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下簡稱兵團），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北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內。分布在東起東經 95°34'，西到東經 75°50'，南起北緯 35°30'，北至北緯 48°34'的廣大地區，東西和南北相距各1500千米。兵團所轄邊境墾區與蒙古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接壤，管轄的國界線共計有2 019千米。其中，與蒙古國交界571千米，與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交界1448千米。兵團的邊境農場，絕大多數分布在北疆的中哈、中蒙邊境一線的中國領土上，歷史上長期擔負著守衛中國西北邊疆的重要戰略任務1。

　　這是一支由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延安保衛戰、解放大西北的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的第二軍、第六軍、原新疆三區革命中的民族軍和由陶峙岳將軍率領的原國民黨新疆駐軍起義官兵組成的部隊。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代軍墾戰士忠實地履行著黨和國家所賦予的屯墾戍邊神聖使命，以黨、政、軍、企合一的形式承擔著「生產隊」、「工作隊」、「戰鬥隊」三大戰略任務，成為一支不穿軍裝、不拿軍餉、永不復員的特殊部隊。為新疆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隨著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步伐的不斷加快，新疆作為歐亞大陸橋頭堡和古絲綢之路中轉站的地位日益凸現，這一地區的穩定問題也受到了來自各方的廣泛關注。

　　尤其是當前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內外勾結，活動猖獗，妄圖在新疆成立所謂「東突厥斯坦」，分裂我們國家的危急關頭，兵團的存在、穩定和發展，對分裂主義分子和國內外敵對勢力是強大的政治、軍事威懾力量。兵團的形成、發展和作用，也成為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邊疆地區進行有效行政管理諸問題的重要內容。

    一　兵團的成立和對新疆地區經濟建設的貢獻

　　1949年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取得偉大勝利的前夕，美國間諜派克斯頓和馬克南等人不甘蔣介石集團的徹底失敗和覆滅，積極收買新疆省內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加緊組織武裝叛亂，妄圖將新疆從中國的版圖中分裂出去，變成西方世界反共、反華勢力向即將建立的新中國進行滲透和顛覆活動的基地。

　　鑒於上述形勢，黨中央對解放全國的戰略計劃進行了重要調整，決定提前解放新疆。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王震得知此消息後主動請纓，要求率部西征。在得到中央批准後，這支原本將在新中國成立後擔負首都北京警衛任務的精銳部隊，在西北前線調轉馬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新疆進軍。從而拉開了解放中國最大省份──新疆的歷史大幕。

　　1949年9月25日，時任國民黨新疆保安總司令的陶峙岳將軍深明大義，率屬部十萬官兵起義投誠，致使新疆得以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迅速進駐新疆各戰略要地，把五星紅旗插上了帕米爾高原，一舉粉碎了國內外敵對勢力分裂新疆的圖謀，捍衛了國家的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同時成立了中共新疆局和新疆軍區，王震任新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一九五零年軍隊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指出：「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強調要積極參加生產，「藉以協同全國人民克服長期戰爭所以留下來的困難，加速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在這一精神的指導下，1950年1月，新疆軍區動員所部19.3萬名官兵，除兩成為機關業務和擔任警備任務的部隊外，其餘 八成約11萬人投入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當年，生產部隊就有8萬餘人進入荒野草原，墾荒85萬多畝，糧食生產過億斤，牛羊10萬多頭。到 1951 年駐疆部隊實現糧食、副食、蔬菜全部自給，並用剩餘物資支援地方，取得了顯著成績，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讚揚，並作為經驗向全軍推廣2。

　　1952年2月，毛澤東根據軍隊參加生產建設的經驗，發布了〈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號召全體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站在國防的最前線，經濟建設的最前線，協同全國人民，為獨立、自由、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而繼續奮鬥！」為此，批准人民解放軍部分部隊改編為生產部隊，「將光榮的祖國經濟建設任務賦予你們」，「當祖國有事需要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鬥的武器，捍衛祖國」3。

　　根據這一命令，新疆軍區生產部隊約10.55萬人編為十個農業師，一個工程建築師，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同時成立了新疆軍區生產管理部，直接管轄生產部隊。

　　1954年，軍隊即將實行義務兵役制和軍銜制，國家經濟建設也開始有計劃的進行。在這種新形勢下，為了使駐疆部隊安下心、紮下根，長期屯墾戍邊，並把部隊生產納入國家計劃，以便集中統一領導駐疆生產建設部隊。1954年10月，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軍委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二軍大部、六軍一部、五軍大部（原三區革命民族軍）和二十二兵團（由原國民黨新疆起義部隊改編而成）全部就地集體轉業，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陶峙岳出任第一任兵團司令員，中共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王恩茂任第一政委。

　　成立後的兵團實行黨政軍合一的領導體制，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政、軍的統一領導，依照國家和自治區的相關法律、法規，對所轄墾區行使一定的管理職能。兵團沿襲了人民解放軍的建制，從兵團到師、團、營、連機關健全，組織嚴密。同時，兵團也是一個經濟組織，其中心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為戍邊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為繁榮邊疆做貢獻。

　　解放前，新疆經濟十分落後，加之國民黨政府的長期壓榨和戰爭破壞，百業凋零，物資奇缺，廣大農村更是貧困異常。據統計，解放前夕，平均每三戶農民才有一頭耕牛，九戶農民才有一輛木倫車，二戶農民才有一把鋤頭。1949年全疆糧食人均佔有量不到二百公斤，農民出去地租、口糧、種子外，所剩無幾，條件極為困難。

　　兵團成立後，迅速擺開了大規模屯墾的新戰場，廣大軍墾戰士，一手持槍，一手拿鋤，向亙古荒原、向千里戈壁、向被稱為「死亡之海」的沙漠宣戰。戰士們風餐露宿，開渠引水，墾荒造田，建成了一片片綠洲，一個個農場，一座座水庫，一條條渠道林帶。一大批軍墾新城鎮，在戈壁深處，在沙海邊沿，在荒無人煙的處女地上誕生了。

　　為了在新疆建立現代工業，擺脫邊疆地區的落後面貌。戰士們節衣縮食，從每年供給的兩套軍裝中節約一套，兩件襯衣中節約一件，改一年發一套棉衣為兩年，鞋子、襪子全部自己解決，並別出心裁地把帽子去掉帽沿，襯衣去掉翻領，軍裝上地口袋由四個減為兩個；同時從糧食、菜金、雜支、辦公費用等扣出一部分來購買機器、修建廠房、建設道路。用僅僅三年的時間，建成了八一鋼鐵廠、十月汽車廠、葦湖發電廠、六道灣煤礦、七一棉紡廠等一大批現代化工礦企業，開創了新疆現代工業的先河，為新疆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化大革命」時期，兵團各項工作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和破壞，導致領導體制不順，流通渠道不暢，農牧業經濟出現大面積虧損。1975年3月25日，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建制被撤銷。這對整個新疆地區的社會穩定、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恢復兵團體制又提上了中央的議事日程。1981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王震，向主持軍委工作的鄧小平提出恢復兵團的建議。當年8月中旬，鄧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等同志的陪同下，親赴新疆考察，聽取各方面意見。同年 12月3日，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出了〈關於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決定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恢復生產建設兵團的建制，並將恢復後的兵團劃歸農業部領導。

　　兵團恢復後，隸屬關係已不在國防序列，名稱也由撤銷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改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為了適應經濟建設新形勢的需要，對外稱「中國新建集團公司」，享受國家大型企業集團試點的各項政策，並作為獨立核算單位享有企業法人資格。

　　在黨中央的關懷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兵團事業大踏步前進，現已擁有人口240餘萬，轄編13個農業師，一個工程建築師，172個農牧團場，907個獨立核算企業。共有土地面積7.43萬平方千米，佔新疆總面積的4.47% ，約佔全國農墾總面積的五分之一，是全國最大的墾區之一4。

　　兵團在獨立的墾區區域，有自成體系的公安、檢察、法院、監獄等司法機構和武裝警察部隊，有獨立的教育體系，辦有各種類型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中專、技校、中小學校和幼稚園，還有社會功能較為齊全的城鎮建設、科學研究、文化衛生機構等。在過去荒無人煙的戈壁荒灘上興建了五個新城鎮（石河子、奎屯、五家渠、北屯、阿拉爾），其中，石河子市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二十一世紀全世界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地區」之一。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現已成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新疆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兩個是地方企業和中央直屬企業），為新疆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

　　更為重要的是，兵團始終堅持「兵」的特點，「寓兵於民」，「勞武結合」，現擁有民兵十四萬餘人，其中基幹民兵七萬餘人，編為四個齊裝滿員的預備役師，146個營，706個連，分布於天山南北各個農牧團場、工礦企業、邊境要地和戰略通道。兵團民兵充分繼承並發揚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無私奉獻」的偉大精神和光榮傳統，在兵團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在新疆軍區和兵團軍事部的直接指揮下，現已成為維護新疆地區社會局勢穩定、保衛中國西北領土完整的重要力量。在打擊民族分裂勢力、國際恐怖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即「三股勢力」）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和不可替代的戰略作用。

    二　兵團的布局與新疆的穩定

　　1949年秋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以後的駐防安排，實際上已經展開了日後兵團各部分布的基本格局。這一格局形成的著眼點是兵團在新疆地區的戰略目標和中心任務，為新疆和平解放後的穩定，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以及中央政府對天山南北進行有效地行政管轄奠定了基礎。

　　解放軍進疆初期，新疆社會局勢混亂，叛亂疊起，經濟落後，人心浮動。國民黨起義部隊中堅持反共立場的官兵、民族軍中的分裂分子、少數民族中的宗教上層和封建頭目，出於對新生人民民主政權的仇恨，在國外敵對勢力和分裂勢力的煽動、蠱惑下，不斷掀起叛亂，嚴重危害了新疆地區的社會穩定。

　　當時屯墾戍邊的緊要任務是剿匪平叛，建立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開展大生產運動。為此，進疆初期，第一兵團指揮機關對下屬二、六兩軍和五軍的部署，以及原國民黨新疆駐軍起義部隊做了如下安排：

　　二軍進駐南疆，六軍進駐北疆，兩軍黨委同時兼南北疆區黨委，五軍仍駐原地，軍黨委兼伊犁區黨委；原國民黨新疆駐軍起義部隊皆駐留原地，準備接受解放軍的全面整編。

　　至50年代末，兵團的布局大體上形成「兩個圈」的格局，即沿塔克拉瑪幹沙漠周緣和沿準格爾戈壁周緣。在這兩個戰略圈內，依據政治、軍事等諸多要素，進行兵力部署和墾區劃分，將二、六軍主力分布於各個戰略要地。其中，農一師主力大部駐阿克蘇，就是從維護南疆地區穩定的角度出發考慮決定的；農二師主力一部駐焉耆，扼守天山南北咽喉要道，控制南北疆交通樞紐；農四師主力駐伊犁，堅守新疆西北門戶，對民族分裂主義勢力保持強大的威懾；農五師主力大部駐新疆東大門哈密，雖然面臨缺乏必要水源、土地鹽鹼等生活、生產困難，但必須堅守進疆大門，確保新疆與內地聯繫的暢通；農六師主力駐五家渠，兼烏魯木齊市警備力量，擔負保衛兵團司令部、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新疆軍區等要害機關所在地的重要任務；農七師、農八師各部沿馬納斯河流域一線展開，保障烏魯木齊至伊寧一線戰略通道的暢通5。

　　60年代，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惡化，昔日的同志變成敵人，新疆地區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蘇聯取代國際殖民主義者和反華勢力，成了新疆地區民族分裂分子進行分裂活動的主要國際背景。兵團的任務也隨之加重，其戰略地位也更加突出。

　　這一時期進行分裂活動的人員也由50年代以國民黨殘餘勢力、兵痞、特務和封建官吏為主，演變為以黨政機關中的工作人員、分裂思想嚴重的知識份子和宗教職業人員為主。分裂活動表現為：策動邊民外逃和建立以分裂祖國為主要目的的政黨組織。其中影響最大的要數1962年震驚中外的伊寧、塔城等地區的「5．29」邊民外逃事件。

　　1962年4月開始，蘇聯當局以其駐中國伊寧的領事館為核心，通過其駐新疆各地州的領事，大量策劃、煽動甚至強迫中國公民外逃蘇聯在西亞地區的加盟共和國。到當年5月29日，事件達到高峰。據統計，該事件共造成新疆塔城、裕民、霍城等九縣一市的5.6萬餘人外逃，帶走和損失牲畜三十餘萬頭，使四十餘萬畝土地無人耕種。其中塔城縣外逃人口達該縣人口的68﹪，霍城邊境三個公社原有人口1.6萬餘人，外逃後只剩3 000餘人，各項損失極為嚴重。

　　為了盡快制止邊民外逃，應對可能發生的事變，根據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兵團於 1962 年5月5日起，緊急編組了六個獨立營，共二十一個武裝應急民兵連，開赴中蘇邊境展開布防，迅速建立起八十二個哨卡、檢查站和巡邏點。其中，農一師抽調一個營共三個連，布防於阿克蘇一線邊境：農四師抽調二個營共八個連，布防於霍城至昭蘇一線邊境；農五師主力由哈密移防到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並抽調一個營共三個連，布防於博樂一線邊境：農七師抽調一個營共四個連，布防於塔城一線邊境：農十師（1953年組建，1955年撤銷，1958年恢復）抽調一個營共三個連，布防於阿爾泰一線邊境。很快制止了大規模的邊民外逃風潮。

　　同時，兵團調集三萬職工在邊境地區實施代耕、代種、代管的任務。隨後又在長達2 019公里，縱深10至30公里的邊境線上建立了五十八個邊境農場，採取「民對軍」的鬥爭方式，年復一年的在有爭議地區的我方控制區內實施武裝巡邏和戰術演練，並進行農耕、放牧等各項生產活動，即使顆粒無收也堅持不懈，被稱為種「軍事田」、放「政治牧」。從而徹底改變了中蘇邊境「有邊無防」的局面，填補了這一地區的戰略空白，有效地維護了祖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捍衛了民族尊嚴6。

　　至60年代末，兵團在原有的基礎上基本形成「兩圈一線」的部署模式。其中「兩圈」分別指北疆環庫爾班通古特沙漠部署的兵團團場，南疆環塔克拉瑪幹沙漠部署的兵團團場；「一線」是指為了防備蘇聯而在塔城至伊犁沿中蘇兩國邊境一線展開部署的兵團邊境團場。

　　這一部屬的完成基本奠定了兵團的分駐新疆天山南北廣大地區的基本格局。南疆地區：農一師駐阿克蘇墾區，農二師駐庫爾勒墾區，農三師駐喀什墾區（1966年增設）；北疆地區：農四師駐伊犁墾區，農五師駐博樂墾區（1962年由哈密墾區調來），農六師駐昌吉墾區，農七師駐奎屯墾區，農八師駐石河子墾區，農九師駐塔城墾區（1969年增設），農十師駐阿爾泰墾區（1958年增設）。同時，設立烏魯木齊管理局（2002年改編為農十一師）駐烏魯木齊墾區，哈密管理局（2002年改編為農十二師）駐哈密墾區，和田管理局（2002年改編為農十三師）駐和田墾區。以及工程建築第一、二、三師。

　　進入70年代，由於「文化大革命」新疆各項工作均遭到嚴重破壞。兵團建制也被撤銷，農牧團場和工礦企業交由地方進行管理，極大地削弱了新疆經濟建設的力量。同時，也為日後新疆社會局勢的穩定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隱患。

　　所幸的是在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動亂終於結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第二代領導集體高瞻遠矚，從穩定邊疆、建設邊疆的戰略高度，肯定了兵團在新疆地區無以替代的重要歷史作用，使兵團建制很快的得到了恢復，並在改革開放的二十餘年裏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和壯大，重新擔負起了屯墾戍邊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