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巴夏礼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的一起突发事件。通州谈判中扣押巴夏礼等39人的决定，不仅有咸丰皇帝的谕旨，更在于具体办理交涉时载垣和僧格林沁两人的不谋而合。从扣押人质到解决这一事件，历时仅一月有余，却几成当时中外交涉之焦点。清政府在此中步步后发，谈判中不仅失去人质和战略上的依托，更最终导致了火烧圆明园惨剧的发生。这一外交失败，以惨痛的名园劫难向我们证明了传统封建国家外交的穷途末路。可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外交近代化已确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 巴夏礼事件  火烧圆明园  奕訢  近代外交
 
    Abstract: The Harry Parkes event is a sudden incident which happened in the time that the second Opium War soon finished. The decision of detaining Harry Parkes and so on 39 person which made in Tongzhou negotiation, not only has the purport of Xianfeng emperor, lies in the same view without previous consultation betweent Yixin and Senggelinqin when handling negotiation even more. From detaining the hostages to solving this event, go through time only more than one month, but nearly become the focus that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arried on negotiations at that time. The Qing government responded slowly, in the negotiations not only losed backing on the hostage and strategy, finally caused to the tragedy of burning down the Old Summer Palace. This diplomatic failures, has proved the coming dead-end of feudal national diplomacy of the tradition to us by the deeply grieved famous garden disaster. Obviously, for China at that time, the diplomatic modernization has really been an extremely urgent subject.

    Key word： the Harry Parkes Event   burn down the Old Summer Palace  Yixin   modern times diplomacy
 
    所谓巴夏礼事件，是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一事[①]。这一突发事件的解决，历时虽短，但牵涉甚广，几成当时中外交涉之焦点。巴夏礼等人押赴京城之时，正是英法联军铁蹄进逼京城之际，而此时，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只留下恭亲王奕訢等与英法会商和局。和谈中巴夏礼事件的解决并不顺利，清政府步步后发，不仅失去谈判上的依托，更最终导致了圆明园惨遭焚毁之劫难。

    对于巴夏礼事件，笔者所见国内学者之论著，多分散于各通史著作中，或着力于其人质被扣原因的探讨[②]。本文认为巴夏礼事件的解决与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就二者关系作专题研究，以期更深入探讨巴夏礼事件及其解决过程中清政府的对策。

一

    要弄清通州谈判中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巴夏礼其人。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5-1885），英格兰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丧父，由其叔父抚养成人。1841年来华谋生，并在澳门学习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1858年后，巴夏礼跟随英军北上，任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多次交涉都由他和中方人员进行。[③]

    对于巴夏礼，早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前，清政府方面对他就已经是印象不佳。在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叶名琛后被清政府任命为两广总督的黄宗汉，鉴于巴夏礼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在广州沦陷后实际操纵那里的政务，于1858年在对咸丰皇帝的上奏中，就已愤恨地表示：“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④]；他甚至还张榜悬赏：“生擒巴夏礼者，(赏)数万,杀毙者,数万”[⑤]。不仅如此，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充当英方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巴夏礼，在清朝官员面前表现出来的傲慢无理，较之此前在天津谈判中的李泰国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言辞狂悖、咄咄逼人，令与之谈判的桂良等人心里多怀有怨恨之意，且认定其乃“主事之人”，额尔金惟其言语是听[⑥]。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也有明确的表示：

    “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⑦]

    由此可见，咸丰皇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以传统“擒贼先擒王”的逻辑考虑问题，既然认定巴夏礼为“谋主”，那么扣押巴夏礼就是为了杜其奸计，为了打乱英法联军的阵脚，缓和局势。然而对战局的没有把握，又使咸丰皇帝在这则奏折中留下了“令其全数回河西务”的转圜余地。因此，尽管有了咸丰皇帝的谕旨，然而是否扣押巴夏礼，其关键还在于具体办理交涉时载垣等人的决断。

    天津谈判以破裂告终，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清政府改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9月14日，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⑧]。不料在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⑨]，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而此前，僧格林沁因和局不成之势已显，早在张家湾以南重兵扼守，9月18日面饬恒祺时，又已有“事已决裂，应将巴夏礼等羁留在通”[⑩]之意，故在接到通知后，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由此可以看出，扣押巴夏礼这一决定的最终做出，是由于巴夏礼节外生枝，提出了载垣乃至于咸丰皇帝都认为“万难允准”的亲递国书问题。当然，基于对现实的判断，载垣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其中也有咸丰皇帝所说的铲除英法“谋主”之故。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11]。

二

    现实的无情证明了清政府扣押巴夏礼、“该夷兵心必乱”的一厢情愿的空想，战场上的形势远非如其所料那般“谅必可操胜算”。9月17日，英法对于清政府扣押巴夏礼等人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当日中午，清军惨败于通州张家湾。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清军再次节节败退。所以，即使清政府中主张杀巴夏礼的情绪高涨，如光禄寺少卿焦佑瀛、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等人联名奏请极刑处死巴夏礼[12]，咸丰皇帝也难断下决心，只在其奏折后朱批道：“是极，惟尚可稍缓数日耳”[13]，并于9月21日任命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接办和局。

    英法虽索巴夏礼甚急，但联军的进犯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9月25日，英法两国拒绝了奕訢暂息干戈，所有天津议定和约一一皆准并派员定期会办的照会，并复照限期三日释还被押英法员弁，全部条件盖印画押，否则“登时领兵前进，攻破京师而占据之”[14]。随后两天，英法两国又反复照会要求放人，双方交涉一时以巴夏礼为中心。然而，奕訢发给英国公使额尔金的多次照会，意见仍与英法“先放人后议和”的要求相悖[15]。双方为此相持不下，额尔金遂于9月30日宣布停止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16]。10月5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两门，并于次日凌晨直扑清军守备空虚的海淀一带，在“无一兵一骑出而御之”的情况下，占据圆明园，与当地土匪一起，大肆抢劫[17]。

    在英法联军步步进逼之时，咸丰皇帝做出的反应是在三易钦差之后北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留守京城，督办和局。这个时候，热河成了遥制京城谈判的中心，随着战局的变化，清政府内部争论愈盛，政策摇摆不定，一步步制约着前台的谈判。八里桥战败后，原先积极主战的僧格林沁、瑞麟等因连战失利纷纷转变思想，深盼和议速成[18]。身在热河的咸丰皇帝，在了解到京城官兵战守失据的情形后，亦于10月2日下旨给奕訢等人：

    “……当谕令相机办理，朕亦不为遥制，总期抚局早成，朕即可及早回銮，镇定人心。……如肯遵照恭亲王等所给照会，退至张家湾一带，酌定适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员，将在津续定条约盖因画押，将巴夏礼等送回，固属至善；如必不肯遵行，或并无照复前来，不必待其进攻城池，莫若既将所获巴酋等全行送还，以示大方，尚可冀其从此罢兵换约，不值得为此数十夷丑，致令亿万生灵俱遭涂炭。”[19]

    咸丰皇帝虽然给了奕訢相机行事、斟酌办理的大权，但并未放松亲递国书一节。兵临城下之时，战心又起，复又主张放还巴夏礼应以和局已成为条件。这其间，咸丰皇帝态度的种种变化，对谈判前台的奕訢牵制极大。

    早在奕訢初上外交前台之时，战场上的形势就已不乐观。在拿不出任何退敌之策，万般无奈之下，奕訢最后还是将巴夏礼作为应付英法的砝码。由于英法索人甚急，奕訢因此认定巴夏礼地位非凡，奇货可居。故而从9月23日开始，一面与英法多有照会往来，要求先退兵，再画押(即订约)，最后释放巴夏礼等[20]；一面在巴夏礼身上寻找突破口，欲借以弭兵事，于是设法促使巴夏礼致函英法退兵。然而，与英法的照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奕訢“俟贵大臣到京日，选择严肃处所，设立香案，由本爵代接贵国国书，置之案上，以昭礼敬”[21]的建议未被采纳；英法始终认为亲递国书，“此凡在礼义之邦，无有不知，无不奉行。遇有自谓礼议（义）之国，不用此礼相待，斯虽言称和好，而实滋他国之疑异”[22]。双方在国书是否亲递，先放人还是先和谈的问题上固执己见，不予妥协，巴夏礼被扣一事遂成骑虎难下之势。然而，奕訢并未按联军要求在三日之内释放巴夏礼，只是在9月29日将其移至高庙，款之以礼，并派恒祺、桂良等人多次游说[23]。10月3日，奕訢在给英使的照会中提出：“希照十九日（10月3日）本爵照复，我两国彼此酌量退兵，以便择适中之地，派员前往会晤，并照巴领事官与本爵所派委员面议妥办，永敦和好。”[24]然而，奕訢派员直接与巴夏礼谈判的意图仍然没有被采纳，额尔金在强大的军事后盾下，态度更为强硬，坚决主张留京员弁务必立即放出，不可更移。

    而巴夏礼被扣之后，态度桀骜不驯，对于奕訢等要求致书英法联军头目、促其停战议和之事多次予以拒绝。后虽有所松动，但仍然坚持写英文不写汉文[25]。移至高庙后，受到较高的礼遇。不仅有恒祺伴其闲话，东麟堂为其承办肴馔，后更有奕訢的重礼相赠[26]。故而答应致书城外，言：“恭邸人甚明白，中国相待亦好，暂缓攻城”。后又有两次致书城外，一曰：“退兵到张家湾，河西务，再候议局”；一曰：“令删去亲递国书一节”[27]。可惜的是，在巴夏礼身上取得的进展并未能阻止联军的步步进逼，兵临城下之时，双方仍为先定和约还是先放人的问题相持不下，局势再度僵化。巴夏礼在得知英法将继续进攻的消息后，在给威妥玛复函中表示:“不要为我等在此,遂阻进兵”[28]。

    交涉无果之下，联军很快进至德胜、安定两门。此刻的奕訢虽不敢违背圣谕，亦恐承担破城之责，因而急于了结巴夏礼之事，以阻止联军的进一步进逼。然而，正式应允放还巴夏礼等人的照会未抵，圆明园已遭劫难[29]。当晚，法国军队先行侵入圆明园，园内殿座焚烧数处，居于园中的常嫔因惊吓过度自缢身亡，总关内务府大臣文丰投福海殉难，守园的步兵统领中营官兵也逃散一空。随即，在英法两军头目开完分赃会议、达成协议之后，英国军队也成群结队地闯入园内，对这座清政府经营百余年，综合中外建筑艺术，珍藏着中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书画和珍珠奇宝的皇家园林进行了持续两天的公然劫掠和拍卖。此间，奕訢得报之后仓皇转移，避至长辛店，留恒祺在京与联军交涉[30]，并致函葛罗说：“和约一签署，立即送回扣压人员。”[31]

    10月7日，威妥玛约见恒祺，称未接到昨日照会，并扬言除非立即放还巴夏礼，否则即行攻城[32]。此时的京城，危如累卵，民心大恐，难民逃兵累累不绝于路。京城中留守大臣一方面心忧城破，求抚之心愈切；一方面对奕訢久居城外，不肯亲自露面交涉多有不满。于是，在10月8日听闻咸丰皇帝已派出钦差宣谕戮俘后[33]，遂与恒祺公议将巴夏礼等八人释放，并由恒祺亲自护送至联军军营。

    此举一出，奕訢已是鞭长莫及。圆明园既失，所筹援兵未齐，剿抚均难措手；巴夏礼被释，更使和谈失去了人质上的依托。接下来的谈判举步维艰，圆明园的命运就更堪忧虑了。

三

    巴夏礼等八人被释放后，又经恒祺一番交涉，英法联军终于在10月9日撤出圆明园，退往黑寺扎营。对奕訢来说，“谋主”既释，人质外交就已经毫无意义可言。而对于英法联军而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此刻已是无所畏惧。于是照会奕訢，限13日交出安定门，否则立将京城攻开；又致函恒祺，立将所拿获之英法诸人，尚未送还者即日送还，以免攻破京城[34]。其意甚坚，不遵理驳。

    面对联军的逼迫之势，奕訢因拒绝入城而与留京大臣早有间隙，致使在这一问题上的决策有所不同。10月12日，奕訢在给英法的照会中严厉抗议英法焚毁和掠夺圆明园的举动，他在照会中指出：“照得本亲王前经派员以礼优待贵国巴参赞，并与妥商办理续约盖印画押各事宜后，即可以礼送还贵国之人，屡经知照贵国，是待贵国不为不厚。何以贵国兵丁扰及园庭，焚烧殿宇？贵国乃系知礼之邦，约束兵丁，素有纪律，岂有兵军肆意焚掠园庭，而两国带兵官及贵大臣推为不知之理？”[35]，然而，在奕訢允诺将释放在押欧洲人以拖延时日之时，城内留守大臣已共同商议，令恒祺前往敌营，告知巴夏礼于13日午时开安定门3[36]。至此，联军不废一枪一炮安然入城，反客为主，转有战守兼全之势，和谈终究还是失去了战略上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