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苏同盟破裂的研究出现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强调毛泽东个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各种因素中，"领导人（也包括苏联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1其二是有关的论著证明，以往将毛泽东改变对苏政策主要归结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反对苏联控制（较早的论著一般都如此强调）等等，至少也是过于简单了。它们更强调毛泽东选择的国内发展战略与他对苏联的态度和政策变化等等之间的关系，2或者是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或革命理念与赫鲁晓夫路线之间的根本冲突。3这些分析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基本上都将毛泽东的有关政策视为理论思考的结果。
如果将上述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出发点，便可以发现1957年到1959年可算是独特的时期。从毛泽东探索中国发展战略的角度说，它是毛泽东背离中共"八大"即定方针的开端；从他后来用以指导对苏政策的理论的发展脉络看，它又是刺激毛泽东进行他那独特的思考并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精神兴奋，经常斗志昂扬，但在推动他的事业时，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最初是试图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尝试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却以发动"反右派运动"而结束。其次是试图超越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然而到1959年至少败象已露，最终在庐山会议上酿出反右倾斗争。国内这些重大事件与莫斯科会议、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中印边界冲突、核武器合作、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华等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思考的复杂背景，而毛泽东在这种背景下的思考和作用，仍然存在着诸多需要分析和解释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在思考和处理不同问题时，那些即定的概念是如何与国际政治中复杂多变的现象联系起来的？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现象，他得出的结论会与那些与他信奉同样理论的人不同？
针对上述疑问，本文试图通过分析1957至1959年间导致后来中苏同盟破裂的事件以及毛泽东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揭示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精确定义的概念，它包含了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观察和他对世界政治本质特征的感受，大体说来有三个方面：（1）认为紧张与冲突是世界政治最基本的特征、（2）对威胁特殊的敏感以及（3）迫切追求激烈的变革或跃进。这种危机意识更象是概念与经验、感觉的混合物，它区别于理论思想，没有系统和明确的框架，但在强化理论思考和判断形势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危机意识是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形成和强化，并植根于内心深处。它经常作为一种潜意识，塑造毛泽东思考和理解国际事务的前提，从而对他的外交决策，包括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4
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密切之后，中苏关系便开始出现新的裂痕，至1959年同盟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了。在这一急剧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的看法和有关决策，包括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与苏联的分歧、反对苏美缓和和发动大跃进等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那些重要决策的产生直接涉及到他那独特的危机意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涉及的重大事件中，危机意识并不总是影响毛泽东思考和决策的唯一主观因素，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观因素。
（一）"原子弹"――危机与裂痕（1）。
斯大林逝世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重要的调整时期，在斯大林时期积累的矛盾和怨愤终于有了化解的可能，而且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密切后，中苏关系便开始出现新的裂痕，其原因直接涉及到毛泽东那独特的危机感，即对外部军事威胁的敏感和对国际形势能否缓和深刻怀疑。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观念中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缓和与稳定即使不是虚幻的，也是相当有限的。抗战结束前后他一度认为，世界有可能真的出现缓和和稳定，大国之间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将长期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各国内部斗争的缓解。然而美苏冷战和中国内战几乎同时爆发使他终于得出结论，在世界政治中，只有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和各种各样的危机，才是绝对的，而且通常需要通过剧烈的革命，才能消除危机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1946年"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缓和已经从毛泽东心中永远消失了。5其二是当革命运动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存在时，帝国主义国家将同有关国家的反动派公开"站在一个"极端，用分化革命队伍或直接出兵干涉来反对革命。6建国以后一个时期里，这两种看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毛泽东对国际问题和中国安全环境的思考。
建国初期的历史似乎在证实毛泽东的上述看法。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兵戎相见。在三年战争期间，美国一再发出扩大战争的威胁，还加紧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体系。这一切使毛泽东相信："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份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750年代中期，毛泽东确曾在与外国人会谈时，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过在他看来，那更多的是用来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的策略，而不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美英都不会接受。8他在党的会议上提醒全党："帝国主义势力还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发事变，……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9
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结成同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担心新中国将面临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所以需要苏联在维护中国安全方面承担义务，尽管中国有可能要为此而付出较高的代价。经过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美国海空军先进技术兵器和战术核武器的攻击威胁，中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是难以防御的。所以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军队领导人制订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并决定裁减军队，以便节省下经费，用于发展技术兵器，包括核武器。
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和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事实表明，正是发展诸如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等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其中最典型的是双方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苏联方面对中国迫切发展先进武器、特别是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引起毛泽东产生强烈反应。
在整个50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直接和赤裸裸的核威胁。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后期，中国领导人因此而命令在大城市准备防空洞，并计划迁移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其他两次核威胁发生在1954/55年和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期间。10正是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产生了迅速获得核武器的迫切愿望，建立有限的核打击力量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解放军"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1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考虑发展核武器的。一方面如上述是中国军事安全的需要。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在毛泽东看来，拥有核武器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他认为帝国主义"看不起是我们因为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因此中国"应该有原子弹并尽快发展氢弹。"12如果考虑到每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核威胁，毛泽东除了表示无所畏惧以外，只有依靠能否靠的住尚有疑问的苏联盟友提供保障，便可以设想他内心的焦虑和屈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核武器实际上被认为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尊严的重大利益，而这直接涉及到毛泽东独特的国家利益观。
如果说战争年代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在危机和战争的环境中保存和推动中国革命运动，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关注中则包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即如何在复杂和危险的环境中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被清楚定义出来，不过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存亡、兴衰、荣辱"。13它们包含了国家的安全、发展、国际地位和威望等等内容，毛泽东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及其在不同时期如何权衡轻重缓急，是相当复杂的题目，在此不赘述。这里只是指出，这种复杂的国家利益观是决定毛泽东如何衡量形势和危机程度的重要坐标，也是他进行外交和安全决策的宏观目标。由此才能理解拥有核武器对毛泽东的含义，以及为什么毛泽东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将中国置于苏联核保护伞下的安排。
显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试图取得苏联的帮助。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第一次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赫鲁晓夫1954年10月访华期间。在10月3日的会晤中，可能是因为认为已经向中国领导人作出了足够的奉献，赫鲁晓夫主动询问毛泽东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告诉他："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能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没有做任何承诺。他劝告毛泽东放弃这个打算，因为中国没有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工业基础和财政能力，暂时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14苏联在核武器上的保留态度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相信，苏联不可能事事满足中国的要求，他们还会"在某些方面留一手"。15
在随后的两年里，中国与苏联相继签订了合作开发铀矿的协议和苏联帮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议，当然那都是用于"和平的目的"。16直到1957年苏联领导人才同意向中国提供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资料和模型。9月间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此时赫鲁晓夫刚刚在同反对莫洛托夫等人的斗争中占了上风，特别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则利用了赫鲁晓夫的困难，直到中苏双方代表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他才正式宣布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17
已经出版的有关论著表明，中国的要求大致包括原子弹、导弹和核潜艇等方面的技术。苏联同意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是拒绝提供研制核潜艇的任何资料。18对于协议涉及的重要项目，苏联也不肯就实施日期作出承诺，事后又一再拖延。苏联当时很可能并没有打算满足中国对核技术和设备的要求，尽管它派出了专家并提供了2枚短程地对地导弹作为样品。
上述背景对于理解毛泽东在1958年发生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等问题上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就苏联方面的那两项要求本身看，未必比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做法更带有所谓的"不平等"色彩，但是毛泽东表现出特别难以容忍。除了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中苏关系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外，苏联在先进武器和生产技术上的政策确实使毛泽东有理由怒不可遏。他痛斥苏联人"看不起中国人"，以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并声称"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19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前往北京平息毛泽东的愤怒，但是他的辩解是无济于事的。苏联领导人既然无意按照毛泽东的愿望，提供核武器和核潜艇的制造技术和设备，他们也就无法根本抹平已经出现的裂隙。20
1959年6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举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苏共中央于6月20日通知中国，为了避免影响谈判进程，已决定暂缓按照协议提供有关的模型和资料，两年后再根据形势作出决定。21与此同时，苏联的核专家以休假为由全部回国，而且再也没有返回。这些再次间接地证明，苏联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从一开始就是相当勉强的。在讨论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相信，苏联即使在两年以后也不会执行有关协议，他们决心克服种种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中国成为核国家。22
（二）"美苏缓和"――危机与裂痕（2）。
1959年6月苏联决定延缓执行有关核技术协议不仅限于损害了中国的军事战略，而且还震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之一，即大国妥协的结果往往威胁到中国的利益，以及损害革命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上政治舞台的，在他眼里，世界危机四伏，一方面是列强侵略和压迫弱小民族，同时它们之间也是相互攻伐不断，到处是矛盾、动乱和冲突。23此后的经历在不断加强而不是削弱他对世界政治的那种基本感受，即在国际政治中，对立、矛盾和斗争普遍存在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不论是中国近代的历史还是本人的政治经历都使他相信，大国间的对抗而不是妥协，使中国有更多的机会从中获利，因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在他看来，1840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还能够保持"半独立的地位"，部分地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则是阻止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单独占领中国的重要因素。241920年代中期，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妥协和九国公约的签署导致它们结成联盟，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主要障碍。相反，1930年代列强之间矛盾的增长则成为中共及其军队和根据地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25因此毛泽东认为，不论是为了应付战争还是推进革命，都必须研究和分析各种矛盾，在利用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建立各种同盟关系。26从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在对华政策上的妥协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中国利权的丧失，而且经历了被大国孤立，甚至苏联的冷遇。总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促使毛泽东对"大国妥协牺牲中国"的可能性极其敏感、警惕和反感。
无独有偶，就在苏联单方面宣布暂停执行国防新技术协议后不久，苏联在中印边界军事冲突中的态度又一次激怒了毛泽东。自1959年3月起，中印边界紧张形势加剧。尽管中国作出外交努力，试图缓和中印关系，双方还是在8月25日发生了军事冲突。从此以后，中印边界的紧张形势有增无减，直至1962年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处理中印冲突的基本认识，对于分析他后来对赫鲁晓夫的谴责是重要的。从1959年3月发生西藏叛乱起，中共中央就认为，美国、英国和印度介入了这次叛乱，尤其是印度在美英的支持和鼓励下，扮演了特别积极的角色。4月初毛泽东建议发动一场宣传攻势，揭露印度在西藏叛乱中的作用。在4月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决定必须公开谴责印度的扩张主义。在4月25日给胡乔木和吴冷西的信中，毛泽东强调应该公开批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只是还不要点尼赫鲁的名字，以便留有余地。27
由于断定印度的政策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印度还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和鼓励，毛泽东认为必须坚决予以反击，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因此也就对苏联的立场尤为不能容忍。
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便表明不赞成中国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强硬政策将增加尼赫鲁推行中立政策的困难。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又将这一事件与赫鲁晓夫即将访问美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反击印度的军事行动不利于苏联推行缓和政策。苏共中央因此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严重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向中国施加压力。9月10日，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明了不赞成中国的立场。28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严峻的。他们认为那是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29
9月25至27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他执政后的第一次会晤，这是苏共在21大以后推行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尽管会晤并没有取得多少重要成果，赫鲁晓夫仍然大加宣扬，称之为打破了"一直僵持的冰块"，是"道义上的巨大胜利"。30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在会晤中与艾森豪威尔讨论了中美关系，并暗示苏联愿意居间调停，说服中国释放拘押的美国人犯。在遭到艾森豪威尔的反对后，赫鲁晓夫只是表示，他不赞成使用武力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31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曾经授权赫鲁晓夫居间调停中美关系，但赫鲁晓夫的作为却足以证明，毛泽东对"美苏妥协牺牲中国"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赫鲁晓夫于9月30日到达北京。他此行可能既是要表示对中国战友的尊重并消除他们的疑虑，也是要说服毛泽东接受苏共21大的路线，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尽管周恩来客气地祝贺赫鲁晓夫"作为和平使者"访美取得成功，赫鲁晓夫却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必须改弦易辙。他声称：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应该永远被摈弃，而且不要企图用武力去"考验资本主义制度"。32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试图说服毛泽东追随苏联的缓和政策。他在台湾、中印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33
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不仅是从理念上，即使从中国当时面临的形势看，毛泽东都很难接受赫鲁晓夫的政策。仅仅美国从1957年开始在台湾部署可以运载核武器的"斗牛士"战术导弹一例，就使毛泽东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与苏联共同软化对美国的态度。更何况赫鲁晓夫10月1日还告诉毛泽东，苏联已经不打算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面对这种"美苏妥协"的结果，毛泽东激烈地谴责赫鲁晓夫"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决心拒绝与赫鲁晓夫合作。用他的话说就是，苏联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是美逼我反，我不得不反"。34
中苏首脑会晤以后，重新思考国际问题和中苏关系，一度成为毛泽东关心的重点，而且他开始在党内进行思想动员，为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做准备。在后来中共中央举行的一系列讨论国际形势、苏联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的会议上，毛泽东对有关问题发表了尖锐的评论，并表明他对1956年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担心也是他不赞成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的原因之一。35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了经过毛泽东本人和其他重要领导人讨论修改过的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他们对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问题的观点，以批判南斯拉夫为名，尖锐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将中苏在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归结为赫鲁晓夫背离马克思主义。
（三）"大跃进"――危机与裂痕（3）。
1959年10月的中苏首脑会谈是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从中苏关系演变的脉络看，1959年10月以后中苏矛盾愈演愈烈毋宁说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的总爆发。如果仅仅对1959年发生的纠纷就事论事，中苏同盟的结束至少会被推迟，而且很可能不是以那种剧烈冲突的形式结束。可以肯定地说，1958年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在此判断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及其后果，对中苏同盟的演变影响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