一线，但到了西晋晚期，情况就不同了。
首先，在美川王执政时，高句丽加强了对辽东的侵蚀。据《丽纪》载，美川王三年（公元302年、西晋太安元年）秋，丽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十二年（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秋八月，高句丽遣将“袭取辽东西安平”。西安平县为西汉所置，即今辽宁丹东叆河尖古城，它既是进出鸭绿江水路的咽喉之地，也是辽东地区往来于朝鲜半岛的要冲所在，该县的陷落应是高句丽在向辽东及朝鲜半岛扩张过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胜利。至美川王十六年（公元315年、西晋建兴元年）春二月，高句丽终于攻破了玄菟郡（今抚顺市浑河北岸劳动公园古城），并大肆杀获。彼时晋平州刺史、护东夷校尉崔毖阴结宇文部、段部和高句丽共谋攻慕容，企图灭之而三家共分其地，但廆采取反间之计而巧破三家联盟，并率军东攻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崔毖于美川王二十年（公元319年、东晋太兴二年）冬十二月弃家率数十骑投奔高句丽，廆遣其子慕容仁镇守辽东，“官府市里，案堵如故”，8辽东郡遂为慕容氏所统。另外，《丽纪》有云，美川王二十年高句丽将领如孥曾据于河城，“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馀家归于棘城（今辽宁义县稍西）”。对“河城”的位置，学界无确解，《满洲历史地理·晋代之满洲》认为河城即侨置后的朝鲜县治，在辽西，其理由是：张统是侨置后的乐浪太守，由他去攻打河城，意味着张统在收复本郡之地。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说彼时因三家联盟而高句丽派兵临时驻札在辽西地区，也不可能拖带着千余人家进住河城，而从高句丽的国力来看也不可能将其势力延伸到棘城附近。因此，此河城应在辽东郡北部或玄菟郡境内。廆派张统率部征讨，是因为张统原是辽东人，对辽东的情况比较熟悉。
其次，故国壤王攻陷辽东、玄菟。美川王于公元331年死去，同年，其子故国原王（名斯由，又名钊）继位。在位初期的十二年中，先后“增筑平壤城”，“（加）筑国北新城”，“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加强了防卫力量，并“遣世子，朝于燕王皝光”。此时，慕容皝光为前燕国王，并于公元342年（故国原王十二年）冬迁都龙城（柳城改，今辽宁朝阳）。为消除进军中原的后顾之忧，皝于这年十一月出兵五万五千亲征高句丽而大获全胜，“发美川王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9自此之后，高句丽纳质修贡，称臣于燕，不敢窥视辽东。及至小兽林王于公元371年继父位之后，因前秦统治东北，秦丽关系颇好，辽东无事。然而到了故国壤王在位二年（公元385年）春正月，高句丽出兵四万而“陷辽东、玄菟，虏男女一万口而还”。即在这一年的冬十一月，燕将慕容农率军收复了辽东、玄菟二郡。10
最后，好太王向辽东开拓疆域。好太王名谈德，是高句丽第19代王，故国壤王之子，“生而雄伟，有倜傥之志”。大约在好太王继位之初，就曾出兵攻取了玄菟、辽东二郡，这可由《好太王碑文》（下简称《碑文》）所载永乐五年（公元395年）好太王征讨碑丽之后取“襄平道”回军可证。但是，到好太王九年（依《碑文》应是永乐十年）春正月时，后燕慕容盛借口高句丽朝贡“礼慢”，便“自将兵三万袭之……拔新城、南苏二城，拓地七百余里，徙五千户而还，11无疑又收复了辽东失地。然而，好太王十一年（应是永乐十二年）局势又变，高句丽“遣兵攻宿军，燕平州刺史慕容归弃城走”；十三年冬十一月，高句丽又“出师侵燕”。12显然，宿军地处龙城东北，即今北镇一带，13宿军陷落，则辽东难保。学界认为辽东、玄菟最后被高句丽占领的时间是公元404年还是可信的。后来燕王慕容熙虽欲收复辽东，但并未成功。有的外国学者在探讨高句丽西部疆域时妄将龙城置于今凌源附近，将宿军置于凌源东部、大凌河西部，认为“到五世纪初，高句丽的西界到达凌源以东、大凌河以西，即热河东北地区”。14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高句丽军在宿军并未停留多长时间，亦即未将其纳入版图。还有人根据在朝鲜大安市德兴里发现的“幽州刺史”壁画墓的文字资料而认为高句丽于四世纪七十年曾在中国北部设置过幽州刺史以管辖“包括今辽河以西的辽宁省、河北省的北半部和山西省的东北部这样广阔地区。”15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至于对“幽州刺史墓”主人如何认识，后文略有涉及，此处不述。
三、高句丽北部疆域之变迁
高句丽之北部疆域，是指高句丽五部以外所占夫余的领土。夫余地处塞外，其疆域主要在今吉林省中部，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各种迹象表明，自大武神王大败夫余以后，夫余南部领土便已纳入高句丽版图。太祖王之母是夫余人，死后葬于夫余，太祖王曾于公元119年“幸夫余祀太后庙，存问百姓穷困者，赐物有差”。16所幸之夫余应是早先夫余国的南疆，是王太后的故乡。《丽纪》载，西川王十一年（公元280年）冬十月，“肃慎来侵……达贾出奇掩击，拔擅卢城，杀酋长，迁六百余家于夫余南乌川”。关于“乌川”为何水，因资料缺乏而不得其详，但它肯定是高句丽版图内的某条河流，笔者暂认为它是今伊通河上游段。
在考察高句丽北部疆域时，不能不涉及契丹同高句丽的矛盾问题。据《丽纪》载，小兽林王八年（公元378年）秋九月，契丹发兵侵犯高句丽的北边，“陷八部落”。契丹是位于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汇流处的新兴民族，彼时的领土已达今下辽河北段西岸地区，所侵“八部落”应是今辽北开原、西丰地区，该地区亦是夫余故地。及好太王继位的第一年（公元392年）九月，就“北伐契丹，虏男女五百口，又招谕本国陷没民口一万而归”，17收复了失地。大概是为了更有效地阻止契丹人的入侵，以保北疆的平安，好太王于永乐五年（公元395年）又亲率大军征讨碑丽，过富山，“至盐水上，破其三部落六七百营，牛马群羊，不可胜数”。18关于“碑丽”即契丹之一部（亦写作“匹黎”），学界无大异议，但其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则众说纷纭，其中就有太子河上游说、浑江流域说、浑河流域说、西拉木伦河说、赤峰西北说、甘肃西北说等。有的人认为，将高句丽作战地区说得愈远就证明高句丽愈强大，这种不负责任的治学陋习反映了一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治学心态，不是科学的东西，不足取。笔者认为，好太王如果真的率军远征西拉木伦河更西的甘肃西北而置慕容氏、百济国的威协而不顾，实在是太愚蠢了。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征讨不会走得太远。笔者认为碑丽应是位于今辽河西部的康平、法库、彰武一带的契丹部落，以辽河为界与高句丽的北疆相隔，所谓的“盐水”应是辽河西岸的某个支流（如秀水河、拉马河等），战斗是在辽河西岸进行的。考古界认为今沈阳东北蒲河上游棋盘山水库北岸的石台子山城、铁岭市东南汛河北岸的催陈堡山城、西丰县凉水碾盘河（清河支流）右岸的城子山山城等应是高句丽中晚期的山城，其修筑年代当在四世纪末好太王占有辽东前后。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而这些山城主要是防备契丹等草原民族的入侵而修筑的。在高句丽的历史上，其疆域基本上没有超过辽河一线。在隋代辽河西岸的“武厉逻”，仅是一个孤立的据点或观察哨所，被隋军拔掉之后已不复存在。
关于好太王向北拓疆的伟业还有征讨夫余一事。《碑文》云：“廿年庚戌（公元410年）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城骈首归服。王赦宥，均追念王恩普处，于是旋还。又其慕化，随官来者，味仇娄鸭卢……。”好太王所到余城即夫余城，应是其前期王城（今吉林市），作别的理解皆非是。理由很简单，这里有高句丽山城，如龙潭山山城、东团山山城、三道岭子山城等。自吉林市往南，高句丽山城还有：辽源市的龙首山古城、工农山古城、城子山古城，盘石县的城子沟坝山城、纸房沟坝山城，东丰县的城子山山城，辉南县的辉发城山城等。在夫余故地南部所筑山城主要是防备契丹的入侵，而北部的山城主要是防备挹娄（后来的勿吉）的入侵。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高句丽千里长城北端的“夫余城”与《碑文》中的“余城”是否同一城的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夫余的前期王城为今吉林市，后期王城为今农安是学界流行的说法，实应如是。但是，高句丽千里长城向北到达的却不是这两座城，因为从各种迹象表明，唐朝军队作战的范围远未达夫余的王城，所到者仅是夫余南部故地而已；再说，农安和吉林市在唐代也不再属于高句丽所管之地（详见后文）。薛仁贵拔一夫余城而使“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19这扶余城无疑应在扶余川最南部。近来王绵厚同志提出今柳河罗通山城即“余城”的主张，颇有道理。但是，此城何以叫做夫余城，笔者却有自己的看法：这座城很可能是公元494年（高句丽文咨明王三年）安排降附的夫余王而命名的。所谓“夫余川”，自然指的是诸如柳河、三统河、辉发河及各支流而言的。夫余乃是被勿吉所逐而亡国的（详见后文）。勿吉占领了夫余的两个王城后，高句丽的北部疆界应为今铁岭、开源、西丰、辽原、盘石、辉南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