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纳贡朝拜的各国使节们，多要搭乘下次“下西洋”免费便船返国，恐怕这也是“下西洋”欲罢不能的一个原因吧。一旦罢航，最后一批使节回不去了，不得不在中国等了三年，直到英宗登基后，才有机会搭乘爪哇国的船只回去，但在海中遭遇风暴，不幸溺死了五十六人。
宝船罢航，海外诸国得不到明帝国的慷慨恩赏，很快离心离德，甚至心生怨怼，朝贡关系不克维持，来自印度、西亚、非洲诸国的入贡旋即绝迹；英宗正统年代之后不久，朝贡制度就名存实亡了。那时的明朝皇帝已经摆脱了《马克白》式心理危机，国势则走上了下坡路，上演“下西洋”型大戏的动机和能力均已消退，只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了。
郑和以后，明朝全面封锁海疆，越发严格执行海禁政策。在《大明律》中关于海禁有这样的严厉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可见禁令用刑之重。1500年时，朝廷禁止民间建船，凡建造双桅船只者一律被处死，到1525年，更明令拆毁所有远洋船只，不仅中止远航，而且连海军也不要了。从此开始了近五百年之久闭门自守的漫长岁月。
郑和和他的部下被冷落在南京期间，花了三四年整理出了大批“下西洋”资料，包括：历年航海日志、水军编队、生活安排、日常运作、开支账目、联络通讯方式，出使水程的海洋图，天文资料，造船工程图纸，郑和与朝廷的来往文书信件，郑和的私人文稿等等，汇编为《郑和出使水程》档案。这批极其珍贵的资料被移交兵部保管。
郑和船队实物几已荡然无存。上述“下西洋”官方档案资料，包括用生命和心血创造的航海经验以及有关国防机密等珍贵史料亦已完全失传，据说被明朝政府官员统统烧掉了，也有人以为燬于李自成攻入北京时的大火，或是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焚烧旧籍。所以如今无法知道每次远航的确切规模、到达地点和经过情形；幸有郑和随员的一些记述流传下来，如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其他如晚明作者茅元仪的《武备志》，一些碑刻，以及小说戏文稗史等，可供约略揣摩。
“罢宝船弊政”后，终有明一代，朝廷和主流政治界不再在乎郑和的伟大壮举，并且从心底里藐视甚至仇恨这位功勋彪炳的大航海家；没有任何一位文人为郑和写一篇传记，一切官书中都看不到关于郑和生卒年月的记载。直到清末的四百多年间，郑和的名字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所谓正史记载，而今唯有清乾隆时大学士张廷玉主编的《明史》的《宦官列传》中有寥寥不到八百字《郑和传》，其中关于郑和的身世，只有三十余字，也不提生卒年月。至于“下西洋”活动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和业绩，早被当局弃之如敝屣，完全沉没于历史的海洋中了。
因此，今日缅怀和研究“郑和下西洋”，非常缺乏确凿资料来求证传说中的情节、规模和盛况，有些广为流传的说法其实出自话本小说。清代官方编修的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长44丈4尺（142.1米或466英尺），宽18丈（57.6 米或176英尺）；据查此数据可能来自一本名为《西洋记》的神怪小说。现代造船专家认为，运用最新高科技手段，也造不出上述大小可供实际航海的木质“宝船”。（作为中国现存最大的木构建筑故宫太和殿，明代称奉天殿，其长度尚不及此船的一半。）《西洋记》也承认，那么大的船凡人是造不出来的，幸得国师施法请来“鲁班师傅”等一众神仙相助。今天若要用科学方法考证这类基本的重要的资料，排除浮夸失实，背离常识，荒诞无稽之辞，或者说要“还原”传说中郑和航海的种种“世界第一”，恐怕不比石器时代考古容易了。
非同凡响的“郑和下西洋”，毕竟显示了中国人的高度智慧和能力；但无论从国家、民族，以至郑和本人和全体航海勇士们的命运看来，皆以沉痛不堪的历史性悲剧收场；如同一部华丽壮阔、凄美浪漫的史诗长卷，诉不尽神州中华反人性、不长进的自作之孽大格局中任谁也躲不过去的沉沦厄运。
铺陈至此，事态发展的深层原因已见端倪，“所谓明初“资本主义萌芽说”实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一切迹象显示，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产生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偶然，“郑和悲剧”则是中国历史大气候决定的必然。
回顾本文开宗明义大哉三问，“梁启超问题”也好，“李约瑟”问题也好，其实都是“韦伯问题”的一个分支。如果中国存在一种自我否定“万物之灵”天赋特秉创造能力，不容发展形成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症结，那么“郑和下西洋”的封闭性实质、悲剧性结局，以至日后国运衰败，落后挨打，沦为鱼肉，就是早被这种内因宿命般予定，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下文将就韦伯的中国问题展开上下求索谋解之旅。
下篇：风雨神州“真假孔子双包案”
人之异于禽兽，在于拥有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
世界上每个心智健全的人，无不具备生物共有的趋利避害本能，亦即作为进取动力的利己之心（俗称私心），应能驱策灵性创造能力，谋求最大限度增进自身的福祉，其合成结果可以造成社会性的发展进步大趋势。“发展是硬道理”嘛！
但事实上，并非每个国家、民族都在发展进步之中，就像“郑和悲剧”及其后续事态显示的那样，偌大神州中华好似集体丧失了“万物之灵”天赋特秉的创造性活力，长陷社会于停滞不进的状态而无以自拔。这种情形，应该怎样解释呢？
人们为中国寻找了一大堆理由。从地理环境、海岸结构、疆域大小、人口密度、治水背景，专制集权、“儒家”思想 …… 以至象形汉字对人脑的“不良影响”等等。但启迪心智，真正“触及灵魂”之论，宜推马克斯. 韦伯。
韦伯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人们藉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引自Wolfgang Schluchter著《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联经出版社，1987）
韦伯喻为“路轨转辙器”的“理念”，是指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可谓“文化的根本”、“根本的文化”，或称“心态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体系，具有“规定了轨道的方向”的重大影响力。
换言之，当人们因利益驱动谋求进取时，途中必定遭遇许多岔道，需要随时作出选择；不同的选择，造成了不同的社会发展趋向。韦伯比拟为“路轨转辙器”的 “心态文化”，是左右这样的选择的第一要素。如果大体选择对了，即便难免种种偏差，也能及时修正，维持上升的进步的势头。若是根本选错了，可能滑向悬崖峭壁，成为开除球籍的历史淘汰品；有的幸而没有落到这步田地，但因循往复转着圈子，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似有若无，长期不见长进，丧失了“万物之灵”存在天地间的积极意义。
不妨这样说，一种优质的“心态文化”，可以引导人们从生物本能的利己私心出发，因感悟而升华，产生足够强度的利他爱心（公心）；“两心”联合运行，驱动、调控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每个人的创意进取努力，汇成社会发展进步的洪流，于是人类有了进阶不止，“与天地叁”的无限美好前景。
反之，劣质的“心态文化”存在两种极端典型：
1. 奉返祖“丛林法则”为圭臬，将利己私心推向自私极端，借灵性创造能力以损人利己，犯罪作恶，最终伤害甚至毁了自己。
2. 奉行虚伪的反人性道德观，把天经地义的利己私心和万恶之源的自私之心等同起来，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从而压抑以至否定利己私心的正当性，贬灵性人类为强权统驭下的驯服工具，扼杀了人生最可宝贵的创造性活力，阻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当行之路”。
把“心态文化”和经济动力联系起来，以解释世界各地社会发展趋向不同的内在原因，既暗合亚当. 斯密（1723-1790）或卡尔. 马克思（1818-1883）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可能有一种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称赏基督教新教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成功进行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韦伯还是那时候少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实际着手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在1916至1919年陆续发表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专门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原因。
韦伯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的特征之后，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物质的”、具体的因素上，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都存在，而决定性的影响来自精神因素，即“儒教”（“伪儒”— 作者注）与道教的消极和传统的本质。断言“儒教”传统缺乏“入世制欲主义”（新教伦理中以聚财致富和节制消费为天职的信条）的积极因素，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来反证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独特推手作用。韦伯从中国士阶层和西方市民阶级的对照中，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理想”。士的“君子”教育，培养的是娴习经典与礼仪的优雅格调，但鄙视专业知识，缺乏进行改革的动力。而道教所具有的消极避世和神秘主义倾向，也使得它无法产生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的举动。相对地，西方市民阶级则是以世俗职业作为自我实现的场所，一种目的理性式的、计算的、专业的行为倾向构成了现代“职业人”的性格特徵。可见西方中古城市发达的市民阶级所发展出的风格独特的各种制度，
韦伯作为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利用当时从西方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获得的一点有关中国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经典书籍作为研究依据，能对中国问题的症结有如此深切的见地，真是难能可贵了。可是韦伯的中国知识和汉学研究水平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他显然未能揭开真儒蒙尘历史悲剧的帷幕，无从察知“真假孔子双包案”的存在。
中国特色的“路轨转辙器”把自己的历史引上了无所进步的陈轨旧道，千百年循环转圈不已。以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1770 - 1831）谈到中国的时候，竟然认定：“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复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某种“路轨转辙器”之所以能够长期支配一个国家的命运，阻断发展进步的大趋势，决非孤立的“心态文化”独角戏所能为，必有政权力量的决定性支持与控制。诉诸中国和世界历史经验，若是一个国家、民族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意味着这种因循无已的“劣质转辙作用”堪以铸就停滞不进的超稳定运行机制，非经外力抨击，几有万世不易之静气。
这三个条件是：
1. 一个无制衡的绝对权力政权。
2. 一个可以用来支持绝对权力政权“常盛不衰”、“永世其昌”的思想信仰体系。
这种思想信仰体系，相当于韦伯所说的“路轨转辙器”，必定提倡愚忠唯上，压抑民众的个人自我意识，取消民众独立人格，否定民众自由发展的权利。
这种思想信仰体系，可以是神性的宗教，也可以是非神性的理论体系，但后者若为绝对权力政权所利用，往往会被赋予类似宗教的“神性”权威特征，就像中国的“儒教”那样，成为“不是宗教的宗教”或“另类宗教”。
3. “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统治者集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于一身，思想信仰体系沦为从属于绝对权力控制下的愚民工具。
三者齐备，就形成了“天无可逃”充分条件。
这种情形，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借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同属基督教文化体系的东正教地区，西方古代文明先驱、科学与航海的发祥地希腊，失去了蓬勃发展的势头；雄心勃勃的俄罗斯，以及一些东欧国家总是远逊风骚，上不了台阶？为什么坚拒宗教改革、脱离罗马教廷，厉行“政教合一”的海洋霸主西班牙，俄而一蹶不振，沦为欧洲突飞猛进大趋势的局外另类，包括它在美洲的广大殖民地，普遍明显落后于新教国家及其殖民地？
中国本来非常幸运。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倡导以“仁学”为核心的理性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一整套“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伟大理念，堪当引导社会发展进步不止的优质一流“路轨转辙器”。
“人欲”者，出诸一切生物“趋利避害”本能的利己私心，光明正大，理所当然；但若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无视他人和群体利益，任凭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极端，成为与“唯我主义”同义的“自私”之心（孔子那时称为“贪欲”），就是驱策灵性能力用于犯罪邪道的万恶之源了（相当于基督教神学所说人类特有的“原罪”？）；到头来终要导向自己的反面，利益不保，遗祸大众，难逃伦理和法制的惩罚。
----“贪欲”不同于“人欲”，“自私”之心也不同于“私心”；它们既非同义词，甚至不是近义词。
“与鸟兽不可言仁”也。作为举世无双的灵性人类，必当超越与鸟兽虫豸共有的生物本能，摆脱“弱肉强食”型“丛林法则”的局限性，去寻求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
一切生命体当中，唯有“万物之灵”的人类能凭天赋特秉灵性能力感悟，弘扬“利他爱心”（公心）以调控那与生俱来、其势强劲、容易趋向自私极端的利己私心，从而建立良性的人际合作关系，可以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是为人类特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滥觞，藉此方能组建社会生活，走出史前蒙昧时代，呈现发展进步大趋势。
儒学“以人为本”，“以己为本”，“以利为本”；但以为人当因“自爱”而“爱人”，由利己私心升华焕发足够强度的利他爱心（公心），于是利己的努力不仅无害于人，还能带动集体、社会、国家，以至整个人类大家庭发展进步，在共赢的格局中实现利己效益最大化。（参见附录：参考文章之4）
这是因为，“爱人”可以“使人爱己”。“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礼志》）
摈斥爱心的自私或唯我主义者其实是傻瓜。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爱心（公心）为你带来尊敬、赞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谐以及安全感；因此，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弘扬利他爱心（公心），决不是否定个人重要性的苦行主义，更非无谓的自我牺牲，而是一种最为他人和集体乐於接受的爱己方式，或者说绝顶高明的利己之道；应是“万物之灵”生存和发展的要素，成功和快乐之源泉。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三者之中，“人和”是一切事业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人和”因 “两心”（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协同运行而发轫；一旦“两心” 协调关系达到当时当地条件下的优化状态，借用无线电学名词“调谐”，称之为“两心调谐”状态，则“人和”进入极致佳境。
证之孔子原话，《荀子．子道篇》有这样的记述：
孔子同学生们讨论“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给予他们“士君子”的好评（相当于八十分吧）。
颜回答得最出色，说：“智者自知，仁者自爱”，直接挑明了仁的本源。利他的爱心（或公心）系由利己私心升华生成，行仁的根本动力源自利己私心；出诸“自爱”的利他之心，才是有源有本，或者说是靠得住的真性仁心。“仁者爱人”者，是“仁者使人爱己”的“自爱”表现；换言之，离开了为己的“自爱”，就“一切皆空”，什么事情也作不成了。于是孔子给予颜回最高评价：“可谓明君子矣”（打满分了）。（《家语. 三恕》有类似的对话记录）
仁者立足“两心调谐”型基本价值观，肯定“利己私心”天经地义的正当性，绝非否定“利己私心”的反人性的假道学伪君子，但也决不是自私的“唯我主义”者。仁者相信为人之道当由利己的“自爱”为基点，展现利他的“爱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遂能“使人爱己”，在共赢中获致安全、稳定、充分、可持续的回报，是为“仁者”实现“自爱”的高明正道。
因此，仁学是“为己之学”；是焕发灵性创造能力的创新求进之道。《大学章句》引用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不断求新，不可稍怠也。接着引用《康诰》曰：“作新民。”言鼓之舞之，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仁学”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大部分：以“仁”为指导思想，运用“孔门心法”即优化求解的科学方法论 ---“中庸之道”，制订符合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的应循行为规范 ---“礼”，由此组成了一整套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仁－中－礼”三位一体，金声玉振、经世致用的普适性共性指导原则。
以“仁学”为核心，上切“模糊信天观” ，下接“社会发展目的论” ，三者构成了人称“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体系。
── 孔子的“模糊信天观”：孔子以理性立论，不涉“怪力乱神”，但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天”，“万物之灵”应能感悟“天理”，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仁学”真谛；从而提供了一种神学、哲学和科学互相包容，共存共荣，大而化之的人本主义信天观；据此，无论秉持有神论或无神论，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思想哲学体系的真理内涵，得以息息相通，交融无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利于调动一切人自觉贯彻“当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积极性。
── 孔子的“社会发展目的论”：“仁学”引导的“当行之路”，究竟可以通达何方呢？唯有将前进方向、近景和远景目标指点明白，方有大奔头，大决心，大动力，大作为。为此儒家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分阶段的大目标及其政策纲领，首先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和人民生活相当富裕的小康（庶、富、教）社会，进而奔向“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社会。
孔子高度理性的儒家思想体系，是指引“人间正道”的大本大源之理，万古常青，历久弥新；但超越了两千五百年前上古中国的历史局限条件，缺乏现实的可行性，因此到处碰壁，甚至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尤其不幸的是，西汉武帝刘彻采纳御用文人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公元前179一104年）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篡改真儒，草创“伪儒”，形成一种无限忠君唯上、扼杀自我意识的愚民“社会控制论”，作为强加于全体中国人的准宗教型思想信仰体系。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士农工贾”为序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固步自封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都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於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
刘、董政治双簧贻祸最为深远的杰作在于精神禁箍，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倡封杀灵性自由翱翔空间，维护专制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後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中国借崇儒为名的漫漫两千年文化专制、精神黑暗时期就此开始了。
春秋战国政局变乱中，商贸活动自由发展，到汉初时“货殖”事业已相当发达；如太史公记述，“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开明经济政策促进民间工商业日趋活跃，竞相发展，规模大有可观；可见带动科技、生产发展，引领冲出封建自然经济框框的蓬勃势头。
至于“轻利反商”，是御用伪儒逆乎人性、压抑、否定“人欲”，以维护绝对权力统治体制超稳定运行的社会控制手段；与“孔孟之道”黑白颠倒，泾渭分明。
汉武帝时开始推行盐铁酒等专卖，实施国营贸易政策，使得“商贾无所贸利”。昭帝（武帝少子）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进行检讨，“为政当局者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说皆相背驰。”以御用伪儒为代表的主流派，借尊君重国名义压制商贾，认为放任人民自由，则垄断此种独占之利益者，益为强豪，逞私威而终至起逆节之心。持反对意见的“贤良文学之士”站在真儒“以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立场，认为：天子不应与民争利，国家管理盐铁，有害而无利；夺人民之利，後必穷乏，秦以蓄利沾民怨，构大祸，决非永久之利益也。结果当然是政府支持、伪儒唱和下的反商垄断政策获胜。
封建的农业社会，已然需要相当规模的商贸活动以维持运行，而且常常获利可观；于是统治者就把有利可图的大型商贸事业收为官营垄断，以所得供应宫庭和官僚奢糜无度的享受。从西汉盐铁专卖始，到清廷抄没汇兑业务，一以贯之也。
这样的反商垄断政策，从体制上堵塞了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由封建农业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进道路。专制王朝每到衰败失控时，社会活动自由度加大，往往出现民间商业繁荣的现象，可惜总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的畸形暂态现象而已。
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为避免陈桥兵变再演，置削弱国力于不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空前严密的政治控制，於是充斥极端虚妄非人道愚民悖论的所谓“理学”，假借儒学道统名义应运而兴。
理学家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於现状，专注於阉割自我意识的伪道德修养；对“人欲”采取背悖常识公理的严厉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进而将董仲舒的“义利之辨” 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1130-1200）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 （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特秉灵性创造性活力。
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8）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即所谓陆王派“心学”尤其偏颇，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内求理；讲的是“知行合一”，却要求学者们不事真才实学，“无事空袖谈心性”，专司内心省察和修养，以至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学问，非断送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前途不可。
南宋理学大兴，元承宋祚，明清一以贯之；理学代表人物朱熹被捧为孔丘以後第一人，甚至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不敢言”的社会现象；打着孔孟旗号实则根本背离“孔孟之道”的“朱子之学”取得了真正独尊的官学地位，成为南宋末年直至清代的正统治国理论。明清两代，朱熹的代表作被定为“天下之人，童而习之”，“不容於辩论”的钦定士人必修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法定标准，读书人能不“越读越蠢”？
明代尊崇儒家思想，其实际内容只是程朱理学。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举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竭力提高程朱理学的官方学术地位，致使“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 永乐年间，朱棣又命胡广、杨荣等人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同时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朱元璋和刘基规定八股文程式，命题必取自“四书”“五经”，并只能以朱熹的注来解释；形式上限制在八股体制之内，连字数多寡，也有严格规定，这和唐宋以诗赋策论取士的政策相比，更无自由可言。
至此，伪儒的“重农抑商”传统变本加厉而起，严加打击商业，大力贬低商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经商成了“不光彩”的事。从明清时期的各类墓志铭、谱牒可见，如果祖先经商致富，意味着可耻的“历史问题”，后人为昭示自己出身清白”，都吓得讳莫如深了。
明朝初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由长期缓进转化为全面停滞的历史拐点。永乐皇帝夺权篡位后发动的“郑和下西洋”，尽管规模和水准都超越了当时欧洲的航海活动，实则作为“虚誉”“自娱”的大手笔花架子政绩工程，一种强化绝对权力统治体制的非常手段，同创新精神、拓展商贸、科技进步等带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要素风马牛不相及；轰轰烈烈的表象掩盖不了宿命般的历史悲剧性质。
黑格尔说，理性是普遍的，但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它才得到彻底的发挥；在东方，理性根本上处于沉睡状态。韦伯也说，印度与中国社会，理性化没有达到主宰的地步，所以合理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
黑格尔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无所长进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国在礼教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杀、漠视。”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本来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以理杀人”（清代思想家戴震语）的反人性“吃人旧礼教”压抑和阉割，但是活生生的人，利己要求是怎么也灭不了的，于是呈现了一种虚假、矫情的荒谬局面；表面上人人轻利重义，实则集体撒谎，“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正途阻塞，邪流奔涌；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假、大、空”厚黑盛行的超级大戏台，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
黑格尔勾勒出了中国悲剧最为鲜明的特征。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难道伪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义不就是人间最大的撒谎吗？中国“国民性格”的虚伪性和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莫非根源在此。
青年毛泽东尝言：“吾国思想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也。
君主政权为什麽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历史经验表明，为了解脱上述三大“天无可逃”的魔咒，中国不仅需要建立具有“权力制衡”功能的政治体制，还须根本解决那困扰无已的“路轨转辙器”难题。否则，即便抓住机遇，风云际会，财富快速增殖，国力大为增强；还是走不上合乎 “性与天道”的“当行之路”，不能够顺畅发挥“人之所以为人”的灵性创造能力，无法跻身自主创新的先进民族之林。“大国崛起”，路漫漫兮修远乎？
五四以来，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奋起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吃人旧礼教”；但是不分真伪，几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了”。那长期窃据道德制高点的御用伪儒，特别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后期伪儒，作为一种劣质“心态文化”，好比某种顽固的“过滤性病毒”，深入脏腑，代代相传，不克自拔，更且时不时改头换面，重整旗鼓，不容“万物之灵”最可宝贵的创造性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如此“国民劣根性”盘根错节，即便搬来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会虚有其表，淮橘变枳；导致僵化、倒退、恶化、变质；即便效法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压根儿实现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却会造就一种畸形的自私贪婪、权力腐化、两极分化、公义荡然的“恶质资本主义”；当然也会出现堪以比美或较之“郑和下西洋”更加不惜工本的花架子“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以及形形色色损失的现代版“郑和悲剧”。
神州“真假孔子双包案”，莫非中华民族“心态文化”恶质化症结所在，因而铸成了导致中国历史进程惰转不已的“路轨转辙器”。“郑和悲剧”，不过是这场涵盖巨大时空的历史性大悲剧当中，一出场面豪华、引人瞩目但颇易混淆视听，误悲为喜、以耻为荣的折子戏而已。
曾有人说过：“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著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此出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其实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 周予同《孔子》
“历代王朝在孔庙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孔子”--- 匡亚明《孔子评传》
“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时君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李大钊选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一位美国知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克里尔（Herrlee G. Creel， 1905－1994）所著《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相信孔子有真假之分。作者认为，汉武帝时开始了对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学家阐述的孔子思想不会被孔子认可。他说首先作出上述判断的是明代在华传教的西方耶稣会教士，他们质疑当时流行的儒学，认为充满迷信思想和知性谬误，主张返回到真孔子那里。结果传教士们把他们发现的真孔子及其思想传播到了欧洲，使当时欧洲许多有识之士深受启发鼓舞；通过这种渠道，孔子思想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并进而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他认为，如果现时的许多中国人不能适当地区分正统的国家儒学与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么，他们所有一切认识便都不是真实的了。
清朝满族入主之初，有过短暂的文化控制真空时期。此时知识份子沉痛地回顾了明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泛滥误国，起而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顾炎武提出以经学代替理学。黄宗羲则在史学上下功夫，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共和思想 色彩，并且反对“重义贱利”和“崇本抑末”之说，主张“工商皆本”。王夫之认为理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万物万事本身固有的规律、条理，“天 下唯器（实体物质）而已，道者器之道也，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直接否定理学的理论基础。颜元认为程朱陆王之学，使人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他们所推崇 的“空静之理愈读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直截了当戳穿了所谓後儒的非孔真面目，认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 孟。”其後有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只存在於人欲之中，宋儒将理欲对立，把理说成欲外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欲外之理是尊责卑，长责幼的工具，是残忍的杀人凶器；他批评理学“其所谓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入，後儒以理杀入，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一些良知尚存的儒生经过 考证，指出宋儒奉为神圣经典的《太极图》以至古文尚书，都可能是改头换面的变造品或後人伪作，由而动摇了理学的阵地。可惜他们的清醒观念和拨乱反正活动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清室一旦大局既定，沿袭了明代的文化专制，变本加厉残酷专政。雍正乾隆朝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罗织入罪，满门抄斩、开棺戮尸，无所不用其极，实行文化恐怖高压政策，以重振後儒道统地位，逼得知识份子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伦理问题，转入脱离政治，为考据而考据的考据之学，“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 性天”矣。在政府的支持下，早已失去生机的伪儒理学，仍然披着孔孟外衣，作为一具窒息国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庙堂而不可易。
时至今日，历经近百年反复批孔、反孔之余，已经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出现了复兴“孔孟之道”的伟大转机，但“真假孔子”混沌依然，不少人仍以宋明理学为儒家道统正传，舍不得弃之如敝屐。黑白不分、积重难返也。
今天重温孔子儒家学说，自当明辨真伪，梳理清楚各自的基本价值观内涵以及相关历史真相，见得“儒家利益驱动原理”既非返祖“丛林法则”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绝不是伪儒反人性的“大公无私”型自欺欺人、误尽苍生的愚民高调；不难体认真儒作为“得其大本”、“两心调谐”的先进“心态文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性，具有引导现代社会循正道健康发展进步的巨大潜能。
今天，宗教提供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道德孵化器”，但现代世界正在强烈呼唤理性的“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还是那位韦伯大师，对现代化有个经典解释：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方向。孔孟真儒作为理性的“两心调谐”型思想信仰体系，既是中国的，也属于整个人类大家庭；一朝重新解说，融会贯通，与时俱进，经世致用；小康大同，东华西洋，无远勿届乎。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纪念“郑和下西洋”，最大意义应在于总结历史经验。
历史本来就意味着经验。
参考文章：
1. 一场超级奢华演出暨特大历史悲剧——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庞忠甲，2005年1月）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4790
http://www.xslx.com/htm/shgc/sxzh/2005-01-20-18156.htm
2. 郑和下西洋面面观和历史经验（VOANews.com, 2005年7月17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5-07/w2005-07-17-voa47.cfm?renderforprint=1&textonly=1&&TEXTMODE=1&CFID=5547989&CFTOKEN=86038898
3. 真儒蒙尘，华夏沉沦——神州悲怆命运交响曲（庞忠甲，2006年5月）
http://www.xslx.com/htm/sxgc/sxsl/2006-05-26-20065.htm
4. 孔子“悖论”辨：轻利反商耶？——漫话“儒家利益驱动原理”（庞忠甲， 2008年5月）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641
5.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庞忠甲，2006年3月）
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3-06-19791.htm
参考书：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庞忠甲，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2005年12月）
http://www.chunghwabook.com.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