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圣令》的发现

 

中国古代法律被称为“中华法系”，到唐朝趋于成熟。唐朝法律主要由律、令、格、式构成，其中律令的作用比较大，因此常有现代学者称唐朝为“律令制时代”。唐朝的律令特别是《令》，规定了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指导和规范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活动的有序展开，在法律体系中地位十分重要。《令》在唐代的辉煌，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值得彰扬和研究的重要现象。元代以后，随着《令》的地位逐渐降低，包括唐宋令在内的《令》的文本渐次退出人们视野，最终佚失无闻，以致到20世纪初日本学者为研究日本古代律令而搜集《唐令》逸文时，只能从其它传世文献中扒梳材料。

    经过几代日本学者的努力，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出版了《唐令拾遗》和《唐令拾遗补》这两部煌煌巨著，搜集、整理、复原了《唐令》的一半以上，为学者使用《唐令》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由于没有见到相对完整的《唐令》原文，上述著作中整理出来的令文是否符合《唐令》原貌，它在篇目安排、条文顺序、行文方式乃至词语使用上是否与《唐令》原文一致，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最好能找到《唐令》原本，因此寻找完整的《唐令》文本就成了治唐史，以及治中国法制史学者的一大心愿。

1998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戴建国先生在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找到了一册目录上注明是“明抄本”的《官品令》残10卷。他在经过研究后，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发表了《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一文。文章从法律体系的演变、制度的差异，以及避讳等角度认真研究了这册《官品令》，最后得出结论说：天一阁博物馆所藏明抄本《官品令》残10卷不是明代的《令》，实际就是佚失了千年之久的北宋《天圣令》的后10卷。这一发现，令所有研究唐宋史和法制史的学者为之振奋。

 

二、《天圣令》概况及全文公布前的研究现状

 

这册明抄本北宋《天圣令》现存10卷，明乌丝栏白棉纸钞本。半页10行，行18至22字，小字双行注，版框宽14.3厘米，高20.5厘米。封皮书签下端写有一“贞”字，系出自《周易》“乾卦”卦词“元亨利贞”。据此推断，《天圣令》原来足本应为“元亨利贞”4册，现仅存第4册，112页（末页无文字），约4万字[1]。所存10卷为：田令卷第二十一、赋役令卷第二十二、仓库令卷第二十三、厩牧令卷第二十四、关市令卷第二十五（捕亡令附）、医疾令卷第二十六（假宁令附）、狱官令卷第二十七、营缮令卷第二十八、丧葬令卷第二十九（丧服年月附）、杂令卷第三十（第三十卷未完），共12篇令。《天圣令》全部有多少篇令，今已不详[2]，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除以上12篇令之外，起码还应有：官品令、户令、祠令、选举令、考课令、军防令、衣服令、仪制令、卤簿令、公式令。由于第一篇令名为《官品令》，所以后人误认为它即全书书名，导致长期以来无人发现它就是佚失千年的北宋《天圣令》。

《天圣令》是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修成，十年（1032）“镂版施行”的，其编修原则是“取唐令为本，先举见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3]。因此我们看到的《天圣令》先列当时现行的条文，然后写“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然后将当时不行的条文附抄于后，写明“右令不行”。（整理时大家约定俗成将前一部分视为宋令并标明为“宋某”条，后一部分视为唐令并标明为“唐某”条[4]）。各令由于情况不同，“现行之令”和“不行之令”的比重也不同。如《田令》，现行之令只有7条，不行之令有49条，而《营缮令》前者有28条，后者只有4条。全部10卷12篇令共有宋令293条，唐令221条。两者合计，共有令文514条。

    戴建国发现《天圣令》后，整理公布了四个令，并做了初步的复原唐令和研究工作。这四个《令》是《田令》、《赋役令》、《捕亡令》和《杂令》[5]。在其它研究文章中他还公布了一些零散令文。

    除此之外他也写了系列文章，从各种角度利用《天圣令》进行研究，例如写了《试论宋〈天圣令〉的学术价值》、《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宋代折杖法的再探讨》、《关于唐食封制》等文章，主要涉及法律本身以及唐宋经济制度。

    国内外的其它研究主要围绕着公布的令文，首先是讨论录文和复原唐令的正确与否。比如《田令》，有兼田信一郎、池田温、宋家钰的文章。《赋役令》有大津透、渡边信一郎的文章。《捕亡令》有池田温的文章等。

    对令文的研究也以《田令》最多。有杨际平的系列文章，研究了唐代田制、均田制、宋代田制。由于涉及到“私田”问题（《田令》中明确写有“公私田”字样），引起了一些争论，例如有何东的商榷文章。还有山崎觉士、服部一隆的文章，其中服部的文章涉及到唐、日《田令》的比较。此外关于宋代奴婢的地位和良贱制度，有张文晶与戴建国的商榷文章；《赋役令》中的杂徭等问题，有大津透的论著；《假宁令》有丸山裕美子的文章；研究宏观的律令制在唐宋间的变化，有高明士的文章等等。

    目前的研究状况是上海师范大学戴建国先生那里是一个研究中心，他们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刘后滨先生处有一个“唐令读书班”，其中孟宪实先生利用《天圣令》研究了一件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台湾高明士先生组织了一个“唐律研读会”（1995年成立），先后出版有《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1999年）、《唐代身份法制研究》（2003年）、《唐律诸问题》（2005年）等论著。韩国庆北大学任大熙先生处也有一个“《名公书判清明集》读书班”。

    特别是日本，以东京大学大津透先生为主持人，申请了一个名为“日唐律令比较研究新阶段”的课题，经费1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近100万），从2005年立项到08年结束。参加者均为研究日本古代史、法律史、唐史的学者，其中有大津透（主持课题并研究赋役令）、池田温（唐律令研究）、古濑奈津子（官僚制和统治秩序）、坂上康俊（统治构造和田令）、榎本淳一（厩牧令和狱官令）、辻正博（宋代法制研究）、丸山裕美子（医疾令和假宁令）、大隅清阳（礼制接受研究）、三上喜孝（关市令和杂令）、稻田奈津子（丧葬令）共10人。最终目标是以“史料集”形式出一部《天圣令》，包括校订后的条文和注释。然后据此作唐令复原工作，再作唐、日两令对照表，以为《唐令拾遗补》的补遗。在此过程中，出版研究和复原的论文集。日本学者对《天圣令》的关注和研究热情，以及国家对课题的支持力度，显示了《天圣令》巨大的吸引力和独特的学术价值。

    上述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在学术上做好了准备，等待着《天圣令》全文的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