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纪念日，从此每年这天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五十三年前的1956年，台湾当局也将同一天定为“航海节”。
世界进入后工业化以至信息化时代，全球一体化蔚成潮流之际，有心“以史为鉴”，忆郑和（1371-1433 ？），知兴衰，不免面对以下大哉三问：
1. 梁启超（1873－1929）问题：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0—1524）等的航海事业进行了比较。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梁启超问题”：
“ …… 郑氏之烈，随郑君之以俱逝。则哥伦布之后，有无量数哥仑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郑和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终止，与西方的海洋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是谁之罪呢？
2.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问题：
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的数理化知识以及相关的先进技术，却辉煌而迅猛地兴起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以后的欧洲？
3. 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问题：
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
上篇：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据说中国民间人文研究最热门的两件事，一是“红学”，另一个就是“郑和”。
从明成祖（1360 - 1424）永乐三年起，在1405至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队七次下西洋，是值得长久缅怀和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事件。据传“下西洋”每次出动二万七、八千人，舟船逾二百、包括“宝船”等艨艟巨舰六十余艘，历访三十余国，航迹远达非洲东部，轰轰烈烈、盛况空前，充满了喜庆的意味；其史无前例的航技水平和宏大规模，激励着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自信。但是，从社会发展轨迹的历史视角看去，这一非常壮举背后的悲剧性警示意义，恐怕更应引起后人悚然惊心、深入检讨，痛切反省。
尽管郑和远航表明，中国人拥有称雄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结果自愿地退却了。“下西洋”成为中华帝国走向海洋的绝唱，国运趋于没落的一场“回光返照”，从此错过了世界史上首开新猷的大航海、大发展时代。此后的天朝中国虽然还有扩展疆域的表现，但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并无科技进步和体制革新内容，可谓无所长进，只是鲜有上升意义的“平面型”拓展而已；实质上国力与工业革命後的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终于在东西方不可避免到来的碰撞中一触即溃、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丧权辱国，沦为列强俎上鱼肉。
美国宇航局（NASA）的首席历史学家狄克（Steven J. Dick）聪明地将郑和航海故事的警示意义，用作发展美国航天事业的反面教材。2002年，美国政府意图取消探索外太阳系的“新视野号计划” （New Horizons，又译新地平线号）拨款。宇航局在敦促国会拨款的报告中引用了“召回郑和案”，写道：“1433年，当郑和的航队即将启程探险那未知的大西洋时，明朝皇帝却将他们召回了——从而中国失去了在哥伦布数十年前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机会。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又要由于目光短浅而失去另一次探索太阳系外新疆域的良机？”最后说服国会批准了该计划，新视野号探测器在2006年1月发射升空，开始了探索太阳系八大行星之外的的十年征程。
邓小平曾多次语重心长地提到“郑和下西洋”，其意不在歌颂往日的辉煌，而是警告避免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邓小平在1984年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深刻地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其中的质疑词“算”字讲得好极了。很多人以为“郑和下西洋”是开放的标志，如果不停下来，中国最可能保持海上先进势头，早早进入资本主义，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其实是个大误会！
“郑和下西洋”和欧洲十五、六世纪走向海洋的热潮，是两类不同背景、不同意图、不同性质的航海事业。表面上可以比较高下，但内涵实质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欧洲的航海热，因应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而起，在追逐商贸效果的利益驱动机制作用下，具有自由发展的创造性开拓功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中国特色的“郑和下西洋”，则为谨遵皇命，宣扬国威，大把花钱，“俾天子声灵旁达于天外”，妆点朝贡队伍纷至沓来，威德遐被，四方宾服，“际天极地皆王臣”的盛世门面；纯属封闭性的钦差任务，基本上沿袭一些成熟的航路，既无发展经贸的明确意图，也没有长远的外交政治目标；如果郑和冒险去开拓新航线、探索新境界，是有违使命，不可想象的。因此即便“下西洋”再重复七次、七十次，即便早上一千年，即便真的到过欧洲、澳洲、美洲和南北极，除了劳民伤财，徒费国力，何尝能够富民强国、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
回顾历史，自从西汉武帝（公元前157-87年）垄断盐铁、创轻商、贱商、反商政策以来，中国社会民间商贸繁荣的景象，大多昙花一现般出现在政局混乱，监管松弛，民间活动自由度较大的“非常时期”。一旦大局底定，皇权巩固，就容不得“资本主义”发芽抽枝了。
近年来，关于中国历史上早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很多。为了证明老祖宗不亚于洋人，本来自己也能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种种“萌芽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其实无论那一代，哪里存在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只是牵强附会一时商业活动活跃的暂态表象，雾里看花般梦幻错觉罢了。间有明初“资本主义萌芽”之说，将“郑和下西洋”与发展海外贸易搅和在一起说事的，无非又一个穿凿用智、聊供自慰的例子。
元末明初的乱局中，出现了沈万三（1330-1379）这样的成功大商人。据《明史》记载，江南巨商沈富，字仲荣，号称万三（家产万贯以上，排行第三），为新兴的大明朝输粮献金，承包三分之一南京城墙工程；起先皇上恩赏有加，实则“太祖屡欲杀之”。沈万三还想助朝廷犒军，帝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经马皇后劝谏，改戌云南，客死他乡。沈万三被捕时，立业之地周庄镇上株连甚多，有尽诛周庄居者之说。
洪武十九年春，沈万三长子“以户役故，缧赴秋官；时伯熙（沈万三次子）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 伯熙当年就死在牢中。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沈万三女婿顾学文被坐蓝玉谋反冤案，诛连沈家六口，近八十余人同日凌迟。沈家可谓因为“富可敌国”，尽管竭力讨好君主，逃不过家破人亡，满门抄斩，财产籍没的悲惨结局。明廷仇商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的抑商政策体现在官府对商业的过度管制（如市籍、专卖、海禁等制度），对商人的过度剥夺（如沉重的商税、铺行火甲等），以及严厉限制迁徙自由（如里甲、路引制度，实行城乡分隔，农民无法自由迁徙、自由进入城市市场。）等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为官僚权贵利用特权经营工商与民争利。
至于海上贸易，尤在遏制之列。海商来去无踪，征税相当困难，最可能成为朝廷无法控制的强大异己势力。特权统治阶层为了满足穷奢极侈的需要，神州幅员广大，“天朝无所不有”，尽可予取予求；即便喜好海外珍奇，也可经由官方特殊渠道获得，无需指靠民间贸易。加上采行消极的海防政策，明朝建政伊始，即将“海禁”定为国策。
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1328-1398），在洪武初年就将“海禁”写入《大明律》，为否定航海贸易下了死命令：“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并将沿海军队和没有田地的贫民合编成戍守海防的军队，用以执行海禁政策。朱元璋多次下诏严禁沿海军民和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并且对市场上私自贩卖番邦货物的商贩进行严厉打击。
明成祖朱棣向侄子建文帝朱允炆夺位篡权成功后，紧遵父训，在《即位诏》中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在沿海官员奏称福建濒海居民仍有私自下海和外国贸易时，朱棣“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明成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亲自支持和主导远航事业的雄才大略强势君主，但他发动的“郑和下西洋”，显然没有带动民间海上商贸活动的意图，如果说发展了官营国际贸易，那么充其量只是“厚往薄来”的一时性的“朝贡贸易”罢了。
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云帆蔽日，巍如山丘，浮动波上，实质上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容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及至清朝政府，甚至规定：片帆寸板不许出海，出界以违旨立杀。
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欧洲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们具有明确的经济目的。当时土耳其控制了地中海通往东方的传统商道。另一条从地中海经埃及由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又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西欧基督教文化区的航海家们力图绕过东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势力，开辟到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新航路，直接与他们做生意；而支持他们的国王们也期望从中获得巨额财富。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是发展海上贸易的根本推动力；目标在于寻求新的财源，满足国库和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为新兴资产阶级事业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
哥伦布在《致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书》中写道：“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他们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一旦获得成果，受到既得利益的刺激，愈益焕发旺盛的进取精神。西方航海活动最初的“发现”，不仅不是其终点，恰恰相反，而是它的新起点，因而持续不断，历久不衰。其实，即使哥伦布没有到达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过好望角，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扩张。
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原因，亦非盲目的冒险行为。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已提出“地球”这一概念。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他的《天文学大成》中进一步论证了“地圆说”。十四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掀起了一场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学术界发展了古希腊的这些学说，当时已有不少人相信地球是圆的，开辟新航路的探险家及其赞助者就都怀有这样的信念。但是那时的中国，天圆地方（“苍天如圆盖，大地似棋局”）的地平观念根深蒂固，也从来没有从科学上论证未知世界的存在。
从美洲发现者哥伦布1492年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定的五条协议，以及首次环绕地球成功的麦哲伦1518年（Fernando de Magallanes，1480－1521）与西班牙国王查里五世订立的发现香料群岛的协定，都可以看到这些勇于探险的航海家们相当于有大利可图的特殊承包商。
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定的五条协议中包括：
—— 任命哥伦布为他所发现或取得的所有岛屿和大陆的元帅，他和他的继承人永远享有这个职衔及相应的一切权利和特权；任命哥伦布为这些岛屿和大陆的总督和省长，他可以对每个下属官职提出三个候选人，以便西班牙国王选任其一；哥伦布保有这些领地所出产、交换而得和开采出来的一切黄金、白银、珍珠、宝石、香料和其他财物的十分之一，完全免税；凡涉及到这些财物或出产品的任何诉讼，由哥伦布或他的代表以元帅身份掌握审判权；哥伦布有权向开到这些“新领地”去联系经商的任何船只投资八分之一，取得利润的八分之一。
麦哲伦与西班牙国王查里一世订立的协定主要内容有：
—— 特责成你们在属于朕的海洋里发现丰富的香料以及朕最需要而且使我国获利的其他东西，……考虑到由于你们的效力，使朕获得很多福利以及扩大我们卡斯提王室的版图，为补偿你们的劳绩和面临着的危险，朕愿下令赐给你们，从你们发现的岛屿和大陆获得的一切利润和收入，以及损税和替朕征收的其他进款中，除去你们负担的开支后，给你们留下二十分之一。朕也把上述地方和岛屿的钦差和总督官衔赐给你们、你们的子孙与合法的继承人。”
西班牙、葡萄牙等王室的船队不过三、五艘，甚至只有一艘船，但它后面跟随着民间海商的活跃船只；每当开辟出一个海区，民间海商只要交纳“执照”税，便可进入规定的海域经营。
1492年8月出航的哥伦布的船队，仅有三艘，乘员八十七名；旗舰不到一百吨，也许不足传说中郑和“宝船”排水量的十分之一；到达美洲时，已经失去一艘，留下两艘也落得满身疮痍。但哥伦布和该期间的欧洲航海热，带来了地理大发现，开创了海上贸易的新纪元。
欧洲的航海事业扮演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角色。从15世纪发现新航路起，许多欧洲国家在亚、非、美三洲建立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不仅为母国提供原料和出口市场，还进一步扩展了世界贸易，产生了庞大的商品需求；人们迫切需要采用机器和其他先进方法来增加品种、提高产量，成为促进科技迅猛发展，引发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因。
“郑和下西洋”虽然谈不上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功能，却规模庞大，人数众多，耗资惊人，每次长途航行，要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为了建造船只，明廷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据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估计，第一至四次“下西洋”的开支，相当于国家两年岁收之钜，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如此一发而不止，却不能带来任何现实的经济效益。每次出洋，装载大量金银、铜钱、瓷器、饰品、丝绸、茶叶、棉布、金属器皿、各色农具等。遍历诸番国，宣诏、给赐，不服则武力慑之。换来的是“进贡” 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用的象牙、香料、珊瑚、珠宝、补药、珍禽异兽（狮子、驼鸟，以及误认为瑞兽麒麟的长颈鹿等）和各种奢侈特产，或者在异域采办一些珍奇玩物。说白了，好像一个携带巨款的家奴，为主子出洋采办奇货，以博君主“龙颜大悦”。此外，还要承担来贡人员的大量赏赐和高规格接待费用（永乐晚期前来朝贡的达六十多个国家；第六次下西洋时，跟随郑和船队来华的有一千二百多位“外宾”。）总的来说，这种航海活动“贡少赐多”，“厚往薄来”，根本没有像西欧航海业那样带来巨额商业利润，反使国库空虚，乃至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基础。
有人指责宫廷权术斗争导致“罢宝船弊政”，归咎于一些身居要冲，崇尚“轻利反商”，鼠目寸光、妒贤嫉能、阴险毒辣的“儒臣”的阻扰和反对。实际上这种说法乱了思维逻辑，颠倒了正反黑白，看不到决定中国陷于每况愈下的悲剧命运的深刻原因。不敢恭维也。
船队所消耗的财富，必然转嫁到人民的税收头上，中国本土经济包括最富饶的江南地区的发展被极其严酷的高税率所抑制；成为明朝政府和人民的沉重负担。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有些地区农民揭竿造反了；永乐十八年（1420年）山东女子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支。如此大规模消耗性的郑和航海活动根本不可能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注定要招来皇帝反悔和统治集团内部纷纷指责，无以为继，沦为绝响。那么大臣们的反对有什么不对呢？
郑和去世后，明宣宗之子，第六代皇帝英宗曾打算派遣都指挥马云等再度出使西洋，忠义前卫吏张昭上疏称：“今畿辅、山东仍岁灾歉，小民绝食逃窜，妻子衣不蔽体，被荐裹席，鬻子女无售者。家室不相完，转死沟壑，未及埋瘗，已成市脔，此可为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费，益以府库之财，急遣使振恤，庶饥民可救。”大臣们都认为言之有理，马云的西洋之行终未能成功。到了成化九年，英宗之子宪宗追慕先帝功绩，有意重下西洋，也为臣下痛谏阻止。正如一位老臣刘大夏所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以后明朝八代皇帝再也不提下西洋的事了。
如果说郑和航海能够促进中外商人进行海上贸易，那只能是所谓“贡舶贸易”：指外国贡使来华，除携带贡品外，准许捎带一些商货进行贸易。由于朝廷对此提供种种优惠，不仅一度全免税收，还高价收购其部分商品，多属亏本买卖。（《明史. 食货志》载，有司请征其税，明成祖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随着郑和航海事业的终结，朝贡和相应的“贡舶”活也就迅速衰落了。
由于彻底封锁了中外正当贸易的渠道，民间的走私与海盗结合了起来，特别是同倭寇勾结的走私和海盗活动，在沿海地区大肆骚扰掠夺，成为有明一代的心腹大患。一些有见识的官员察知关键所在，指出应在加强海疆军事力量的同时，取消海禁，重开海市；如此“不仅可使倭党自行溃散，也可使濒海之贫民假此为生，不萌参与寇盗之意”，“市通则寇转化为商，市禁则商转化为盗”，但未获朝廷认同，结果损失最重的是沿海民众和国家利益。
明代后期倭患渐息，特别在万历帝（神宗）近三十年不上朝，政府陷入空轉的乱局中，某些地区一度略有放松海禁，但仍然保持着苛刻的限制，束缚着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其后清朝制订了更加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一直延续到了鸦片战争前夕。
那么，明成祖当年不惜工本，大张旗鼓，派遣郑和远航究竟动机为何，应该如何定性？
按照梁启超的推断：“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好一个“虚誉”“自娱”。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下西洋”堪称一场中国古代最为不惜工本、劳民伤财的花架子“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换来的只是在南洋转瞬即逝的“政治影响力”，没有给中国带来实际利益，没有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贡献可说等于零。
历代专制王朝，无不爱好花架子“政绩工程”，以虚誉自娱；然而，“郑和下西洋”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由独一无二的明成祖朱棣所促成的非常之举，或者说是一项孤立的超大型花架子“政绩工程”。过去未曾有过，此后不再发生，也不会激起连锁反应。
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依靠杀人如麻、残酷镇压的高压恐怖手段，掌控着最高统治权力，好比莎士比亚心理描写名剧《马克白》（Macbeth）刻画的那位苏格兰篡位国王，生活在噩梦连连，夜不成寐，多疑和恐惧的异常心态之中，担心继位合法性不获承认，害怕天地祖宗的惩罚。他决意迁都北平，远离冤魂幢幢的石头城。他特别需要借助灿烂辉煌的圣德神功建树“政绩合法性”，换取“奉天承运”的“公允”、自信和安全感。
朱棣作为强势的篡位新君，当然会效法李世民，一位兄弟相残夺取大宝，具有类似不光彩经历的君主为榜样，向往盛唐贞观治世万邦来朝、不可一世的天可汗威仪，一床锦被何愁遮盖不了百丑？为要赢得大批夷狄番邦来朝，东面以大量恩赏为代价与强悍的日本暂时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北方蒙元残部威胁不止，形势仍然严峻；西部有蒙古帖木儿帝国阻挡；南方除了接壤的安南因内部事端引起明朝出兵干预外，海外诸国几乎从未滋事，一旦出洋宣抚，可期大见成效也。
朱棣作出南下出海召贡的决策，尚有以下支持因素：
1. 唐宋两代，海船制造和海运技术都有可观的进步。蒙元政府虽也借重“儒术”治国，但未受“儒家”（“伪儒”）传统的严格制约，奉行比较开放的外交和贸易政策。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不等统一江南战争结束，便诰谕海外国家：“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此时蒙古人在俄罗斯、中亚和东欧等地建立了钦察、伊儿、窝阔台、察合台等诸多汗国，中国派出的使者，可以手持令牌一路畅行无阻地到达阿拉伯和欧洲；海上漕运非仅需要，而且空前方便。元代“官本船”与私人航海贸易并存，并颁布了《市舶则法》，设立了保护百姓舶商的条款，因而“富民往诸蕃商贩者，率获厚利，商者益众。”（《元史》卷205）导致海上贸易繁荣发达。
元代无论航行规模，还是造船和航海技术，都超过了唐宋。元时中国旅行家汪大渊（1311-1350），在郑和出生前三四十年中，曾两次航海周游列国，写成了《岛夷志略》，记载涉及二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印度洋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做了详细介绍，提供了大量关于贸易、航线和民俗方面的珍贵记录。这时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已经由西域和阿拉伯推展到了欧洲。
明初集前朝航海技术和经验之大成，中国航海能力达到了巅峰状态；加之开国以来实行休养生息、移民垦荒和屯田政策等积累的财富，为“下西洋”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和财力保障。
2. 郑和的个人因素值得重视。郑和原名马和，生于云南昆阳一个有名望的回族家庭。先祖为西域普化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布哈拉）国王，归附宋朝，加封庆国公。宋亡，五世祖归顺元朝为官，后追封咸阳王。曾祖封滇阳侯。祖父封淮安王。祖父和父亲早年曾驾船漂洋过海，到达红海一带，去过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朝圣；他们讲述东南亚、印度洋一带海外各国风土人情、珍闻轶事，并以远航圣城为荣耀，想必印象深植孩子心灵。
马和12岁那年，在改朝换代的干戈动乱中，被明军擒获，作为敌方子弟遣送南京，经过阉割，留在宫廷当太监，辗转落入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门下。
出身世家的郑和惨遭不幸，成为去势残废贱民，但歷史的荒誕性造就了命運的戲劇性。朱棣在夺权斗争中，不拘一格用人才，突破了乃父关于限制太监的禁令。马和长得浓眉大眼，体态健美，且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忠于职守，出入战阵，屡建奇功，深受朱棣赏识。夺权成功后奖赏“靖难”功臣时，马和因在河南郑家坝战斗中战功赫赫，被赐“郑”姓，并晋升爲四品内官监太监，这是宦官中最高的品级。
郑和目睹永乐帝猜疑、残暴成性，周围近臣自保也难。刑余阉人尽管立功受奖，忝列庙堂，总是成不了正果；加之出身不好，必须在歧视和倾轧中“夹着尾巴”讨生活。从郑和非同寻常的身世、才干和经历看来，必不甘湮没于险恶无常的宫闱政治漩涡当中。郑和若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回失落了的自我，重拾祖辈雄风，突破前程极限，“下西洋”壮举当是最值得追逐的第一浪漫梦想。本同印度洋无所瓜葛的的朱棣，极可能受了“贴身顾问”郑和的直接影响，终于作出了“下西洋”以及委派郑和为正使的重大抉择。
3. 史家猜测“下西洋”可能与追缉被推翻后失踪的建文帝以及张士诚余部等有关，但至今无法确证。
朝廷存在对立的赞成派和反对派。赞成“下西洋”的除了永乐皇帝朱棣之外，一般不是朝臣，而是和尚、相士、太监和军人。这些人以各自的特殊身份影响着皇帝的决策。反对者则多为朝廷大臣，其中以经历了四代皇帝的户部尚书夏原吉（1366 - 1430）最为执着。大臣们的反对，固然有不满宦官参政的原因，但主要着眼于耗费巨资，不利国计民生；由于“下西洋”本来谈不上什么商业意义，所以反对派其实不涉“反商”这一命题。
夏原吉作为财政大臣，坚持反对铺张糜费的“下西洋”以至劳而无功的“御驾北征”等“不世伟业”，但不能违抗君命，一直兢兢业业，勉力筹划，保障后勤支持。永乐后期，国库经过多年支付“下西洋”、征伐漠北和安南、编撰《永乐大典》、修建大报恩寺、重新疏通大运河等一系列巨型工程，以及建设新都北京城等浩大开支，早已捉襟见肘。这时大臣们纷纷进谏成祖罢远航，连当年支持下西洋的中书舍人袁忠彻等也进言“取宝之非”了。
1423年第六次下西洋期间，北京皇宫刚刚建好的三大殿被闪电击中，引发大火。明成祖认为是上天示警的凶兆，“诏求直言”时，翰林院侍读李时勉侍讲邹缉等都以“郑和下西洋”为不当之举。加上夏原吉报告国库收支困难状况，使得成祖不得不下旨暂停“下西洋”。
次年八月，明成祖第五次北征回师途中，在沙漠中病故。子仁宗继位后，夏原吉立刻上书，要求罢“下西洋”事，节约国用。仁宗言听计从，下诏曰：“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真的是“人亡政息”了。
于是浩浩荡荡下西洋的船队被搁置在南京港口，着郑和任“南京守备”（明制本无此职，大约因安置郑和而特设），率部下官兵修理南京宫殿。皇帝竟然不发给他们维持生计的月粮。当时南京的地方官李隆仗义上书请米，仁宗勉强同意，却拨下了专给囚犯吃的罪人米充抵郑和官兵的口粮。
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子宣宗继位。郑和副手为辛勤修理南京故宫竣工的军民请赏，岂料宣宗无故大发雷霆，命令司礼监斥责“郑和毋妄请赏赐”，甚至直接派人警告郑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理之事，不可妄有呈情。”
“下西洋”不仅经济效益阕如，政治上也没有明确有效的建立长远外交关系目标。郑和航海停止后，海外诸国与中国的关系马上就疏远了，“外藩贡使多不至”。宣德五年，在南京苦守六年，失意、失望至极的郑和，向新君提出了死谏。那时夏原吉已去世，宣宗为扭转诸番国朝贡不继，国门乏人叩问的失落局面，1431年1月派遣年届花甲的郑和，以较小规模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