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三一八”之后的3月底，李大钊带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考虑到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这里相对安全一些。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入内的。
可是，从李大钊迁入东交民巷，张作霖为破坏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逮捕李大钊，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一是派遣特务监视行动。派特务伪装人力车夫，天天在兵营门口窥视。对从兵营出来的人跟踪盯梢，直至逮捕拷问，负责交通的阎振山和到市内买菜的工友张全印，就是这样被捕的。二是派暗探打入内部。为弄清兵营内部的详情，利用兵营内招用工友之机，派遣了4名暗探打入兵营。这4名暗探在旧俄兵营中“经过三月，所有党中一举一动，俱已调查明晰，并经绘图报告。”（1927年5月1日北京《晨报》第二版）三是收买叛徒。沈维翰讲，他当时任北洋反动政府的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它们以“多方劝导”，使曾在李大钊身边工作、因散发传单被捕的李渤海变节。李渤海“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并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等捕获。”（《访问搜查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
此时，张作霖已将奉军改称安国军，要其总部派人先找当时任公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欧登科，接着与英、法等国公使交涉，得到签订《辛丑条约》八国公使默许安国军可以进入东交民巷，搜捕李大钊等人。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安国军和“京师警察厅”三百多名军队、警察、宪兵、侦探，全副武装，身佩红线作为标记，于1927年4月6日上午11时半进入东交民巷，头目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首先把住各个路口，随后进入苏联大使馆及旧俄兵营内进行搜捕。于是，李大钊和夫人赵纫兰、子女一起被抓走，同时被捕的共有六十余人，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当时被称为“党案”。（关于奉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搜捕李大钊的情况，见《国闻周报》4卷15期《俄使馆党案始末》。亦见《东方杂志》24卷12号《时事日志》，1927年4月7日北平《晨报》报道：搜查苏联使馆已获荷兰公使等谅解。）
既然定为“党案”，就应履行司法程序，迫于强大舆论的压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营救，张作霖不敢举行公开审判，决定走个形式，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组成“会审”，4月28日上午11时开始，“会审”没超过70分钟，就宣判李大钊等二十人处以死刑。秘密地用六辆汽车拉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两旁均有宪兵警戒。”用极其野蛮的“三绞法”杀害了为国为民的革命者。首登绞刑架者为李大钊，李大钊神色不变，从容就义。（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９日北京《晨报》第二版）
面对中国人民的痛加谴责，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张作霖必须对党案有一个交代。连英国报纸上也发消息说，“应迅速发表党案文件，过迟则恐引起俄人误会。”英国人觉得这种军警进入外国使馆抓捕的行为实在太过分了，竟然还得到了外国使团的同意。对此，张作霖表示：“党案文件尚在清理中”，“俟检出文件翻译完竣”，一定有个完满的交代。这就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由来。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编选经过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是1927年4月6日北京军警搜查驻京的苏俄大使馆后得到的文件，搜查到这些文件时，有的已经烧毁，所以《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有些文件是残缺不全的。“俄馆案中之证据文件，堆满两屋，清检不易。其俄文部分，更需逐一翻译，尤费手续，迭经警厅公布，多只目录清单。”而其所公布的重点，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
《世界日报》在关于张作霖抓捕李大钊及审讯过程，先后发出的报道上百条，涉及到党案文件目录和编印《苏联阴谋文件汇编》一事的报道就有：
1927年4月16日的“当局对党案仍未决定办法 警厅仍在积极整理搜获文件中”；17日的“昨日公布之检查党案文卷事由目录单 共24卷”；18日的“警厅公布之党案证据汉文部分文件 共计38件”；19日的“警厅公布之党案文件 汉文部分续之四”；21日的“党案重要文件日内检查完毕 其余文件拟设一编译委员会清理”；22日起连续刊出的“警厅公布党案文件：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警厅公布党案证据文件 汉文部分续之六”；“警厅公布之党案文件 汉文部分续之七”；28日，还刊出张作霖专门邀请“各外使参观党案文件 昨日下午偕赴警厅”。
1927年5月以后，因为李大钊等20人已被绞杀，社会舆论哗然，张作霖更是加大了文件公布的数量，5月1日：“警厅续布党案文件：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11日：“警厅续布之党案文件：照译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军事会议案笔录”；10日：“警厅续布之党案文件：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警厅续布党案文件：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警厅公布党案文件：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按此件足以证明加伦鲍罗庭等确系苏联政府所派”；“警厅公布党案文件：国民第三军训练工作之计划及训练团之人员(续)”等等，一直到1925年12月25日还在刊出“警厅续布党案文件：莫斯科致俄使馆武随员指令”。依据报刊上登载的文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对所谓的党案文件发表谈话：“依官方所发表观之 足证多为普通消息报告”（1925年5月8日《世界日报》）
1927年11月24日，《世界日报》刊出：“党案文件 张作霖出资两万元印书”。1928年3月3日刊出：“党案文件业已出版 张学良等并有序文”；3月19日刊出“党案文件刊印成书 将编送中外各机关”。
1927年4月中旬，张作霖把张国忱召来整理党案文件。为什么要让张国忱来编译这些资料呢？张国忱，原是清朝东三省政权1911年时选送给中东路商务学校的生员，从小在俄国人家寄住，所授课程全是俄文课本，学制长达10年，不但要求学好俄语，就连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要学帝俄那一套。张国忱毕业后曾担任白俄头目霍尔瓦特的家庭教师，与“反赤”一派亲密无间，被张作霖视为‘自己家的孩子’。1925年，张国忱成为奉天方面中俄会议成员，自称“从奉苏协定到一系列的中苏交涉，（张作霖）都对我委以重任。”由张国忱等编译资料，以便向全世界宣传李大钊等确实是“赤祸”（张国忱：《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铁路内幕》，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之二）。
张国忱到北京后，先成立起“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分二个组，每组各五人，张任第一组组长。两组人员日夜加班翻译，却没能发现有组织暴动的计划和苏联准备出兵的重要材料，大失所望。张作霖却天天来催问，“搞出来什么没有？”张国忱无奈，只好在夜晚陪张作霖吸鸦片烟时，对张作霖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哪能很快搞完。总是要几个月时间才行。最后在1928年的3月初，印出了四本《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给张作霖送去的，则是特制的线装本，用黄缎子做书面，书套也是黄缎子的。张作霖一看，很是高兴（《李大钊烈士被捕被害经过》）。
后来，张国忱回东北任东三省交涉总署交际处长。1928年9月，张学良准备让张国忱接手张焕相的哈尔滨行政长官职务。杨宇霆知道后说：“不行，青年人当长官还行!”不等张国忱到哈尔滨，杨宇霆就急忙发表张景惠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国忱只好到哈尔滨市当了教育厅长。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流传情况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印制的版本有两种：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普通精装，十六开本，共四册。1928年编印。书前有六篇序言，首篇为张学良所写。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线装本，张国忱等编译，（两函11册），1928年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线装本第1册。）
此外还有一种英文版：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英文版，上海英国别发书庄（1870年英商别发洋行创办别发书庄，经理施露）。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所编选的内容，确实大多是李大钊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工作的文件，应该说有价值的文献并不多，依据李大钊长女星华的回忆可以得知：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他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早晨不知道几时又离开了房间，有时候他也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一些书籍和文件。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我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它们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住地飘舞盘旋。父亲的脸上显得十分严肃。我问父亲：‘爹！为什么把它们烧掉呢？怪可惜的。’父亲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待了一会儿才说：‘不要它们了，就把它们烧掉。你小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当时共产党同国民党在组织上的界限十分清楚，两个机关走一个大门，相隔不远，但人员要严守纪律，彼此不能往来。早在工友阎振山被捕前，父亲就把我党的文件、名单都烧掉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李星华：《回忆父亲李大钊》）
可见，真正重要的文件早已销毁了。当我们要引用这其中的文件时是应该十分慎重的，在有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这样的权威文件选辑之后，理所当然地不会再过于看重它。再者，《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它也不能算是一部公开出版的书籍，而是在特定目的要求下编选的阴谋文证、绞杀李大钊等革命烈士的罪证，对这样一部书怎么可以用来作为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的信史资料？
这部书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但也只是能读到此书的知名人士，就连当时的总理和外长顾维钧也只是回忆：“1927年4月6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而没有对《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说上一句言语。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关系到汪、蒋关系的资料，曾受到国民党有关人士的关注。
邹鲁《回顾录》中有：“后来，张学良在北京搜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在文件中发现一个鲍罗廷的报告，其中有‘汪兆铭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共产党因此利用汪以除异己，来扩展势力，而汪则借共产党以满足自己的野心。毋怪汪、鲍胶漆相投了。”
陈立夫《成败之鉴》中有：“那时俄国方面也不愿和蒋先生的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苏俄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当时俄顾问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北伐成功对俄国只有好处，虽然我们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相当接近，对反对帝国主义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当时可以互相获益。”
仅凭这几句话，还无法确切地证实邹鲁、陈立夫真的读过《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陈公博读过《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读的是英文版。他在《苦笑录》中有：“恰好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那是张作霖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使馆，没收许多共产党的秘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发刊，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里头对于三月二十日之变以前的阴谋，一点也没有记载，独至在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国顾问团在东山开秘密会议时，那讨论和决议倒清清楚楚的有记录。当时黄埔军校的俄国顾问斯板诺夫在会议上报告三月二十的经过，说事变之前，一点也不知，但他的意见以为为求国民革命完成起见，俄国仍应利用蒋介石。就是俄国使馆给莫斯科的报告，也有同样的献议。为了这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蒋先生。第一，说明我在武汉当时已面质过汪先生，汪先生极力否认此事，而且证以当日汪、蒋相依为命的情形，汪虽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说明别发书庄有这些俄国秘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国顾问有谋害他的事，何至于一些痕迹也没有，至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国顾问还主张要利用他。第三、我以为在汪、蒋合作时期，立夫先生不应在市党部作这种挑拨离间，和混淆视听的演说，致党又发生破裂。末后我更请他买这一本英文小册子一看，因为宋美龄夫人是懂英文的。”现在，这种英文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更难找见。（以上资料引自谢泳教授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研究中一件档案的使用问题——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版本说起》一文，刊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源文献
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容相关的史料丛书，是后来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国内先后有了中文版本。台湾则有由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4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8年影印出版）。
如《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的《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团共产部集会对于蒋介石与俄共产党间之分裂及利用蒋介石计画之报告（极要第十七卷第六六号）》和《斯切潘诺夫关于蒋介石与俄人冲突后俄人在广东现时情形之报告（极要第十七卷第六六号）》，这两个报告在编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一书时，分别名为《关于“三二零”事件的报告》和《关于“三二零”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是俄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内部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收录80件共产国际重要档案，有一部分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列入的文件目录相同。中文版有两种版本：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另一是孙武霞、许俊基选编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谢泳教授在《关于中山舰事件研究中一件档案的使用问题——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版本说起》一文中肯定地说：“就我所见到的材料判断，国内最早使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一书。可以肯定地说，本书编者所使用的材料与我所见到的是同一版本。因为在前述的两个斯切潘诺夫的报告中，《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有一处把‘李之龙’错成了‘李成龙’。后来的编者特别用脚注形式加以说明，可见使用的是同一版本资料。如果不是同一版本，不可能错处也完全相同。”
可如果正是谢教授所说的源文件就存在着这个错误，又怎么能断定《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不是同一版本，就不可能错处也完全相同呢？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则是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已经出版1917-1920年卷、1920-1925年卷、1925-1927年卷，将出版1927-1931年卷等卷，这将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一部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