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业起源研究通常都根据考古出土的遗址年代和实物遗存，进行不断追溯，目前已追溯到距今万年之前。本文试以最近有关微卫星标记，测试中国人种和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新几内亚人、高加索人等与北洲群体样本对照所得结果绘制的种系发育树模式，从人种迁徙的角度，结合考古发现，追溯我国原始农耕人的来源，及南北农业如何起源和交流。并从PCDX 基因使人类有可能产生语言的角度，推论农业基本词汇的产生和语言演变的关系作为旁证，加以综合阐述。

    关键词：原始农业  微卫星标记   PCDX 基因

    迄今为止，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以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遗址为最早，距今8000~7000年，接着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范围最大，距今6000年。此后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都在距今6000~4000之间。这些遗址出土的代表性谷物是黍和粟，也有少数的稻谷，但时间偏晚。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为最早，距今8000年，其次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肖山湘湖跨湖桥遗址，距今约8000~7000年。长江流域以南距今6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累积已达130余处，代表性的谷物遗存是稻谷。此外，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稻谷遗存，其年代距今9000~8000年，但在江西的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还出土有距今12000年以上的稻谷，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也有类似早的稻谷出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已知的早期原始农业遗址的年代总是南方早于北方？是否更早的时候，即原始农业之前的采集狩猎时期，北方人是从南方迁去的？如果说是，则南方又从何而来？人种迁徙和语言起源演变的最近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从世界农业起源的视角进行重新的思考。

一、中国人种来源的新见解

     据《自然》（NATURE) 杂志的报道 ，褚嘉佑等13人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源流关系及与世界各民族的进化关系，用15~30 个微卫星标记，测试中国18个省市28个样本（內4个为汉族，24个为少数民族群落）的遗传变异检验 ；并以同样一套微卫星标记，测试4个东亚、2个印第安人、1个澳大利亚人、1个新几内亚人、4个高加索人、3个北美洲群体样本作对照，又按结果绘制了种系发育树模式。这个系统发育树的树根把非洲与不是非洲的种群分开来，所有东亚种群相互聚合在一个类群，与它们最近的遗传种群是印第安人，然后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人。

    东亚种群中，南方种群（S）有三个类群：S1，S2，S3；北方种群（N）两个类群：N1，N2。根据这个模式，S1与S2的遗传关系最密切，S1，S2与S3的遗传关系次之；S1，S2，S3与N1，N2的关系又次之；与S1，S2，S3及N1，N2都有关系的是印第安人（30000--15000年前,表明印第安人是由东亚种群迁徙过去的），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人则是早于东亚种群即迁往澳大利亚和新几点内亚的，故与东亚种群的关系较远（图1,略）。

    褚嘉佑及其合作者们的结论是：起源于非洲的的现代人类，组成了现代东亚人的基因库的绝大多数。根据这个研究结果，现代人的祖先约在距今50000～40000年前开始走出东非大峡谷，向东和向西迁徙。其往东的迁徙路线可能是先到中东，再经现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到中国南方，到达南方的这些迁徙人群，一部分停留下来，另一部分继续向北方迁徙。由于他们彼此隔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南北人群在遺傳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北方人群比较单一，南方人群比较复杂，便是人种自南向北迁徙而不是自北向南迁徙的证据。

    最近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完整的颅骨测量，并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贾湖遗址的颅骨特征与长江以南的新石器时代的颅骨特征，共17组，具有明显差异，分属北部和南部两大地区类型 。北部类型包括11组，南部类型有5 组，另一个外贝加尔组为孤立的组（图2，略）。

    贾湖人的种族特征明显属于亚洲北部的蒙古人种类型（包括北亚和东北亚类型）特征，与同时代同地区（今河南境内）的居民最为相似，与黄河下游的居民（今山东）有密切关系，同属一个类型。

    联系中国古史的传说来看，古史传说认为华夏大地主要生存着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沿着黄河东进，散布于黄土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华夏内部又分为黄帝和炎帝两支，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黄帝是五帝之首，夏（禹）、商（契）、周（弃）的始祖都与黄帝有关，因而被认为中华先民的共同始祖。东夷集团活动于今山东、河南东南、安徽中部一带，传说中的太皡、少皡、蚩尤、伯益、后羿等都属于这个集团。苗蛮族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三苗、驩兠、祝融氏等属于这个集团。

    如果说，贾湖遗骨聚类分析中的南北两大类群，与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所划分的北方种群及南方种群有一脉相承的启发，那末，古史传说中的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的战争融合，则意味着 贾湖遗骨的聚类分析中的贾湖组与河姆渡组等已经被南北类群互相接触融合所取代，接着进入有史记载的时期。南北的交流是越到后来越明显,表现在新石器时期所见的考古遺存上，而稻谷正是在这个阶段陆续传入北方。

    人种学的比较研究指出，黄河上游和中游新石器文化居民的体质有明显的差异，上游甘青地区的居民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中的华北人比较相近。中游仰韶文化的居民，比较接近现代蒙古人种中的东亚和南亚类型，其中某些特征可能更接近南亚南亚类型，或可视为继承了旧石器晚期智人的特征。长江中下游浙江河姆渡遗址的人骨有蒙古人种特征，又与现代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特征相似，以蒙古人种的特征较弱。河姆渡、河宕、曇石山组与仰韶文化居民的骨骸虽然都与现代南亚类型接近，但在程度和形态组合上并不完全一致。广西桂林甑皮岩的头骨也反映出接近南亚类型，可能与浙、闽、粤沿海的新石器居民有更多的共性 。

二、语言起源与农业起源

    19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台语系有发生学关系，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赞赏，并引用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意见，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尚未显现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 。这些观点同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结果虽然不一致，但有可供启发思考的地方。

    近年来研究人体细胞的线粒体DNA（mtDNA）多态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人种间在体型、肤色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而从不同人种所采集的样本分析，显示全人类的mtDNA 的差异却非常之小。由此推论现代人类的祖先应是约十多万年前的一个很小的原始群体～晚期智人（Homo  sapiens）。这个晚期智人小群体来自同一位女祖宗，它们的遺傳特征基本相同。确切地说，是由这位女祖宗所生的女儿们传给外孙女们这样母女相传的方式遺傳下来的。因为人体细胞的线粒体只来自母亲一方（线粒体位于细胞质里，男女交配授精过程中，精子细胞只有细胞核和卵细胞核融合，精子的细胞质包括线粒体被排除在卵细胞之外） 。美国遗传学家Cann 从全世界随机抽样了135名妇女，包括澳大利亚土著人、美洲土著人、欧洲人、中国人、以及非洲多个民族的代表等，逐对研究每个妇女与其他各个妇女的mtDNA字母差异的数目，最终确定了在 15--25 万年前有一个总分叉点，处于该点的女子是所有现存人类的纯粹母系的共同祖先，Cann 称之为线粒体“夏娃假说”（Eva  hypothesis)，我们的线粒体原本来自这位女祖宗。这位女祖宗的后代在十余万年前走出非洲，走向世界各地，以后分化为不同的人种。至于人类肤色和髪色的等差异，是因人们长时期生活在不同纬度的地理环境条件所引起 。

    以上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和 线粒体DNA（mt DNA）的遺傳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判定人类晚期智人都起源于东非，只是在出走的时间推算方面有些差异，恐不是偶然的巧合。再结合人类语言的起源和分化，更显得同人类生活从采集转向业起源有密切的关系。

    最近克劳博士（Dr. Tim Crow ) 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有一个名为PCDX 基因的出现，改变了人脑的功能，使人类有可能产生语言 。

    PCDX 基因原先只存在于女性的性染色体（XX）中，是成双的；在男性的性染色体（XY）中则是单数。但在男性X性染色体中的PCDX基因由于基因交换转位而跑到Y染色体中去，X染色体与Y染色体通常是不会发生基因交换的，一旦发生了交换，就非常稳定，可以经历几百万年而不变。PCDX 基因的交换约发生于距今20～12万年前，恰恰与在非洲的人类制作工具能力大发展及大脑产生抽象符号的能力重合，从而导致了现代人类的诞生。至于猿类，则其雄性Y染色体没有PCDX基因，因而猿类不会发生这种交换。这也成了人和猿之间智力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现代人类出现于15万年以前，语言的产生约在60000～50000年前，那时石器工具大大发展，人口迅速增长，艺术品“大爆炸”，晚期智人开始从东非出走，分布世界各地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人脑增大，肠胃缩小，中枢神經发育，咽喉下降等 。如果没有语言作为交际和思维工具的参与，是难以相象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