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徘徊在2000～6000万人，耕地维持在1～8亿亩，县级行政单位保持在1000～1800个，全国平均每县所辖基本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建制规模。清代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由1.7亿人猛增到4.3亿人，耕地面积由10亿亩增加至13亿亩，“凡府、厅、州、县一千七百有奇”，平均每县所辖10～35万人，仍然属于一种小县建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官系统”和“什伍编制”的保甲系统。这样，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将其政治影响延伸至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纯属无稽之谈。
 
　　关键词：皇权专制；宗族自治；封建制；郡县制；小县建制；乡里制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分析范式在我国学术界颇为流行，不仅被用来作为解释传统中国的一种分析工具，而且被用来作为构建未来“市民社会”的一种政治诉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温铁军先生概括的五个字：“国权不下县”[1](p3)。秦晖教授则把它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p3)。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2](p272)。于是，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撤消乡镇”[3](p156)，实行“县政、乡派、村治”[4]，抑或推行“乡镇自治”[5]。这不仅表明了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基本功能认识不清，而且显示了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弱化”还是“强化”、“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基本判断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为此，本文试图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演变中去考证和反驳“皇权不下县”之说。
 
　　一、从柏拉图“静止的绝对数”与商鞅“动态的相对数”说起
 
　　如果仅仅从形式上看，我国自秦汉至明清的2000余年的确是“皇权止于县政”。其主要标志是：“县”作为一种地方基层行政建制大体保持在1350个上下，许多县的名称和治所甚至保留至今；“县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享受国家的俸禄，主要对上负责；“县政”是一切政事的开端，所谓“万事胚胎，皆在州县”（清汪辉祖《学治说赘》）；“县制”具有完整性、规范性、法理性和条文性等特征。但由于历代王朝更迭和治乱循环频繁发生，其疆域、人口、耕地和民族文化特色等多有不同，传统中国的“县政”又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稳定性和多变性、复杂性和差异性的明显特点。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仅仅作为一种抽象的制度概念来理解，而应当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去分析和判断。比如早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就提出了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制论”的看法，“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6](p110)。美国家族史专家古德提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一直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安定和秩序”[7](p166)。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皇权统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8](p63)。有的学者进一步把它概括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治’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以家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窝状结构’的村落自治共同体，连接这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精英阶层”[9](p178)。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颇为流行的家族（宗族）史研究、地方民族志研究、乡村治理研究等无不与此有关。列宁曾经指出：“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10](p326)，“而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实事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随便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1](p364)。总之，“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12](p253)。
 
　　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这与西方政治社会学者的研究传统有关。如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古罗马西塞罗·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他们苦心孤诣地向人们展示了一条通向天国的“至善至美”之路，但却忽略了现实社会的客观存在，因而是把幻想性、世俗性和神学性杂糅在一起的“空中楼阁”。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柏拉图，他在晚年所设计的所谓“第二好的国家”的蓝图——“马格尼西亚”城邦型国家，它的领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可耕地、牧场、林场等），但又不能十分肥沃；它的最大群体规模是5040人，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否则都不利于实现直接式民主的目标；在地理位置方面，为避免来自海外的侵略，这个自身封闭的“次级理想国”须建在距海八九英里以外的地方，且没有与之紧靠的邻邦国家等等[13]。有的学者把这种古怪的、机械的、死板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称为柏拉图式的“静止的绝对数”[14](p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我国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家商鞅提出“制土分民之律”，即“为国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此先王之正律也”（《商君书·算地第六》）。这一观点从表面看虽然与柏拉图连同嗣后的亚里士多德多少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在商鞅那里，这是一种动态意义上的相互适应观（即视土地面积和各种土地比例而定），因而它是一个‘动态的相对数’”[14](p8)。比如商鞅提出“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开则行倍”（《商君书·算地第六》），这一思想更接于近现代意义上的人地平衡观，也更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再如，商鞅还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第一》）的政治变法思想，这对于秦始皇后来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国家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见，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卓越政治智慧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传统，甚至说有过之而无所不及。
 
　　二、古代中国社会的“县政”之理
 
　　据史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汉书·卷十九上》）。这其中的“民稠则减，稀则旷”的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即“县乡亭”之制实行动态化管理），正是我们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的切入点。正如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15](p1)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为了控制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思想，连同其变异形式和更细致的形式（最著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晚至民国时代仍行之不缀”[16]（P52）。总之，传统中国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最大特征是皇权统治支配着整个社会，因而“自秦汉时起，从皇帝、郡守、县令到乡三老、亭长、里魁就形成了一整套的统治体系”[17](p57)。
 
　　（一）秦汉确立“郡县制”旨在于克服西周以后“诸侯盛强，末大不掉”的历史痼疾。
 
　　西周至战国的800余年，由于行封建之制而造成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下虐民”（《韩非子·和氏》）和“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左传·昭公十一年》）的天下乱局。秦朝统一中国后，除京畿设内史治理外，全国设置了36郡（后增至49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里亭之制，自此开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据有关专家估计，秦王朝的最高人口数是2000万人[18](p113)，全国共设置“县政”约为1000个，平均每县所辖4000户、20000人左右。这样，由于国家基层行政建制地小力单，就很难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割据问题，从而有可能避免上古三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的历史悲剧重演。恩格斯曾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下，王权乃是一种进步的因素”[19]（P453）。秦朝统治时间虽短，但其“动员资源的能力实足惊人，仅有2000 万人口的国家，北筑长城役使40 万人，南戍五岭50 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70 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决不是‘国家权力只到达县一级’所能实现的”[1](p80)。而到秦二世统治时，崛起于反秦群雄之中的项羽和刘邦，为巩固他们的霸主地位，几乎全面恢复了“分封制”。比如自称“西楚霸王”的项羽，一日之内就分封了18个诸侯王；刘邦先后分封了8个异姓诸侯王和9个同姓王，且“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大者跨州兼都，小者连城数十，上下无别，权侔京室，故有吴楚七国之患”（《三国志·卷二十·曹冏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20](p624)。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也提出：“自邃古一道周初，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成长期；秦以后到清末，是中国封建社会消灭期”[21]。这种总体评价和判断是客观的、科学的，是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
 
　　汉代（特别是西汉前期）与秦代相比，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把秦朝单一的郡县制改成了“封国制”与“郡县制”并存的双轨体制。据史载：“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而籓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枉过其正矣”（《汉书·诸侯王表》）。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汉初革秦之弊必行封建的社会思潮，六国贵族复立社稷的努力，军事实力派裂土称王的刻意追求，构成了秦亡之后分封制度必然复苏的主要原因”[22]。因此，刘邦晚年与群臣“刑白马而盟”，进一步规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这样就使刘氏家族成为“屏藩王室”的主要力量。然而，“血缘温情，遮掩不住政治权力之争，诸侯王国势力坐大，最终发展到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地步”[23](p166)。于是在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全国终于爆发了一场以吴王濞为主谋，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卬、胶东王雄渠共同参与反叛的“吴楚七国之乱”。直到元朔二年（公元前127），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行“推恩令”，才使得“郡国并行”体制名存实亡。但是，“大概自西汉中期起，代表地主阶级的豪强加剧了割据行为……几乎恢复了两周时期的大小采邑。黄巾起义失败后，豪强乘胜互斗，终于爆发了军阀大混战……军阀吞并的结果就是成立了魏汉吴三国”[17](p27)。西晋统一后，晋武帝企图再度实行“同姓王分封制”以牵制地方势力，结果引发了皇权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主要参与者包括了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这一场战乱持续了16年（291～306年），史称“八王之乱”。隋朝统一后，到唐中期出现了“安史之乱”，唐后期则由“藩镇割据”而扩大为“五代十国”。可见，“诸侯之变，以为失今不治，必为痼疾”（《汉书·贾谊传》），“实乃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汉书·董仲舒传》）。西汉的晁错在《削藩策》中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晁错传》）。但就总体而言，“东汉末年由军阀混战而分为三国，唐时由藩镇之乱而扩大为五代十国，两次封建割据在秦汉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可以说是短期的、变态的，而统一则是长期的、正常的”[17](p56)。
 
　　赵宋王朝建立后，鉴于唐代后期出现“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的惨痛历史教训，进一步加强对“县政”规范化、法制化和条文化的管理。如规定：“县政”的设置可根据各地人口多寡“每三年一次升降”（《宋会要·卷四》），县官实行“避亲避籍”和“三年轮换”制度，逐步改变“武人充政”为“文人充政”，实行军、政、财三权分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等。这样，中央政府通过县一级“靡所不综”的基层行政事务管理，就有可能抑制和消解地方割据势力的公然活动和肆意逞强，从而维护了皇权专制集权统治的政治社会根基。同时，宋代以后的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乡里制度建设，比如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图制和社制，明朝实行里甲制和粮长制，清代实行保甲制和门牌制等，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套编织有序、防范严密的国家控制网络体系，因而被历代统治者称之为“万世良法”（《嘉泰吴兴志·卷十》）。但随着宋代以后“县治”策略的大转变，却出现了“官冗于上，吏肆于下”（《元史·卷八十五·百官一》）的基层政权退化现象，以至出现“任尔官清似水，怎敌吏胥如油”（《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志一》）的现象，最终导致中央对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的弱化、蜕化、甚至异化。
 
　　（二）古代中国的“县政”是一种小县建制，它有利于国家对乡村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控制。
 
　　据史载，“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周礼·大司徒》）。可见，秦汉时期确立的“县”仅仅相当于周代“末等封国”之地。根据中国历代官方统计的人口和耕地数据显示，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1600年间，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徘徊在2000～6000万人之间，其中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最低为1600万余人，宋徽宗大观三年（1193年）最高为1.21亿人[24](p87)；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其中北宋建国之初（976年）最低为2.95亿亩，明朝末年（1602年）最高为11.62亿亩[24](p2)；这一时期的“县”大体保持在1350个左右，平均每县所辖几乎都没有达到“万户之县”的规模。特别是由于全国多次爆发周期性的农民大规模起义，造成了人口锐减和土地荒废，因此出现了“千户以上，州郡治；五百户以上，皆为县令，不满此为长。甚至还有百家之城，便设一州；数家小村，也空张郡县的现象”[23](p281)。而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二年(1724年)推行“摊丁入地”以后，全国的人口和耕地面积才出现了直线式增长的趋势。比如在明清之际，全国人口约为0.9亿人左右（1650年）[26](p27)，耕地面积约为5.7亿亩[27](p325)；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百余年，全国的人口一下子从1.77多亿人猛增到4.29多亿人[14](p67)，耕地面积也从9.89亿亩（1776年）扩大到12.15亿亩（1851年）[14](p96)。但后经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造反的战争破坏，全国的人口直线下降至2.6亿人（1866年），直到清末才恢复到4.19亿人（1912年），全国耕地面积也增加到13.65亿亩（1913年）[24]（p87）。有清一代，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单位（府、厅、州、县）1700个[28]，平均每县所辖约在10～35万人之间，仍然属于一种小县建制。有的学者曾提出，“在汉朝末年，一个县官管辖5万人，而到清末却要管辖30万人。当时全国要是有8500个县都由北京来管理，清朝的行政工作简直就搞不了。但中国政府并没有把县的数目机械地增设到这种难以管理的水平，而是随着政府自身的扩张，巩固了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的各县，同时只在边远地区设置新的县份。另外，它还削减了一部分地方行政职能。这样，中华帝制政府仍然是一个上层结构，并不是直接进入村庄，因它是以士绅为统治基础的”[29]（p37-38）。所以，自清代中期以后，全国的胥吏人数“大县多至一千余名，小县亦有数百名”，故又有“州县与胥吏共天下”之说[28]。
 
　　就具体朝代而言，全国在不同时期的“县政”设置及其管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单位1587个，平均每县所辖7711户、37552人。东汉时期，“世祖中兴，惟官多役烦，乃命并合，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四百余所。……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五，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后汉书·卷三十三·郡国五》）。可见，此时平均每县所辖8184户、41477人，只是比西汉初期略大一些。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境地屡分，或一郡一县割为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立不算。地不加大而州郡县数增多，其领户必然减少”（《宋书·州郡志》）。根据晋制的规定：“县五百户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乡户不满千以下，置治书史一人，千人以上，置吏一人，书佐二人”（《晋书·职官志》）。但在齐建武元年（494年），“有州24个，郡356个，县1738个。豫州陈留郡领县四，户一百六十九；益州沈黎郡领县七，户六十五，平均每县所辖数十户乃至数户”（《宋书·州郡志》）。可见，此时的县“领一二百户者居多，百户以下县者也不少，有的甚至在五十户以下”[23](p270)。因此，到了隋开皇三年（583年），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将，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隋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合并了不少州县，到隋大业二年（606年），“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隋书·地理志下》），全国人口增加至897万余户、4602万人，平均每县所辖7147户、36672人，基本恢复到汉代的规模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