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离不开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在处理同苏美两国的关系上，民族主义的情感明显地占据支配的地位，意识形态的作用反在其次。这是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在和美国人或苏联人打交道时，都无法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来掩盖由于民族差异而存在的利益分歧。同样，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它们所关心，根本上也是它们各自的利益。美国的外交官们当年之所以看中中共，一是美国军方出于对日本本土作战的需要，急于借助中共在沿海地区的根据地和军队，配合美军登陆作战；一是美国政府的决策部门高度关心战后美国同苏联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的力量抗衡，他们相信，如果中共倒向苏联，以国共力量发展的趋势，内战势不可免，结果不仅中国大陆可能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就连整个东亚乃至东南亚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赫尔利后来之所以能够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向，同样是基于其现实利益的考量。因为首先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成功地实现了跳岛作战，美国军方已经不需要借助中国大陆来进攻日本本岛了。其次，欧洲战争即将结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成定局，美国已经准备对苏联就两国战后在东亚地区的相互利益问题达成某种妥协，相反，美国更需要利用蒋介石的支持来安排战后世界的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战后美国之所以对国民党逐渐抱定了离弃的态度，其实也是由于它不能不把自己的战略重心放在欧洲，放在近东，结果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可以用于中国大陆，不管共产党的背后有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本上它的对华政策是以自己的利害得失为考量，而不是以所谓道德、信义和意识形态的亲疏为基础。
战后的莫斯科同美国一样，它所关心的也是自身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大国政治格局，导致了著名的雅尔达协定。这个协定成为美苏制定各自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所谓苏联一开始就蓄意违反雅尔达协定以及中苏条约，秘密支持中共向国民党挑战的情况其实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俄国人战后在远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确保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只要能够保证它在东北的权益，它并不在意美国把中国大陆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同它处理欧洲的问题一样，对于其势力范围以内的国家和地区，它毫不退让，强硬到底。对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则拱手交出，毫不顾惜。正因为如此，对于东欧国家，它坚持要全面控制，没有共产党也要扶起一个共产党来，不许美英干涉。而对共产党势力本来较强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反倒抱以相当温和的态度，听任英美等国为所欲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史达林在战后给毛泽东发的第一封电报，就是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和平，希望毛泽东也能同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人一样，交出武装，到资产阶级政府里面去当部长。因为他相信，中国不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毛泽东不应当制造麻烦，破坏美苏之间已经达成的妥协。在史达林的这种态度里面，我们同样看不出有多少意识形态的色彩。
重庆谈判期间，苏联的上述态度确曾一度发生过变化。但这同样是基于保护其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的考量。导致莫斯科产生这种严重担心的，是1945年9月美军在未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贸然派遣海军陆战队大举登陆华北，并公然协助国民党军队强行打通陆路交通，开入东北。美军登陆华北，对东北苏军造成极大刺激。为阻止国民党把美国的势力引入东北，苏方一度不顾中苏条约的相关规定，开始有意把共产党的军队引入东北。但随着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同时考虑到自己与美国在欧洲和近东的种种纠纷，苏联很快又回到了中苏条约的立场上来，把共产党的军队统统赶出重要城市和工业区，并逼使他们远离交通要道，重新开始与国民党进行交涉，试图通过经济合作的谈判，使国民党同意不让苏联以外的第三国染指东北。如果不是蒋介石坚持拒绝苏方的合作要求，很难想象苏联会违反中苏条约放手支持共产党在东北发展。正是由于国民党太过明显的亲美态度，终于促使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开始制造麻烦，共产党也因而得到了大批日军装备。
但是，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莫斯科已经相信了毛泽东。双方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一致性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利益上相互需要的结果。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是，随着1947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狄托与苏联闹翻，苏联重又开始怀疑与狄托同样强势的毛泽东，公开认为毛泽东是「半个狄托」。此后，苏联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的情况下，令其驻华武官和大使在南京积极活动，推动各国外交官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和平；在毛泽东反复提出要求访问苏联的情况下，再三拖延甚至寻找各种藉口不让毛泽东成行；史达林相信中共中央内部有人会随时向西方透露机密消息，他派在毛泽东身边的私人代表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反映中共领导人中存在着亲美派……，凡此种种，在在表现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结果是，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愿意帮助拯救国民党的失败，另一方面是苏联也不热心推动共产党的胜利。具体到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简要地讲述这段历史，只是要说明，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能根本决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美苏的亲疏远近。蒋不满美国也好，后来仍不得不依靠美国也好；毛反感史达林也好，后来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也好，最主要的还是在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上权衡现实利益得失的结果。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和苏联也同样不纯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或选择盟友的，它们的实用主义特点同样不亚于中国人。
四、几点结论
由上面简略的分析，我们应当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区别国共两党，并且是导致它们长期对立冲突的基本要件。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通常是透过不同的政治利益及政权关系表现出来的。而意识形态从来不是构成一个政党或政权的现实政治利益的全部要素。换言之，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它们不得不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来考量和决定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时候，通常很难单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于一个生长在特定民族土壤中的政党或政权来说，与意识形态作为一面规定政党或政权政治性质及其政治理想的旗帜相比较，它的民族主义基础对于它的生存与发展，明显地更为重要。
其二，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其他什么主义者。换言之，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民族主义的悲情意识，及其对外来干预和歧视的逆反心理，几乎是半殖民地中国给他们打下的毕生的烙印。实际上，他们相信某种意识形态，首先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实现其民族主义等诉求的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其自身民族主义合法性的基础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都可能不惜一切，包括与自己意识形态的对手进行妥协，来达到争取和保护民族利益的目的。虽然，就自身现实的政治利益着想，基于不同的政治地位，他们对这类情况所做出的反应往往差别很大。但这种差别更多的往往只是一个操之在谁的问题。
其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只能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对现实利益及其政策调整目标的评估，通常是和政党或政权的实力评估成反比的。实力评估越强，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小，结果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少；实力评估越差，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强，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大。与此相联系，实力评估越强，对意识形态的诉求就会越发升高，其争取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也就容易趋于激烈；实力评估越弱，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就越会趋于节制，其民族主义情感也相对地比较容易保持理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角力场上的这种实力评估通常是以当政者的自我判断为主的，特别是遇到外来的或内部的压力过大时，这种判断就更容易发生偏差。
最后，民族主义这种情感，不仅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有，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和从来高唱国际主义的苏联人同样也有。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问题上，民族及国家的利益从来都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寄希望于外部的扶持与援助，强调意识形态的相同与接近，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毕竟，所谓外交实质上就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而任何一种利益交换，又都必须基于等价的原则。因此，当美国或苏联感觉到自己的付出远远多于它所能得到的时候，它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而当它们发现自己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更大的收益，设法免除这种无休止的麻烦与负担的想法，就会导致其很快改变自身政策的现实目标。因此，国共两党虽然长期以来背后都有美苏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要靠它们自己去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 两党谈判或合作的时间大致分两阶段，即从1922年秋到1927年夏两党关系破裂，和从1936年底西安事变结束，两党重开谈判，到1946年冬两党关系再度破裂，总共十五年左右。而双方全面对抗和战争的时间则包括从1927年夏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结束，和从1947年初到1949年底国民党退踞台湾，总共十二年左右。
[2] 如1948年8月举行的有400多党内中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务座谈会，许多发言人都指出：国民党失败，败在脱离工农贫苦大众，只有上层，没有下层，只注重争取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民生平等毫未实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多数人民不仅不得温饱，而且还要受党政军的压迫。他们因而主张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将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统统驱逐出党，使党能够代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农工和进步知识分子，同时考虑在经济制度上选择社会主义方式，以便实行民生主义的革命。国民党在台湾的领导人一度积极推行所谓英国式的社会主义，即与此种教训之总结有相当的关连。
[3] 实际上，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央政权建立伊始都不具备公开向列强挑战的实力。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最终难以继续，毛泽东1949年底1950年初赴莫斯科谈判之所以未能达到彻底取消苏联特殊地位的目标，都与他们当时的实力不足有关。但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刺激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4] 「操之在我」，蒋永敬教授2000年6月15日在中研院近史所对余敏玲文章评论中的用语。
[5] 这里可以提到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蒋介石1936年11月对于陈立夫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谈判时的指示，当时蒋刚刚取得了对红军在甘肃黄河沿岸作战的胜利，把红军主力逼到了甘北一隅，因而提出的妥协条件一度十分苛刻，坚持红军只能保留三千人，其余统统遣散或由中央军收编。另一个是毛泽东在1948年底1949年初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的大部分主力部队之后，面对国民党和谈的要求所开出的条件，如1949年1月14日的八项条件和4月15日的〈和平协定草案〉，同样如同一纸降书，毫无商量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