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音器官是按唇、舌、喉的顺序，大多数汉语音素是按声母、介母、韵母的顺序出现，即唇音，喉音领先。如婴儿最先学会的声音是ma（妈）和ba（爸），全世界几乎都相似，发妈的音都带m（mama、mami、ami、mater、me等）；发爸的都带b或p音（baba，papa，abo，apa，pater等）。

   汉藏、印欧和南岛三大语系是人种自60000～50000年前从东非出走，约30000年前陆续定居于欧洲、亚洲和南洋岛屿（澳大利亚更早些），长期隔离下形成起来的，故彼此的差异很大，但从语源上追溯，并非毫不相关。笔者觉得联系农业词汇的产生，也有类似于最早的妈和爸的情况。试以石磨棒、磨盘、石镰及杵臼为例，分析如下。

    原始农业距今只有10000余年历史，在此以前数以10万年计的漫长时期里，人们过的都是采集和狩猎的生活，且以采集为主（采集提供全部热量的60--70%）。石磨棒、磨盘、石镰和杵臼等工具，是早在采集时期即已会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不是迟至原始农业时期才发明。非洲阿尔及利亚髙原在旧石器晚期约14000年前即发现有安裝骨柄的薄石刀及石磨，尼罗河流域一带也有。石镰刀被认为只是用以割取植物子实的，石磨棒和磨盘是用来研磨、粉碎采集来的这些植物子实的。 它们一直持续到新石器农业时代，才转而应用于谷物加工。石臼的前身是天然岩石上凹陷的洞，杵是狩猎用投枪类的棍棒；在东南亚的臼往往木制，呈长方形，妇女们站立两侧捣碎谷物，它的前身是独木舟。

    汉语“磨”（mo)和英語的mill（磨）及millet（黍粟）同属唇音，决非偶然，实在有着遥远的同源关系。磨的英語mill 来自古代英語 mylen，古代英語來自中古德语maleu，中古德语來自拉丁文molina，拉丁文来自希腊语mule。mill在古俄语作mlinu或blinu，都与英语德语共同追溯到希腊语这个源头。杵（pestle）和臼（mortar），同样是唇音。peatle来自古英語pestel，与古法语同，都来自拉丁语pistillum,拉丁语又来自希腊语ptissein，磨的意思。臼mortar古英語作mortere，来自古法语mortier，源于拉丁语mortarium。

    欧亚大陆（Euro-Asian）自古种植黍（millet，Panicum milliaceum），黍在中古英語作milet，古法语作mil，拉丁语作milum，如再追踪到mele，便和mill同源。即mill(石磨）上所磨为millet，这个millet是当时主要粮食，它可能已经人工栽培，但早先已有很长的采食历史。故millet和mill必然是采集时期产生的词，不能想象，人们早已食用黍和使用石磨，却像哑巴那样，没有语言称呼。

    在东方亚洲，石磨盘和磨棒在黄河流域不少新石器遗址中都有出土，最早的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9000 年，最精致的石磨盘和磨棒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同时出土的有炭化的粟（或黍）。如再往前推，黍虽是中国北方原产，也不能排除与西部交流的影响，如黍在北方一些地方的口语称黍为mi，即“麻下从黍”之“   ”，也即《诗经》中的“穈”，都是唇音。在俄语中称磨坊为мельца，称面粉及各种粉末为мука，都是唇音同源。

    作物方面除黍（粟）以外，“穀”（稻）的语言起源也同样很早。“稻”词在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的语言及其方言中，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从它们中间可以得出14种“稻”词的音值，分布在广西中南、云南西南、越南、老挝及泰国北部和缅甸东北部，其语音的最古形式擬作“Khau”，再从Khau分化为K（榖）系和h（禾）系（如云南傣族的“毫安公”、“毫薄壳”的“亳”即“禾”的异写） 。泰国和缅甸的稻词都带有Khao或Khua的词头，都是“榖”的对音。这个Khau音的上限可能超越考古发掘所见的炭化稻谷遗址的年代，要联系人种迁徙来作推测。

    从东非出走的晚期智人向西去了欧洲，往东到达亚洲，彼此相隔十分遥远，何以欧洲语言中所称的corn（谷物），和汉语的Khau（穀）都属喉音？英伦三岛所称的corn，可以兼指小麦、燕麦和大麦。南方的英格兰因种植小麦为主，故口语corn是指小麦，北方苏格兰和爱尔兰以种植燕麦为主，故口语的 corn 是指燕麦，这很似中国北方的穀指粟，南方的穀指稻。古代英語的corn来自德语的konam，其印欧语的语根是greno-，即后来拉丁语的granum，英語的grain（谷物）。而corn的释义是：1, Any of  several  cereal  producing  as  edible  seed such  as  wheat, rye, barly, or oats (任何生产可食种子的谷物如小麦，黒麦，大麦，或燕麦) ；2, A  seed  or  fruit  of  various  other  plants (各种植物的种子或果实） 。corn 这种大名复盖小名的用法和中国的“谷”词一样，中国的“五谷”和“六谷”除黍、稷、稻、麦外，还可以包括麻（大麻）、菽（大豆）和苽（即菰米）因栽培地区而异，以种黍粟为主的谷，指黍和粟，以种稻为主的谷，则专指稻。corn是淸喉音、grain是浊喉音，西方的corn和grain的关系何以与汉藏语系的禾和谷的关系如此相似？表明它们正如上面所说的，既是人类思维的共性产物，也是早在采集时期或原始农业早期即已形成的词，尽管中西方彼此在语言文字上早已分道扬镳，但原始的同源词却頑强地保留下来。

三、农业起源的新思考

    基于以上人种来源和语言起源的新观点，结合农业的起源，有如下的启发和思考：

    首先，世界原始农业的起源与人种的迁徙有密切的关系。北非撒哈拉沙漠距今万年前时，中部和南部水草繁茂，湖泊河流不少，气候温和，已进入有陶新石器阶段。埃及31个王朝从公元前5000年至前332年共持续了4000余年，其中第一王朝（前5000年）起即已进入銅石并用时期 。西亚新石器早期前陶文化（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土耳其、美索不达维亚、伊朗高原）可以追溯到前8000～7000 年，晚期有陶新石器文化也可以追溯到前7000～前6000 年，其中如札格罗斯山地和伊朗高原的耶莫遗址约在前6750～前6100年，已有农业村落，种植大小麦，饲养牛、绵羊、山羊 。

    而最先到达南中国的晚期智人，不论是停留在南方的，或继续北上进入北方的，他们都还是过着漫长的采集狩猎生活。黄河流域最早最发达的仰韶文化，是在公元前4000年时，其余大汶口文化、马家窰文化等都迟于仰韶文化，唯一的磁山文化是在前5405年。长江流域早期的新石器文化虽然要早些，但黄河流域到新器晚期和有史早期却是后来居上，超过长江流域。不管怎样，黄河和长江这“两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水平，显然要逊于北非和西亚。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埃及的沙漠绿洲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开发繁荣，最终被沙化所呑蚀，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因过度开发和气候干燥化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东方黄河流域的燦烂文明。而黄河流域恰好又位于从非洲撒哈拉沙漠、经阿刺伯半岛的大內夫得沙漠、中亚塔什干沙漠到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末端，目前也陷于气候不断干燥化、沙漠扩大化的威脅之中。

    古代从中国南方继续北上到达西伯利亚北极圈停留下来的是现今的因纽特（爱斯基摩）人。其中又有一部分人，经白令海峽陆桥进入北美洲、以后又逐渐向中、南美洲迁徙的是印第安人。可见原始农业的起源与迁徙定居的迟早颇相一致，南方比北方的要早些，印第安人到达美洲以后，还在继续迁徙，故农业起源及其文明也最迟。至于因纽特人则因迁入环境条件严竣的北极地带，不得不改营渔猎生活，无法实现农耕。对比亚洲稻作和黍粟驯化的时间远比美洲玉米、烟草等的驯化为早，其原因即在于此。

    其次，迁徙定居下来的人群，需要与其他地方人群的（基因）接触交流，才会加快发展的进度，若处于孤立封闭的狀态，便不容易发展。从非洲出走的最早一支晚期智人到达南亚后，约在距今60000～45000年最先进入澳洲，当时的澳洲海洋水面较现在低120--180米，北面与伊里安岛（新几內亚）及南面与塔斯马尼亚岛连在一起，故容易进入。后来因海平面上升而成孤立的澳洲。海洋的阻隔，缺少同外界的接触交流，所以澳洲土著人一直停留在原始采集狩猎阶段，他们狩猎用的“飞去来器”（missile clubs),土著人称boomerags，是第一次为欧洲人所描述，其实来自非洲。

    同样，南洋群岛最早的原住民是从非洲迁来的小黒人（negro)，他们一直处于旧石器晚期的阶段，没有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先已在中国南方定居的百越先人，开始有大批移民进入南洋群岛，与当地小黒人通婚，形成波里尼西亚族（夏威夷土著）。到了有史以后的先秦时期，百越人移民又进入南洋群岛，与波里尼西亚人通婚，而形成今天的棕色人种马来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另一部分波里尼西亚人则被挤廹转移到太平洋诸岛屿 。

    南洋群岛的热带气候条件，四季如夏，可以采集的植物资源终年不断，抑制了农业的产生。这一带最初的种植作物，是块茎类的芋（taro)，而非水稻，虽然这一带的野生稻也有分布。从能量消耗看，块茎类植物可以提供2/3所需的能量而只占用1/3的土地，并只付出最少的劳力。但是块茎类只以提供热量为主，蛋白质和脂肪则要靠猎取小动物提供，所以栽培芋是和猎取小动物组成一种食物模式。一旦小动物的来源减少，会引起蛋白质和脂肪不足，为此，人们会转向饲养家畜以资弥补，这还不够，只有改种水稻才能维持食物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脂肪的平衡，因为稻米虽然也是碳水化合物为主，却含有7.5 %。的蛋白质 。历史上凡是传统以块茎、块根类植物为主食的民族，一旦他们的经济生活有所发展，便转向种植水稻。南洋群岛因其地处热带，食物资源丰富，取代“块茎类+小动物”的食物模式，往往由于外来移民的介入，才使得它们的原始农业形态起了根本的改变。

    第三，回到中国大陆，如果我们打开中国大陆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境内人类和和主要文化遗址分布图” ，其中旧石器晚期人类化石遗址及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現两个较为集中的中心，即北方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南方以华南偏西南为中心，夹在中间的长江中下游的分布点明显地稀少。再看“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遗址分布图” ，原先旧石器晚期南北对峙的形势，一变而成为新石器时代主要遗址都密集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同时遗址数也猛增，并且还出现向周边的东北和西北地区扩散。这两个图的分布点显示出一种历史发展的趨向，表现出北方和南方东亚人是分别地、又几乎是同时地由先前的采狩经济转向原始农业经济阶段。这与上述贾湖头骨的聚类分析可以相互印证，也支持了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研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