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第一项大规模史学工程是《清史》编纂，而清史编纂工作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体例方面的争议，如果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些问题，会觉得各有各的道理，很难得出结论。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新修清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清史地位确定了，对争议的事件便有了判断的标准，于是，我们便有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一、清史的定位问题

清史的定位问题其实就是写一部什么样的清史的问题。就目前的史学发展趋势看，清史可以有三种定位，其一，清朝史；其二，清代中国史；其三，清代中国人史。

新世纪所写的中国史，当然不应是清朝史。清朝史的写法，是继承传统的史学范畴，它的主题其实就是清朝廷统治中国的历史，或者说是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国史；若将明史作为范例，那就意味着写一部朱氏家族统治中国史。但是，这一体例的局限性早已受到新史学的批判，例如梁启超将二十四史批为帝王家谱，因为，这一体例必然使清史围绕着帝王运作，而不能反映全面的清代中国史。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所写的清史，也不可能是清代中国人史。将对朝代史的研究转到人民方面，这是史学的进步。但怎样写一部成功的人民史，至今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也就是说，怎样才算一部全面的人民史，我们至今在心中无数。我们不知道写一部中国人史应当要写那些方面，写足了那些方面，才算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人民史。人民史本质上是无限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纳入人民史的范畴，写人民史，难道要写四亿人的历史？如果只写其中一部分人，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人可以代表其他人？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所谓的人民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历史？现代史学还无法解决，没有现存的体例可以参考，冒然涉足我们所不熟悉的体例，成功可能性不大。我们只能做我们比较熟悉的题材，也就是将清史的范围局限于国史的范畴之内。

我们所写的清史，应当是一部清代中国史，它的定位是国史，清代的国家史，它所含的内容要比清朝史更广一些，但还不如清代中国人史广泛。如果写清朝史，它的内容主要是清代的政治史，而国家的其他重要内容--例如经济、文化方面，都不在传统的朝代史范畴。而我们写清代国史，就不能不写经济文化内容。新的国史，当然要给经济史以较高的地位。经济的增长是现代国家的主题，对清史的看法，若是从皇族转向平民，就得重视经济史，而且，应当以经济史为其重要的内容。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应有一个历史的探寻，这是清史离不开经济史的原因。对现代人来说，他们最想参考的也许是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亦即清代中国经济史的真况。经济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指标，也是主要线索，因此，不可离开这一点。其次，文化也是重要的方面，若要衡量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是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总汇古代文化精华的四库全书，发展成熟的科举制度，离开这一些，光写政治史，不就只剩下窝里斗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清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国史应当体现这一代中国人的主要文化成就及经济发展水平。

二、国史定位与体例问题

倘若我们将清史定位为清代中国史，或者说是清代国史，对许多问题就有了判断的标准。

第一，关于《天文志》要不要收入的问题。在前《二十四史》中，《天文志》是一部最重要的志书，每每被列为首位。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有天文影响国运的想法，某种天象的出现，被视为“天”的意志，所谓泰山崩裂、黄河断流，星宿流逝，都被视为上天对帝王的警告，或者是对人间大事发生的预警。倘若这一理论成立，天文志当然是最重要的，天象已经出现了预警，人间就应当按照天象行事，否则，逆天行事，就会受到惩罚。对于古人来说，以天象示警来告告诫帝王，是改良朝廷政治的一项最好的方式，而且，它又是史学家用以影响政治的绝好方式，历代史学家不忘修天文志，这也和他们的职责有关吧？但是，所谓天文影响人生与国运的想法，历来只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构想，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论证与证明。在科学盛行的时代，我们是否还采用这一未经证实的理论来写历史？只怕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不可行的，而且使清史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事实上，倘若我们不再相信天文变化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我们就无法采用这一理论，因此，天文志的作用就必须退位，我们只能将其放在科技志中从属的地位，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或是在这方面的学习过程，而有关天象的资料，且留给天文学家去做专门史，在《清史》中不应当保留。

第二，南明史的修纂问题。假使我们计划写的是清朝史，那么，南明史绝对不该进入，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念，南明史是明朝的延续，只能收入明史，清史将其整体纳入是不对的，只能收一些个别人物传记，以表彰前朝的顽民，事实上，清史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我们若是写清代的中国史，南明史却是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南明史反映了这一时代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重要政治理念与活动。而且南明君臣的活动，对中国边疆的开拓与奠定，其实是有重要影响的。南明时代中国人的海上活动也是极为重要的，并影响了东亚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因此，修清代中国史，肯定不能遗弃南明史，而且还要将其作为一个重点。

将南明的例子推而广之，准葛尔部在中国西北的活动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不论怎么说，准葛尔部是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我认为准葛尔部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的活动对清朝廷对新疆统治的确立是有重要影响的，我们写历史，不能将其忘记。

我认为戴逸先生提出用修载记的方式来修南明史、太平天国史和准葛尔汗国史，是一个较好的方式。载记的本质就是纪事本末体，清史浩翰如海，倘若将南明史与准葛尔史分散放入清史编年中，头绪太乱，读者很难有整体的印象，而且，清史也变得过于复杂。若有载记将南明史与准葛尔史集中在一起，清史编年对南明史、太平天国史与准葛尔史的记载，就可以大事为主，以索引为主，整体结构更合理一些。其次，三藩之乱是清初影响政治的一件大事，分散叙述不易看出事件的整体性，不如以载记为好。其实，郑成功、郑经、郑克塽三代人近四十年的经营，也以立载记为清楚。

第三，关于帝王纪传的改造问题。在传统的正史体系中，帝王纪传是提纲挈领的核心。而新修清史，大家都觉得不能少了纪，但是，必须进行改造。从形式来讲，传统的纪传体，以帝王为其中心，这与其作为皇帝家族史的定位是有关的。而新的国史中，无疑应当以国家为其主题，在帝王即为国家的时代，以帝王的年代为纪纲，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新的国史中，帝王的地位应当变化。帝王不再是作为国家的主人而列入史册，只是作为主要施政者列入史册。这一转变，使我们对纪的写作必须改变。我赞成吴量凯先生的观点，将旧史书中的纪改为编年，而另外给皇帝立传。这是皇帝在史书中的地位变化而引起的。因为，在传统的史书中，帝王是中国的主人，他高于一切，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国家大事，而帝王载纪也记载了有关帝王的一切琐事。这些琐事，例如他的婚姻、家庭及日常生活，将其放入载纪是对的，但放入编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新的编年中，帝王的琐碎小事，就是实质上的小事，不再是国家大事。只有在这些小事对国家大事产生影响的时候，才有必要将其纳入。当然，由于帝王在政治中的核心作用，由于他们成为主要施政者的地位，离开帝王纪载来谈清代政治史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新的清史编年体，只怕还是要以帝王为其核心与线索，为了有系统地叙述历史，离不开施政中枢者的论述，事实上，以施政人为核心论述历史，要比以事件为核心要方便得多，例如：以康熙朝政治定为题目，可以综论康熙朝的大事，不过，皇帝在史册中的地位应有所变化，他们不再主人，而是施政者。不涉及国家大事的皇帝身边事，可以不记。记载皇帝一生的纪，过去担负了两方面的功能，其一是皇帝一生要事；这些要事可能与国家大事无关，在旧史中不可缺载，但在新史中，可不必记载。纪的另一个功能，记载这一时期的国家大事，这一功能则要得到强化，或者使之成为主要功能，有关皇帝的一些事，不如另设小传记载。关于这一点，我还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若是以实际施政者为线索记载编年史实，有一些人物在编年中的地位应当重新确定。例如，多尔衮在顺治帝的前期，实际控制了清代的中枢政治，慈禧太后在清代后期的同治、光绪时期，也是实际上统治了中国，若将编年体分为几个段落，是否可以突出实际的施政者？当然，这不是说要改年号，而是在附加小标题时标明其实际统治者。此外，由于定位的转移，清史稿中的宗人传当然没有必要保留。宗人传将爱新觉罗氏的所有子孙名字都列入，而新清史只要留下那些对历史有影响的爱新觉罗氏名人，其余诸人的名字，不如留给专门的族谱去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