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最后一天，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1954年6月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与印、缅总理共同倡议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适用于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指出这些原则如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强调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胜利，证明了其作为一个大国的影响和威信，也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期间，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之前英国虽较早向新中国表示承认和建交意愿，但由于在实际行动上违背了中国的建交原则，谈判一直拖延无果。9月23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时说：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我们要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合作关系，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只要这些国家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但在当时，中南建交的滞后仍然是新中国扩大对外交往的一个不和谐音符。

　　同时期，铁托表面上对外声言南斯拉夫“不想再碰壁了”，所以无意建议与中国交换使节[10]，实际上仍希望利用一些外交渠道向中国传递建交的重要信息，诚如10月8日南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在奥斯陆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应该寻求某种方法以使中国注意到有必要和一切国家合作”。[11]

　　1954年10月1日，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宴会上，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7个未建交国家的使馆馆长受到邀请。南斯拉夫代办史蒂凡·召克不仅送来贺片，携夫人准时到会[12]，而且在告辞前与王幼平大使有一席长谈，苏联驻罗马尼亚参赞帮助翻译。史蒂凡首先以南斯拉夫外交代表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的身份向王幼平祝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战胜蒋介石、战胜美帝国主义和建国五周年，并希望王幼平也能出席南斯拉夫国庆宴会。谈话期间，史蒂凡并数次表示：南斯拉夫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南斯拉夫人民及其政府是理解中国人民斗争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赞成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及其正义事业，赞成恢复人民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并为此作过斗争，虽然南斯拉夫承认中国这样久了，但至今未得回复。10月2日，王幼平向来访的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麦尔尼考夫谈及此事。苏大使认为南斯拉夫代办的话是代表其官方的，建议“把南斯拉夫从美帝阵营拉出来”，并指出“南斯拉夫地位有战略意义，他的人民是英勇的，有高度爱国主义情绪，并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有倾心的感情。如果我们与南斯拉夫关系长期不恢复，这种情绪会冷下去，则对美国有利。对这些国家，如果其政治领袖不是与美国抱得很紧，拉他一把对民主阵营是有利的。”10月3日，王幼平即在发国内的电文中，根据欧洲情形，建议为争取南斯拉夫人民和配合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促转巴尔干局势，“我政府似应尽速考虑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和政策，似应早日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有必要互换使节”。[13]10月12日，外交部回电赞成王幼平与南斯拉夫代办交谈的做法，但指示“目前我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并互换使节条件尚不成熟”，同时要求“今后在一般社交场合应积极展开活动，继续与其接触，对其宴会邀请均可参加，对其挑拨中苏关系的言论应据理予以驳斥。进一步研究南斯拉夫的政治动态，弄清情况，并将你们的观察及时报部。” [14]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南斯拉夫关系问题上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中南双方的努力与中南建交的实现

　　南斯拉夫驻罗马尼亚外交人员刚刚向中方使馆传递了建交信息，10月6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使馆建军节招待会上，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维迪枢又向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表示友好，提出想前往拜访，张闻天考虑到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对南斯拉夫态度的变化，表示同意。10月13日，维迪枢前来中国使馆做初次礼节拜访，再次说到四年前南斯拉夫政府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始终未得答复一事，明确提出他希望两国之间能够很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张闻天慎重询问这是否是南斯拉夫政府的正式意见。维迪枢予以确认，声言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都是这个意见，他们都希望同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在原则上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及互派大使，则南斯拉夫政府即可首先采取主动。[15]

　　当日，张闻天发出两封电报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央。第一封报告事情经过，请示如何答复南斯拉夫大使建议。第二封就中南关系，根据下述情况，建议外交部同意南斯拉夫大使的建议：“1、南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有所改进，不但外交关系均已恢复，而且贸易关系也在发展。2、南国在外交政策上已开始公开表示反对大西洋公约，反对欧洲防务集团，最近又表示反对伦敦九国会议的决议。3、苏新国家对南国的态度也有明显的改变。特别是苏联，苏联报刊现在开始登载南国报纸的舆论及某些经济建设消息，也登载过铁托的演说。苏联对争取南斯拉夫极为重视。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和东南欧，在战略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南国转变，则美国在巴尔干及东南欧的战争计划就会根本破产。4、南斯拉夫对中国一般表示友好，四年前曾承认过我们，在联合国向来支持我国进入联合国，这次又主动提出要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同我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建交方针已相符合。”[16]

　　10月18日，中央复张闻天电：“10月13日两电均悉。关于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苏共中央曾在9月底有信给我们，其中说南斯拉夫希望在改善苏南关系的同时，也改善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苏共已告诉南斯拉夫，苏共将把南斯拉夫的这个愿望转告有关的各兄弟党，并说只要南斯拉夫方面也采取必要的步骤，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迅速取得成绩。中央同意即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你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进行建交谈判。但开始谈判前，须先见莫洛托夫同志一次，通知苏联政府我们对南斯拉夫将采取行动”。[17]很明显，苏联因素对中南建交又一次起了关键性作用。

　　另外，据伍修权的回忆，此间苏共中央曾派中央国际部的特别代表专程来华，毛泽东亲自接见，伍修权担任翻译。苏共代表向中共陈述他们对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解释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说苏共中央认为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和有错误的，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们希望各兄弟国家都恢复和建立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为了与各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中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会谈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同志商谈了苏共的建议，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经过政治局讨论并同意，中国政府最终做出了与南斯拉夫建交的决定。[18]

　　10月22日，张闻天就此事拜访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当即表示：他个人完全赞成中国的决定，但尚需报告中央，如有意见再电话通知。次日上午苏联远东司电话告知张闻天：苏联政府赞成中国同南斯拉夫建交决定，没有其他补充意见。张闻天即于同日下午回拜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同意建交的决定。[19]

　　但在其后的一个半月里，中南双方都没有任何作为，一面是南斯拉夫认为中国政府负有延迟建交的责任，应由中国开启建交谈判，一面是中方还在等待南方“首先采取主动”。直至12月6日晚，在芬兰驻苏使馆国庆招待会上，维迪枢只得向张闻天明言：关于建交问题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中国领导人对愿和南斯拉夫建交有正式表示，因过去南斯拉夫已公开承认了新中国，但新中国还未表示过承认南斯拉夫，有了这种表示之后，双方即可就具体交换使节进行谈判，这种表示可使中南两国立于平等地位。张闻天认为南斯拉夫人民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其采取平等的、尊重的态度，对争取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在第二天再致电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央，建议最近在适当的地方由总理先表示一下中方本愿意同一切愿意和平共处的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精神及愿意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态度。[20]

　　从外交部档案可以看出，外交部经过内部讨论后，考虑了两个实施方案，一是用周恩来的名义致电南斯拉夫外长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并互派使节，二是用张闻天大使的名义正式照会南驻苏大使，转达我政府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意见，并向周恩来呈文请示，附建议总理在最近某一场合（如政协会议）讲话中对南斯拉夫问题做一次表示。周恩来对此批示：同意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给南外长一电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电文请张闻天面交南驻苏大使转达，双方建交的公报，可各自发表，以使南方可提到1949年承认我国那一历史事实。[21]

　　12月16日，外交部电告张闻天，要他转交12月14日周恩来签署的致南斯拉夫外长电。张闻天于次日下午将此电交给南驻苏大使，电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此时，南外长正陪同铁托前往印度访问。至1955年1月5日，南斯拉夫大使拜访张闻天交来其外长波波维区1月2日签署的致周恩来外长的复电，并准备双方同时发表的公告草案，复电称“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满意地接受阁下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来电中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通知”，同时表示：相信建立中南间正常的外交关系“将有利于我们两国间相互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样也有利于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22]

　　这两封电文后来刊载在1955年1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如果仅据这两份电文判断，自然会得出结论：中南建交是由中国方面做出决定、主动提议的，南斯拉夫方面予以接受。而我们从档案中看到建交过程中主动提议建交的却是南斯拉夫方面，中方则是在建交的最终实现形式上表示了主动。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发出欢迎建交的电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方延迟建交的责任，也显示对平等外交的尊重。经过长达五年的时间，中南两国终于协定自1955年1月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事过境迁五十载，外交部解密档案，才还原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

　　总的看来，苏南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在建国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所以，虽然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而且，中共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出发，也不赞成南共采取反苏的立场。此外，中南两党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确存在不少分歧，早在《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中，中共就已指出：南共“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等”[23]，这一认识对两国建交也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事实上，苏联因素和中南两党的分歧，对建交后一段时期中南关系的发展仍起着很大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引文献]
[1]《人民日报》先于1948年7月13日，刊登了新华社根据莫斯科俄语广播《真理报》6月29日所载该项决议录音译出的《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7月14日接着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7月10日《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
[2]《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4] 1949年10月6日南斯拉夫代外长代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承认中国政府致周恩来外长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14-03。
[5]《人民日报》1949年12月4日。
[6]《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1-252、215页。
[7] 1954年10月18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就南斯拉夫对我加入联合国的态度发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79-02。
[8] 1954年10月14日关于与南斯拉夫建交的问题（外交部内部资料报告，无署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9] 1953年7月1日外交部就对南斯拉夫使馆照会置之不理发驻匈牙利使馆电；1953年9月5日外交部就同意不接受南斯拉夫大使就任通知发驻印度使馆电；1953年12月外交部发驻保加利亚使馆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14-01。
[10] 1954年10月14日关于与南斯拉夫建交的问题（外交部内部资料报告，无署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1] 1954年10月18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就南斯拉夫对我加入联合国的态度致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79-02。
[12] 其他应邀国家中，意大利、比利时和土耳其无回复，法国、埃及和阿根廷有回复致谢但未出席，埃及送有贺片。
[13] 1954年10月3日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就建议考虑我对南斯拉夫政策及关系致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4-01。
[14] 1954年10月12日外交部就与南斯拉夫建交问题发王幼平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4-01。
[15] 1953年10月13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就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来我馆拜访事致外交部并报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6] 1953年10月13日张闻天就建议和南斯拉夫建交事致外交部并报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7] 1953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就与南斯拉夫建交问题发张闻天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8] 伍修权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19] 1954年10月27日，张闻天就为中南建交事会莫洛托夫及南斯拉夫大使情况致外交部并报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20] 1954年12月7日，张闻天就与南斯拉夫大使再谈建交事致外交部并报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21] 1954年12月外交部就中南建交问题呈周恩来请示文（该件有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22]《人民日报》1955年1月11日。
[23]《人民日报》1948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