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走向分裂

　　在苏共二十大后很快爆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两个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时犹豫不定，忽左忽右，一度准备放弃匈牙利，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更让毛泽东确信赫鲁晓夫不具备担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能力，而是靠不光彩的手段才获取现在的地位。在1957年4月，中国用最隆重的规格接待了在苏联并无实权同时又是斯大林长期战友的伏罗希洛夫，毛泽东多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8]这其实也反映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同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虽然赫鲁晓夫用最高规格招待毛泽东，把毛泽东单独请入科里姆林宫下榻，但仍然没有获得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当着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面把不久前苏共内部斗争时说成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中发生了‘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了胜利[19]。这不仅引起在场各国领导人的惊讶，也使苏联领导人非常尴尬。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不同的性格之间也发生了碰撞，毛泽东以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了著名的东风压到西风的讲话，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20] 这本只是表示对出现最坏情况也不害怕的一种决心，但缺乏浪漫主义的赫鲁晓夫却无法对此做出正确的理解，而是认为毛泽东喜欢战争，不会为避免战争努力。而苏联刚刚在二战中死了2606万人，（占战前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21]，苏联领导人特别害怕核战争，因此赫鲁晓夫对刚刚签署的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协议感到担忧，这为1958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埋下了伏笔。

　　1958年是中苏关系恶化关键的一年，首先7月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使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关系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和激化。在毛泽东看来：第一，赫鲁晓夫的建议是不怀好意的，是想控制中国。第二，虽然斯大林也采取过损害中国主权的政策，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是敢怒不敢言。现在中苏领导人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毛泽东瞧不起的小人也竟然敢图谋控制中国，这使毛泽东怒不可遏。而在赫鲁晓夫看来：第一，自己提出的只不过是建议，并没有强迫中国接受的意思。第二，认为自己的建议并不过分，这种合作在北约和华约内部是很普通的，而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没有向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核技术援助），中国如果连这种互利的合作也不能接受，使赫鲁晓夫特别感到难以理解。第三，毛泽东的愤怒和言辞之激烈也让赫鲁晓夫极为震惊。毛泽东在和尤金的谈话中激烈的谈到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压迫，赫鲁晓夫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现在要谈起这些不愉快往事，因为自己早已经放弃了斯大林在中国获得的特权，而且谁都知道自己是反对斯大林的。为此赫鲁晓夫亲自飞往中国当面向毛泽东进行解释。这此访问中苏关系中一个关键的事件。但此时毛泽东已经对赫鲁晓夫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会谈一开始的气氛就是不友好的，也注定谈不出好的结果。在游泳池旁举行的会谈中毛泽东毫不遮掩的显示了对赫鲁晓夫的轻蔑态度，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者回忆到“毛泽东就那么穿者浴衣，踩着拖鞋同他（赫鲁晓夫）握手寒暄几句”，[22] 同时赫鲁晓夫被弄的非常狼狈，“他游泳技术不高，说不上什么泳姿，就是手脚乱刨的那种姿势。‘刨’了几下就沉不住气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爬上池子。将一个手绢的四角系住戴在头上，又要了一个救生圈，套了救生圈才重新下水。”[23]而毛泽东则尽情展示自己的游泳技术。虽然会谈中赫鲁晓夫向毛泽东做出了解释和让步的姿态，但毛泽东已经认定赫鲁晓夫一开始就是不怀好意，不仅没有接受赫鲁晓夫的解释，反而进一步把赫鲁晓夫的建议和历史上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旁敲侧击的警告赫鲁晓夫“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那？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24] 这说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估计已坏到了何等程度。据说毛泽东还曾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问：“我问你是什么舰队，你始终不回答我”，并再次责问赫鲁晓夫是否想控制中国整个海岸线。[25] 这次会谈对赫鲁晓夫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尽管赫鲁晓夫往往不得不耍滑头，因为他认为这是政治游戏中难免的事情，但就性格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真诚坦率的人”[26]，事实上他提出这两个建议只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并没有控制中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考虑[27]，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出于其单纯的思考认为既然苏联已经满足了中国的所有要求，中国也应该同样很爽快的满足苏联的提议。因此他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反应如激烈，也对毛泽东如此固执己见和不容解释感到愤怒，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可理喻，无法正常到交道的人，以致在以后的行动中不再寻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谅解而做出单方面的行动。第二，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经历遭遇使他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而这次经历严重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使他要寻找机会进行报复。

　　随后的金门危机不仅使赫鲁晓夫感到毛泽东1957年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讲话并不仅仅是宣传而很可能会付诸行动，同时也使赫鲁晓夫觉得毛泽东的行为难以预料，担心中国的行为会把把苏联拖入一场苏联不愿意打的战争，因此开始考虑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在同一时间中国发生了“大越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而赫鲁晓夫对此是不赞成的，但一直没有发表看法，直到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才从侧面批评了人民公社运动。而7月14日，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7月21日赫鲁晓夫关于人民公社的言论见报，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发表了措词激烈的讲话，严厉批判彭德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和赫鲁晓夫配合反对自己，几个月后毛泽东说庐山事件是“高饶余孽（指彭德怀）又在朋友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28]。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矛盾由两党之间发展到中国党内。在此之前的6月20日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赫鲁晓夫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明显是防止中国把苏联拖入一场苏联不愿意打的核战争，保留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使用核武器唯一的决定权。赫鲁晓夫的这个决定是考虑已久的，但做出是非常突然的，事先没有和中国打任何招呼。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根本不会接受苏联的解释，与其再度前往北京受辱，不如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根本不做任何解释地解决这一难题。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到：“用孩子般天真烂漫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是越来越行不通了……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人的行动变得的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了”。[29] 第二，赫鲁晓夫对在北京的遭遇怀恨在心，想对毛泽东进行报复。用他的话就是“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30] 赫鲁晓夫这个决定也是其性格中感情用事，易冲动，缺乏深思熟虑的表现。这个决定不仅再次激怒了毛泽东，也激怒了整个中国，使中国上下对赫鲁晓夫的印象更趋恶劣。虽然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常规武器技术的援助，但再也无法弥补这次事件的伤害。

　　这一年九月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造成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彻底决裂。虽然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就开始推行的所谓的三和路线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但赫鲁晓夫的西方政策一直没有实质的成效，对中国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因此还不是影响中苏矛盾的主要问题。而1959年9月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至少在当时看来似乎实现了美苏的和解，改变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赫鲁晓夫作为出访美国的第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隆重欢迎，这和他1958年在北京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是美国对战后苏联地位的最终承认，也是对赫鲁晓夫本人地位的承认。赫鲁晓夫出生贫寒，而现在能获得世界第一大国的承认和尊重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是个非常庄严隆重的时刻，使我感到莫大的自豪，也简直使我有些飘飘然。”[31] 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对赫鲁晓夫造成两个相互关联的影响：一是对于国际形式的过于乐观，二是对中国更加不满，认为中国是影响美苏缓和的绊脚石。而美苏关系的表面缓和和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也极大的刺激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品质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而是修正主义的路线问题了。这次访问就是赫鲁晓夫把修正主义路线付诸实际行动的开始，赫鲁晓夫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范围，升级为向帝国主义出卖包括中国等其它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利益，自己和赫鲁晓夫的矛盾已经全面上升为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后来总结性的说过他对路线斗争的态度：“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32]对于赫鲁晓夫，毛泽东的态度也是如此。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对赫鲁晓夫不报任何希望。结束访美后赫鲁晓夫怀着愉快的心情访问中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希望能用事实说服毛泽东，但等待他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和赫鲁晓夫辩论，而主要是由其它中国领导人和赫鲁晓夫进行辩论，这本身就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在激烈的争论中双方都很难保持冷静，特别是赫鲁晓夫冲动的性格使他更多地说了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显然没有经过仔细思考，也并没有实际意义，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领导人的反感。这次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裂痕。事后赫鲁晓夫想以销毁会议记录来挽回影响，但“讲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都是无法收回的”[33] 。毛泽东在会后写了首打油诗：“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烧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34]这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访美的态度，也表明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已经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和美国同流合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关系彻底决裂，从此以后中苏间的各种谈判都成为斗争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对在赫鲁晓夫仍然掌权的情况下弥补中苏关系不抱任何希望，同时又认为赫鲁晓夫地位不稳，“如果不改，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35]，决心和赫鲁晓夫斗争到底。两国关系终于走上了通往公开分裂的不归路。

　　五、总结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两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下，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对两国，两党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间沟通交流的困难，使两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两人性格间的冲突，而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和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赫鲁晓夫起之微寒，只受过很少的教育，思维简单，性格冲动，缺乏深思熟虑。而毛泽东则是自学成才，学贯古今，少有大志，并颇为以此自负。早年的经历使毛泽东富于反抗精神，藐视权威，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36]。从经历上看，赫鲁晓夫并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领导人，只是在机遇巧合才使他从一个普通干部被逐步提拔为最高领导人，这使他缺乏大国领袖应有的素质。在斯大林时代末期，虽然赫鲁晓夫已经认识到斯大林的问题，但进入苏联领导层核心后却如履薄冰，依然是斯大林取乐的对象，不得不依靠伪装成“脑袋是空的”（斯大林语）[37]来保全自己。长期的压抑的结果使赫鲁晓夫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对外界反应敏感、喜好虚荣、性情急躁、仓促行事、急于求成和易于激动。而毛泽东正相反，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者，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最后总是证明真理在毛泽东的一边，而激烈斗争的结果是使毛泽东树立了在党内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威。这也造成了毛泽东在建国后过于自信，缺乏容人之量，难以听取别人意见和解释，所以一旦形成了对赫鲁晓夫的偏见就难以改变，以至于最后认为赫鲁晓夫“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38]。同时毛泽东在性格上也是一个很易于激动和情绪化的人，在处理中苏关系中毛泽东往往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主观臆断而不是客观分析。而赫鲁晓夫也缺乏化解矛盾的能力，只能同样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果加深双方的矛盾。如果当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能少些偏见，多一些宽容，中苏关系也许就不会恶化到后来的地步。

 

参考文献：

[1] Vladislav Zubok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 ‘s Cold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231：“ПереговорыН。С。ХрушевасМаоЦзэдуном31июля‐3августа1958г。и2октября1959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2001，№1，100-128. 转引之戴超武：《1959年10月中苏会谈：背景、过程和意义》，《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2]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
[3] 1964年7月毛泽东在和外宾的谈话中谈到过中苏领土问题，但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参见《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在边界谈判中中国也没有要求收回割让给沙俄的土地。
[4] （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5] （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6]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7] （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8] （英）尼尔·阿彻森（Neal ·Ascherson）：《赫鲁晓夫：残缺的个性》, 原载于《伦敦书评》2003年8月21日号。
[9]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99页。
[10]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
[11] 毛泽东：《在省自治区党委会议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4页。
[12] 同上书，第334页。
[13]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14]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15] （苏）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转引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82页。
[16]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
[17] 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4238页。
[18] 见毛泽东：《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25－431页。
[19]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9－320页。
[20]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36页。
[21] （俄）H.A.舍福夫：《俄罗斯最重要的战争和战役》，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第620－621页。
[22]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23] 同上书，第187－188页。
[24] 同上书，第188页。
[25] （美）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 VS. MAO: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CWIHP Bulletin 8/9(Winter 1996/97), pp. 243-248。
[26] （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弟274页。
[27] 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8]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式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0页。
[29]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15页。
[30] 同上书，第412页。
[31] 同上书，第465页。
[32] 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5645页。
[33]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6页。
[34]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35]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2页。
[36]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1页。
[37] （英）尼尔·阿彻森（Neal Ascherson）：《赫鲁晓夫：残缺的个性》, 原载2003年8月21日号《伦敦书评》。
[38]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式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