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处于社会专型期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是否就一定是这些历史上的大人物，会只是如以往人们所形容的那样或是被丑化或是被歪曲。或是这些人物自身的命运，就是那样的已经成为历史遗迹中的陈迹，不再存在研究的必要了呢？也许北洋的历史，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如同想是一个个丑角粉墨登场的岁月，不在具有了解的必要了呢？也许，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北洋人物，已经远离了原来的岁月、或是因为这样那样那样的原因，不在拥有了解的必要了呢？

    可是，当你在李洁先生的《文武北洋》中，重新认识他们时会感到这些人物的命运时，就会发现他们本人的一些做法，甚至是包括一些误解，本身实际上是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因为以往我们所知道的北洋人物，有了太多的人为色彩，而且在这些色彩里，也同时有了太多政治目的，并且受到了历史的局限所限和困扰。使得这些人物因为过于神秘，或是多用了丑化的方式来遮敝劳些人性的真实，而失去了历史人物本身的面貌，但是我们在走进这些人物之后就会发现，即使是现在重新对这些人物进行解读，这些人物依然是有“现代意义”的。

    提出所谓的政治生态这样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一种特意的张扬，而是感到这些人物，其实在历史面前自己虽说也是一个人物，但是在历史面前，他们同样是软弱的，甚至是连自己的命运也是无法把握的。

    通过传统的教科书，对北洋政府的历史人们知道不会很多，而且在人们的习惯于按照以往已经成为定论的认识，对于北洋政府所做的一切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不过在清政府垮台、民国政府建立之后，在民国政府迁都北京之后，中央政权便为北洋军阀所控制，并且一直延续到1928年。

    这个政府我们一般叫做“北洋政府”。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袁世凯死后的中国，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呈现出的局面，是一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是在这一时期，除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短暂时期之外，中国依然是在共和的旗帜之下。但是，这也是一个政府不断更替的时代。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北洋人物的命运，也是和当时的社会具体现实无法分离的。但是，这一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政府，不过是军阀进行专制独裁和维护地主买办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工具。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使得社会得到发展。在这样的一个思想认识前提下来了解这段历史，其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比较可观的了解，才能真正使我们认识这些北洋人物。

    不过如何认识这些人物，是否应该不应该对这些人物保持应有的敬意，或是可观公正的评价这些人物也，的确是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知道过去我们觉着已经成为定论的事情，其实不不是那么一回事。而且这些被人们诅咒或是批判的一文不文的人物，竟然会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

    比如，对于袁世凯他一生骂名累累，我们是否可以公正的评论他，以及在最为国人所垢病的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的问题，能否让他得到合理解释，现在已经没有了后路的解释，他所批准的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尽管也非他的意愿，据和他一起参与此事的曹汝霖撰写的回忆录时，我们知道了这卖国所卖是有其原因的。可是，这样的推脱是不能推脱掉的。

    在签约之前，袁大总统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荒唐荒唐！实堪痛恨！而日本人为了达到目的，其实以及对谈判进行了三十多次而没有结果已经不耐烦了。而且假如不与日本签约中国则不可避免的陷入战争。袁在答应日的条件，那也是我们能够保持国家的存在而不至于亡国为前提的。在当时签约的时候，他也是流下眼泪的。所以总书中作者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从年轻时驻守朝鲜，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国，都是生活在日本人欺凌之下的，没有一个大丈夫是愿意如此苟活的。而且在他离世之前，是他的死去会让日本人少了一个大敌。他对字句的这个评价，的确是和后人的定位差距太大。不过即使他有字句的难处，但是他的政府以及所有参加谈判签约的人依旧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

    而且他的帝王情结，倒行逆施的作大中国的皇帝梦，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已经让在此之前他的多少英名统统成为泡影。

    他所得到的“窃国大盗”、“乱世奸雄”、“独夫民贼”以及“骨朽人间骂未销”的下场，却成为令后世齿冷的历史跳梁小丑。

    而假如他的人生在驻守朝鲜的时候就终结的侯，那么，他的那现富有传奇的经历，也说不定会成为有声有色的戏文。

    比如，我们知道了那个张作霖，他是在皇姑屯被日本人所炸死。他是作为一个土匪、一个东北王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可是，我们是不会想到作者对他的评价是用了 如此可观的评价。这是一个自立于草莽年代的民间枭雄， 这是一个有别于其它军阀的元帅，而在北洋使得的政治舞台上，他也是最后出场的人物。而且过去我们对他的评价还有什么“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的评价。而在实际生，他在东北百姓的“口杯”却不错，而且曾经是北洋政府元首的张作霖，他的内心深处最不愿意的就是害怕背上卖国贼的骂名。所以当作者来到大帅府的时候，看到这里被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时候感到没有丑化这位东北王的时候，的确是感到了有些意外。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当这位美国人回到美国之后，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在一个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