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时对国际形势的描述同样是惊世骇俗的。他对来自各种渠道的那些分析美国阵营内部矛盾的报告尤为关注，甚至亲自为他感兴趣的报告或报道加上色彩鲜明的标题，例如《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等等，以便宣泄他那难以抑制的豪情壮志。毛泽东在这些报告上的批语表明，他之所以认为"东风压倒西风"，是因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形势就是"四分五裂"，"反动派大恐慌"。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比，社会主义阵营则占优势，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其力量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所以"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40
既然美国阵营处于弱势和被动，社会主义阵营采取更为主动和激烈的外交行动当然就是合理的。1958年夏季毛泽东在一系列他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上作出了结论。例如"谁怕谁多一点"？美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紧张局势对哪一方更不利？对战争"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等等。毛泽东的回答既有逻辑又富于鼓动性。他断言"西方国家怕我们怕的多一些"，而且力量对比对美国阵营越来越不利，帝国主义国家只是以反苏反华为借口，进攻民族主义国家，争霸"中间地带"。这种战略态势决定了"紧张局势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因为它们既不敢贸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又无法安稳地统治民族主义国家。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效果颇为欣赏，一方面是"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如此壮观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是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正是这种思考逻辑促使毛泽东兴冲冲地描述了他的"绞索政策"，即运用制造紧张局势，甚至"战争边缘"的手段，削弱美国及其集团，或者迫使其作出让步。41
毛泽东在1958年对形势的认识展示了他的危机意识中追求激烈变革与跃进的特征，表明了他对"突变"的欣赏以及由欣赏而产生的关注与追求，担心因为保守而错失机遇。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他说后来新中国的粮食生产和钢、机器等的生产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就增长上去了。42
其实毛泽东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到1958年不断用来论证形势大好的那些事件，如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中东局势紧张和美英干涉受挫、美国阵营内部的矛盾等等，在许多人、包括同样信奉列宁主义的苏联领导人看来，也远不足以说明世界形势正出现重大的转折，以至于必须加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但是毛泽东宁愿将目光更多地放在那些有利于中国甚至世界再次出现革命性发展的信息上并信以为真，他迫不及待地推动中国建设和外交的"大跃进"，并为由此而产生的动荡、紧张甚至冲突而兴奋不已。究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尤其担心会失去发生历史性突变的机会。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展示得相当全面。他尽管一再强调形势一片大好，即使出现紧张局势也不大会引发战争，但在内心同时保持着紧张和对冲突的敏感，并因此认为也要对所谓"最坏的结果"有所准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行将灭亡"的时候总要进行"垂死挣扎"，包括进行军事冒险，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43他很可能考虑过美帝国主义集团是否会坐视中国向共产主义突飞猛进以及执行革命的对外政策，并认为必须估计美国等采取冒险行动的可能性。44所以在推动内政外交"大跃进"的同时，专门提出"要准备作战"，搞"全民皆兵"，要求"军事有一个大发展"。45同样的逻辑使毛泽东特别警惕美国领导人这一时期关于"和平演变"的言论，并断定那是"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46
在整个1958年，苏联对外政策从发展趋势上看，与毛泽东对中国外交的调整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在当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布置着象征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嵌着"解冻"两个大字。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解冻"就意味着美苏缓和，和平共处。47苏共21大制定的对外政策表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以后，苏联对外政策向"缓和"的方向调整是确定不移的。不过这种发展趋势在1958年间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特别的不满，实际上他本人在审阅《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还专门要求加上"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和可能"。48毛泽东当时主要反对的是被认为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和平过渡"，而不是"和平共处"。莫斯科会议的结果也证明，当时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仍然是可以调和的。
即使在1958年7月发生的使毛泽东极表震怒的"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事件，对当时中苏关系的消极影响也在后来的意识形态论战中多少被夸大了一些。49很有可能的是毛泽东几乎全神贯注于他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实践，军事合作中的纠纷属局部性问题，而且拟议中的炮击金门仍有可借助苏联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炮击金门后不久来自中国驻苏使馆的报告指出：苏联对大好形势的认识"有所进展"，尽管"深度还不足"。报告说赫鲁晓夫几次提到"我们对付战争的正确的态度，即决不害怕战争和不乞求和平"，"在理解和评价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估价"，并且"逐步吸收了中国的经验"。毛泽东对苏联这种变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50他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的确在强调，对苏联要保持"谦虚的态度"。51
"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下半年已经露出的败象对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迄今为止，"大跃进"运动对中国外交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还没有被中国学术界认真地梳理过。从已经公布的毛泽东在1959年下半年的有关论述中，至少他本人也没有看到"大跃进"给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地位带来多少积极的影响，反之他不得不同时应付包括来自中共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和挑战。
可以想象严重的内忧外患多么严重地加剧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彭德怀等人不过对"大跃进"运动发表了不同意见，在毛泽东看来这足以证明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彭德怀的意见书不过有一万个字，在毛泽东的眼里却严重到"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从而证明了那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52党内的不同意见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勾结在一起，就"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53
使毛泽东危机感加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领导人公然对"大跃进"运动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火上浇油，而且与彭德怀等人在时间上几乎同步，说轻些也属于"内外呼应"一类。因此当他从《内部参考》上读到赫鲁晓夫7月18日有关苏联公社问题的讲话后，从此怒不可遏。即使随后一期的《内部参考》中的某文标题表明，美国主流媒体正在利用赫鲁晓夫的讲话挑拨中苏关系，毛泽东宁可中"离间计"，也不放弃"要向全世界作战"的决心。54他随后开始布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和"向世界宣战"，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55
在分析从庐山会议到赫鲁晓夫访华批评中国对外政策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反应时，有必要指出中苏关系的某些特征。在中共以往的历史中，唯一能够影响它内外政策的大国就是苏联。苏联经常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要求中共服从其对外政策的目标，而这些要求往往酿成中共党内斗争，毛泽东与王明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的斗争就是相当典型的一例。这场斗争以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结束，但如果它们采取相反的立场，后果对毛泽东是不堪设想的。后来的整风运动证明，毛泽东充分意识到苏联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他只要打算贯彻任何与苏联不同的政策，就必须使中共拉开与苏共的距离，否则就会在党内遇到更大的阻力。
50年代中期，当毛泽东探索与苏联模式可能有区别的中国发展道路时，他便开始在党内批评所谓的"教条主义"，指责一些人"盲目"和"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56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为了顺利贯彻"大跃进"政策和相应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在党内进一步批评了那些强调苏联经验的人，尖锐指责他们"拿苏联吓人"，搞了"八年的教条主义，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57显然，在毛泽东为贯彻"大跃进"政策而进行的思想动员中，"反对教条主义"，"破除（对苏联建设经验的――作者注）迷信"，"打倒贾桂"等等，是相当重要的内容。炮击金门的的决策也是一例。苏联在炮击金门的过程中的确清楚地表达了站在中国一边，尽管开始时一度表示忧心忡忡和随后对中国的声援多少有些勉强。58担心受到苏联的牵制很可能是毛泽东没有将炮击决定事先通知苏联的原因之一。
上述历史背景、庐山会议等与赫鲁晓夫对当时中国内外政策的批评混合在一起，导致了毛泽东将赫鲁晓夫的言行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起来，并逐步从中演绎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因为他在巩固政权和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方面，感到了强烈的危机。1959年夏季是毛泽东这个思考过程的开始，历史的演变证明，毛泽东的理论逻辑决定了从这一时刻起，中苏同盟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了。
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在他1957年至1959年处理中苏关系的过程中，经常起着不同的作用，这部分地是由中苏关系本身的复杂性造成的。这一时期在毛泽东心目中，中苏关系经常涉及到三类问题，既（1）中国的国家利益，（2）毛泽东当时全力以赴地推动的大跃进和（3）毛泽东本人的权力地位。在这三类问题上，毛泽东对危机感受的程度不同，因此他的危机意识在不同问题上产生的影响也不同。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毛泽东更重视的是他全力以赴推动中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事业和这项事业的成败。当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夏季已经露出败象后，毛泽东对任何批评显得极度敏感，苏联领导人的讲话被他断定为是对大跃进的攻击或对人民公社的影射，特别是这些攻击和影射与中共党内的反对意见同时发生，使毛泽东更不能容忍。实际上毛泽东感到他的威望和与威望相联系的权力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庐山会议因此被认为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感与中苏在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等方面的一些分歧结合在一起，终于使中苏同盟破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注释：
1.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2.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章百家：《毛泽东与中苏同盟和中苏分裂》，（未发表）"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10月。
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关于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可参阅拙作《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探源》，《国际政治研究》，1995年第1期。
5.参阅《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探源》。
6.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页。
7.毛泽东：《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6页。
8.毛泽东：《和平为上》，1955年5月26日；《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1954年12月11日，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一期，第27，29页。
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去那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1页。
10.可参阅姜长斌、刘建飞：《接触与开放：架起中美相互理解的桥梁-从美国几次制订核打击计划谈起》，《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1-2期。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12.tracy d. 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 "anna louise strong: three interviews with chairman mao zedong,"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85, p 503.13.最能反映这种观念的是毛泽东在1935年12月发表的一段演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161页。
1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年版，第572-573页。
15.《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第626页。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卷，第183页。
16.《当代中国核工业》，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1页。
17.《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第78-79页。
18.《当代中国核工业》，第32页。
19.《同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33页。
20.赫鲁晓夫访华情况可参阅《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21.《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
22.《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6，565页。
23.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341页。
24.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2页。
25.《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43-150页。另见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1页。
26.《矛盾论》，第314--317页。
27.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28.《前苏联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的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8期，第18页。
29.《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30.尼?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22-633页。
31.张少华：《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湾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32.alan j. day edit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the east press, 1985), pp. 14--15.33.《前苏联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文献》，第19-20页；李越然：《外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4页。
34.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35.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99-603，604页。
36.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16，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1、632页。
37.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37-639页。
38.毛泽东：《对〈上海最近情况（3月24日电话消息）〉的批语》，1958年3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55页。
39.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冶金部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规划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8，279页。
40.毛泽东：《对〈宦乡西方世界的破裂〉的批语》，1958年11月25日；《对<美0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批语》，1958年11月27日；《为印发宦乡报告重拟的标题和批语》，1958年11月；《为印发〈参考资料〉的一则电讯稿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1958年11月；《为印发南越政治、军事情况动态而拟写的标题和批语》，1958年12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41.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8-400页。
42.《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第389页。
43.毛泽东：《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1967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44.毛泽东：《在〈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一文上的批语》，1959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82页。
45.《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第390页；《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39-640页。
46.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第45页。
47.参阅《中苏分裂的根源》。
48.毛泽东：《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1956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85页。
49.当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可参阅《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0页。
50.毛泽东：《对驻苏大使馆关于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方面情况报告的批语》，1958年10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86-487页。
51.毛泽东：《对驻苏使馆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语》，1959年1月15日；《对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959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6、41-42页。
52.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959年8月15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7、451页。
53.毛泽东：《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1959年9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88页。
54.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7月29、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2页。
55.毛泽东：《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1959年8月9日；《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1959年9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62-463、504页。
56.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287页；《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143、148页。
57.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四海之内皆兄弟》，1958年5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08，121-122，196，203，231页。
58.可参阅《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1-4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