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56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决定性阶段。在这四年中，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双方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是十分关键的一个。正是这四年中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矛盾从对斯大林的不同评价开始发展到对双方政策路线的根本分歧。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两人的特殊地位使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和扩大了中苏两国间的分歧和矛盾，造成了中苏关系裂痕的加深。本文试就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关系恶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赫鲁晓夫  毛泽东  中苏关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以后迅速和苏联建立紧密的同盟关系，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极大的改变当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苏之间的合作关系是良好的，这种友好关系也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从五十年代末起这种友好关系急转直下，在短短几年内就走向彻底破裂，由盟友转变为剑拔弩张，怒目而视的敌人。这种双边关系的急速恶化不仅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也对世界格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成这种剧烈的变化的矛盾是有其内在的积累过程，其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而双方领导人个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在国内则较少被提及。然而事实上“中苏关系复杂化的原因之外，还鲜明地反映出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情况：当领袖的个人喜好、兴趣和行为举止在两国的政权体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候，政治心理因素应该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不比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1] 本文主要探讨作为当时两国，两党领导人的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起的作用。

　　一、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各种因素

　　国内一般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最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自尊心。显然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的确是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最严重的时候是斯大林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而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表现要温和的多，然而中苏关系却是在赫鲁晓夫时代破裂的。这说明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固然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对于意识形态因素在中苏关系恶化中其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很明显在当时中苏两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各自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双方最高领导人对对方意识形态的态度也会直接决定整个国家的态度。事实上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双方在实际行为中并没有坚持按自己在争论中的观点行事：苏联从没有拘泥于“和平过渡”，中国也逐渐缓和了包括美国，南斯拉夫在内国家的关系，事实证明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的政策并不是僵硬的。正如邓小平后来评论中苏论战时所说的：“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过许多空话。”[2] 可见意识形态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历史因素和领土争端和边界冲突也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因素，但如果以此解释中苏关系的恶化显然是带有后见之明的色彩。历史因素和领土问题早在中苏结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在中苏友好的时候显然被放在了一边，只有当当双方关系严重恶化后才被重新提出来成为加深破裂的催化剂。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也受历史因素和领土问题的影响，但至今为止并没有造成像中苏长期对峙那样的严重局面。事实上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我国才反复强调沙俄侵华的历史用来以古谕今；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没有真的向苏联提出过领土要求[3]。中苏双方实际有争议的领土面积其实是很小，如果真的认为双方关系为这些面积很小的土地而破裂乃至最后剑拔弩张，那是匪夷所思的。事实上领土争端和边界冲突与其说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而不如说是结果。

　　因此要探索中苏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对当时处于两国权力核心的两国领导人进行研究，因为在当时领导人的意志决定着党和国际的命运，因而也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最终走向。

　　二、赫鲁晓夫的经历和性格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出身于俄国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小村一个农民家庭，他读完小学后，因家境贫寒而给人放牛。15岁时他到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工厂当钳工学徒，后来又到一个属于法国人的煤矿里做工。多年以后成为苏联领导人后赫鲁晓夫回忆到：“你们想知道我是谁么？我刚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从事劳动。15岁以前。我放过牛犊，放羊，后来又给地主放牛”，“如果说高而基上的是‘人间大学’，那么我是在矿山的‘大学’受教育的。这是为工人创办的一所‘大学’，是饥寒交迫的俄国人的‘大学’。”[4] 赫鲁晓夫天生是个很聪明的人，虽然只受过很少的教育，但成为了顿巴斯的一名出色钳工。虽然赫鲁晓夫有不错的收入，但他对资本家对工人的态度十分气愤。当时的赫鲁晓夫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成为一个积极的革命者。当革命的消息从彼得格勒传来时，赫鲁晓夫回忆到“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支配者我，使我有又想哭，又想笑，充满一种必胜的信心，即使警察站在这里也无所谓”[5]。十月革命后，赫鲁晓夫率领革命的矿工加入了顿涅茨克煤矿赤卫队第一团并担任了该团第一营营长，他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21年底，顿巴斯开办了一所矿业专科技术学校，第一批学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27岁的赫鲁晓夫成了速成班的一名学生，并被选为校党支部书记。1924年底赫鲁晓夫在毕业典礼上作为校领导向他的同学们颁发了毕业证书。他自己却没有得到毕业证，因为毕业前夕他被抽调出来担任了彼得罗夫斯克区的区委书记。

　　从赫鲁晓夫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和列宁那一代革命者有很大的不同。赫鲁晓夫并不是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由一个生活在下层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转变为革命者，这一点和斯大林倒是有些类似。但和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缺乏斯大林那种一开始就具有的成为领袖的雄心和钢铁般的意志。赫鲁晓夫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经历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只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才使他在革命后被逐步提拔到领导岗位，赫鲁晓夫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抽得一张幸运的彩票” [6]才获得斯大林的信任。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缺乏理性认识，却充满了朴素的革命热情和感性认识。赫鲁晓夫的那一代人是凭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本能”干革命，“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地主，他同样恨之入骨，然而究竟用什么取代旧制度，新制度应当时而什么样的，在他的头脑中很模糊……”[7] 同时赫鲁晓夫保留作为一个俄罗斯农民的天真，纯朴，善良，直率和智慧或者说是狡猾，但如果说他天生带有什么坏心眼，那是不符合事实的。罗.亚.麦德维杰夫在《赫鲁晓夫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二十年代有一个老农问赫鲁晓夫：“是否有一天我们按下电钮，天上就会下雨？”赫鲁晓夫不假思索的回答：“是的，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天。” 这种简单的思维影响了赫鲁晓夫的一生。

　　三、苏共二十大和毛泽东的反应

　　赫鲁晓夫是在二战期间开始改变对斯大林的认识。在亲身经历中他意识到斯大林的战略安排常常缺乏理性，导致了成百上千名士兵白白送死。当他开始着手准备战后乌克兰重建工作时，他震惊地发现重建工作最需要依靠的年轻一代党内干部，已经几乎全部在大清洗中被杀了。[8] 而在斯大林晚年苏联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赫鲁晓夫不能不改变对斯大林的看法。在斯大林死后对贝利亚事件的处理中赫鲁晓夫彻底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后来他回忆到：“不但有必要揭露罪行，而且有必要使犯有那些罪行的真正罪犯受到应有的谴责。”[9]

　　很快赫鲁晓夫付诸了实际行动，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闭幕后向全体代表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毫无疑问我们事后当然可以指责赫鲁晓夫的所谓秘密报告过于突然、过于轻率、内容也是不成熟的。但事实上当时苏联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对斯大林的功过进行充分评价，因为苏共二十大上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斯大林时期掌权的那一代。赫鲁晓夫关于揭露和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提议遭到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激烈反对，无法在二十大上进行，而只能在会议结束后才能进行。报告也不是事先准备的，只是起草了提纲，由赫鲁晓夫加以现场发挥，所以充满了赫鲁晓夫个人的感性成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也并不是想在报告中全面评价斯大林，而是正如报告的名字所表明的是集中批判个人迷信。[10] 赫鲁晓夫报告产生的这种特殊背景是其它国家和党难以了解的，因此一开始就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动机和品质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反感。

　　按传统说法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是“揭了盖子，捅了漏子”，然而事实上毛泽东是非常不满的。1957年毛泽东在省自治区党委会议上评论到“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的，认为整斯大林整的太过了”。[11] 毛泽东同时又谈到“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的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墙上一兜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12] 对国内持和赫鲁晓夫相同观点的人毛泽东已是如此评价，对赫鲁晓夫本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后来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说了心里话，《一评》中说：“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13]《二评》中说：“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14] 事实上这才是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真实评价。可以说苏共二十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态度的转折点，在这以前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作比斯大林对待中国更友好平等的苏联领导人，在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作是一个道德上有缺陷的小人，对赫鲁晓夫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和厌恶，由此认为赫鲁晓夫的提议都是怀有恶意，动机不良，这对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之所以会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产生这种变化有以下几种因素：

　　1、毛泽东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代。虽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中共都有过不正确的干预，但这毕竟和苏联斯大林时期苏联那种“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15]和几百万人被处决监禁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客观经历上的不同自然会造成主观上认识上的不同，一般来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和亲身经历者对同一件事的认识很难相同。所以毛泽东一直无法理解赫鲁晓夫和苏共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的对待斯大林，结果是只能从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上去找答案。

　　2、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道德看来赫鲁晓夫是由斯大林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也一直是歌颂支持斯大林的，因此就不应该在斯大林死后激烈的反对斯大林。毛泽东按照自己的经历认为即使斯大林真的有如此严重的错误，赫鲁晓夫也应该像自己和“左”倾分子做斗争那样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就站出来，不应该等斯大林死了才来批判一个死人。当时中国其他领导人也普遍难以理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这样丑化他呢？”（邓小平语）[16]。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这种和死人过不去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3、毛泽东对于自身问题的考虑。毛泽东对于身后被人议论特别厌恶，担心在自己身后也发生类似苏联的事情。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揭发出田家英曾经说在离开毛泽东时要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其二就是毛泽东“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17]。可见1959年前毛泽东就有意防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他对赫鲁晓夫的厌恶态度本身就是防范的表现之一。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这种看法在当时也是大多数中国领导人的共识，因此毛泽东进一步没有根据的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在苏联也是不得人心的，赫鲁晓夫的地位不稳固。这种主观判断造成了毛泽东在后来处理中苏关系时毫不妥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