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绘画以及相关的技术手段更为丰富。

清代画图不仅内容包罗万象，而且记实性突出，形象肖似逼真。以西洋焦点透视技法在中国的使用，对绘制记实性绘画图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一批身怀高超画艺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少人成为清廷的御用画家，他们的技术成为清廷以画笔为重大事件作记录的重要手段。如1754年（乾隆十九年），额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因反对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等人间的争斗，归附清朝，到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那幅著名的表现乾隆接见杜尔伯特三车凌王公的《万树园赐宴图》，就是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奉命亲临盛典后所绘[4]。19世纪中期照相技术的发明，为写实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手段。现存于世的大量由西方人士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

第五，清帝对记实性画图的偏爱。

清帝青睐于记实性绘画始自康熙，盛于乾隆。今天所能看到的清朝最早的大型记实性绘画，应为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绘制的表现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盛况的巨幅纪事画卷《南巡图》。据美术史学者研究说，此图的出现，是对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继承[5]。笔者以为，《南巡图》得以出现的条件，除了有这种艺术形式可以继承外，也与皇帝本人的需求有关。《南巡图》作者之一冷枚是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的学生。焦秉贞的西学素养相当深厚，他曾于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承圣意绘制表现农作与桑织过程的《耕织图》。图中人物虽不着清装，但它的特点带有“显著的西洋画派影响风格，特别是采用了透视画法，消失点放在视图前方，与中国传统画法有所不同。宫廷画家焦秉贞大概是受到钦天监西方传教士的画法影响。”[6]康熙也明确指出过焦秉贞的画，“深明测算，会悟有得，取西法而变通之。”[7]这些至少可以表明康熙皇帝确曾受西学影响而对记实性绘画产生了兴趣。

记实性绘画特别是战图的绘制到了乾隆时期大张其盛，与乾隆皇帝本人对此持长久不衰的热情相关。在当时传教士写给欧洲同仁的信中对此有直观的描述：“王致诚在热河50多天，用了40多天的时间作画，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他要完成22幅油画，4幅巨画，还要参加那么多的庆典和礼仪活动……他累得筋疲力尽，等他回到北京时又瘦又苍白，背也弯了，简直认不出来了。”[8]仅避暑山庄会见蒙古王公一个典礼，乾隆就要求画出那么多幅记实画，那么，我们对乾隆朝能够出现完整的所谓十全武功战图，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平定西域战图册》除彩绘画外还有铜版画。为追求真实逼真的效果，乾隆竟不惜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通过广东洋行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将画稿送至法国制做铜版。为此，还“先付花边银五千两作定，如工价不敷，俟铜版带到之日照数找足。”因为是“钦定”之画，合同中特别调强“此系传办要件，务须雕刻工夫精致如式，办就依期带到，越速越好。”[9]

上述清代画图出现的种种原因，让我们得以从生动的画图中，贴近清代的的历史。

 

三  画图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

清代画图是清代历史留下的遗迹，当然是清史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文字记录更直接，因为它常常是一种“写照”。比如反映江河湖海的《黑龙江江源图》、《永定河河源图》、《旅顺海岛图》等，虽然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绘制未必准确，但是比起对此类事物的文字描述，可能更直观、易解、准确。又如就研究战法和兵器来说，众多的战图对兵器、阵法、防御设施的描绘，应当远比文字的记述直观、易解、准确。再如对于清代重要人物的描绘，用画像来表现跟单纯用文字来描述，必然有很大的差异。由于画图的上述特征，它对清史研究的价值，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支持。

（一）在某些方面，无图无以立史。

有些领域的研究，似乎是离不开画图的。清代艺术史研究的作用自不必说，另外像地学史、边疆史、环境史、矿业史、天文学史等，离开画图，也难以叙述清楚。如在研究清代天文学、地理学和地图技术、清代自然环境的变迁如黄河改道、以及清代民俗、边疆风俗时，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山东水泉图》、《淮扬水利全图》、《西域图册》等大量的画图，就成为必须使用的史料。

    （二）画图可以弥补文字史料的不足或提供佐证。

清代对某些史实的记载，因种种原因过于简略，影响研究的深入。有的画图却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有的则可成为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

如对清代统一台湾问题的研究，康熙朝绘《福建舆图》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一幅绘制精细、篇幅巨大（640*640厘米）的地图。图上所绘福建城镇、山川、道路、关隘、城堡、山寨、岛屿、口岸等，形象细致。图中绘有台湾府及台湾、诸罗、凤山3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对厦门的标识为“厦门所”。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完成了对台湾的统一，第二年在台湾设府、县，三年后又将厦门的行政称谓“所”改为“厅”。显然，这幅《福建舆图》，可与清朝统一台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字记载相互印证。

再如18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所谓“中学西渐”问题。这在国内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少量记载，如果我们看到欧洲贵族的卧室里装饰着中国人物的丝绸壁纸，餐具上绘有着中装洋人的图案，对中国文化在欧洲影响的认识，肯定会有更深的感受。当年西传的中国植物，像杜鹃花，今天在欧洲已广为种植，最初则是传教士们先绘制成图，再移植欧洲的。至今在巴黎吉美东亚艺术博物馆还保存着植物学家、传教士汤执中等人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画的中国花卉图。这些都是佐证中学西渐的重要文献史料[10]。

    （三）画图帮助解读文字史料。

由于有些画图为特定的需要绘制，有时可为我们解读文字记载提供帮助。

1729年（雍正七年）——1735年（雍正十二年），是清廷分西路北路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用兵，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征战的重要时期。据文献记载，两路用兵共10余万，但具体部署情况并不清晰。故宫博物院藏《雍正皇舆十排全图》详尽地记载了当时的兵力部署：此图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上自北冰洋，下至海南岛，东北临海，东南至台湾，西抵波罗的海里加湾。图上长城以内的重要关隘、卫、堡、城、镇、营、汛处，均被贴有黄签，并注有驻扎官兵人数。如“大同镇标及各处分协，马兵四千三百一十三名，步兵五千三百三十七名，守兵八千五百七十八名，共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八名，内派往北路一千一百名，现存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八名。”“甘州、凉州、肃州、宁夏、西宁、大通、安西等七处提外协标属及各处分协，共兵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名，内派往西路一万四千五百名，现存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名”等等。借助此图，我们对当时的用兵情况及清朝在西北防务，就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

（四）画图为一些史实的研究提供线索。

画图有时还可以为研究提供线索。如对康乾时期北京的商贸研究，一般大都关注丝茶瓷等大宗门类，《万寿庆典图》所绘京城沿街场景，却告诉我们，“仁德堂南北川广地道药材店”、“福建烟发行”、“成衣铺”、“南北菜局”、“新丰号倾销银铺”、“广聚号信实通商银铺”等行业也是十分活跃兴旺的。这些均可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着眼点。还有的画图产生的本身，就为某些课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线索。如国家图书馆藏《御赐四川全图》。此图上题有“御赐四川全图。四川巡抚臣年羹尧敬装。康熙戊戌年四月八日，积雪斋恭题”的款识。据载，这件图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就已送达朝廷[11]。但是，年羹尧的“敬装”年却为戊戌年，即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这一年，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因察觉到策妄阿拉布坦在西藏策略动叛乱，上疏朝廷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而受到康熙皇帝“治事明敏”的嘉奖。为此，康熙还以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12]年羹尧是清代一位重要人物。“敬装”《四川全图》一事，对了解他当时的境遇、心情和他与康熙的关系，应当有一定的帮助。

 

四  关于新修《清史》中画图的体例

     2002年国家启动了纂修《清史》的工程。鉴于清图数量与品类的丰富，及当前传统文本与电子文本的出版与阅读情况，国内专家大都倾向“在今天新修清史中，图的比重要加大，应该包括舆图、人物图、器物图、军事图、职贡图、生产图和生活用具图，既有传统画法的图版，也有近代西洋式油画，又有近代照片。此外，还可以增加相应的经济区域图、交通建设图、民族分布图等。图可以单独成部，也可以图随文走，在相应的部分做插图。还有学者提出，图录部分可以改为<图说>，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地展现历史面貌。”[13]对于新修《清史》中画图的体例，我们的意见如下：

（一） 在新修《清史》中，设“图录”部件，以绘图、遗址和器物照片，表现清代政治军事史。

现存画图中，对清代重大军政活动，基本都有如反映。如反映清入关之初军政的《崇祯皇帝自缢图》、《九边图》、山海关一片石遗址、《多尔衮像》、《吴三桂像》、《史可法像》、《多铎入南京图》、《郑成功像》、《荷兰殖民者投降图》、《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图》，反映平三藩之战的《蔡毓荣南征图》、《董卫国纪功图》，反映平准之战的《首征噶尔丹福全出征图》、《范承烈北征督运图》，反映俘获准部首领达瓦齐的《平定准噶尔战图》，平定伊犁大小和卓木之乱的《平定回部战图》等所谓乾隆十全武功战图，反映平息西藏动乱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军西征图》，反映西北蒙藏回等少数民族进入清代多民族国家的《万法归一图》（是图为土尔扈特部渥巴锡见乾隆）、《丛薄围猎图》（布鲁特部即今柯尔克孜族首领见乾隆）《木兰图》、《塞宴四事图》（蒙古各部首领见乾隆），反映清中期治理黄河海塘的康熙乾隆《南巡图》，反映康熙时与琉球关系的《册封琉球图》，反映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的《中国闻见图》、《热河觐见图》，反映道光时期平息新疆张格尔之乱的《平定回疆战图》，反映鸦片战争的《广东东印度公司商行图》、《广东水师驻防图》、《虎门炮台图》、《琦善与英人谈判图》等。进入晚清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日俄战争、甲午之战、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等，除有绘图记录外，还有大量照片，如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清军尸横遍地的照片，被焚毁的失去佛香阁的万寿山的照片，太和殿里耀武扬威的八国联军官兵照片等等。这种“文献”比文字记叙更能真切地反映晚清中国任人宰割，面临被瓜分局面的历史。

（二）对某些可用有形器物来描述的专史，最好随文附图，或文后附图，简说如下。

《礼乐志》。清礼乐如卤薄仪仗、中和韶乐、日月天地祭礼等，这些看似缺乏实际意义的繁纹缛礼，在当时，不但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也是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仪仗陈设的多少，祭祀对象的变化，祭器的改换或增减，都有社会变化的特定背景。但由于它们已远离了今天的生活，离开图象很多内容难以理解。

《地理志》。对于地理状况和行政划分，文字难以表述清楚。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名称和归属，清代变化很大，如在讲述清廷与蒙藏关系中有着重要意义的打箭炉时，若附以《康熙朝四川至打箭炉图》，很多问题可一目了然。

《舆服志》。清代衣冠之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别于历史上多数王朝。它除了像以往社会一样，以衣冠分辨等级外，还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的差别，其式样如披肩、马蹄袖、右衽、行袍、马褂等，色彩如明黄、杏黄、石青等，纹饰如云龙、麒麟、白鶡、八宝等，都是清代有别于历朝衣冠之处。这些变化，更多的含有民族压迫与文化趋同的内容，清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惨烈史实即是反映。

《宗教志》。清代宗教繁杂，既有传统的儒释道教，也有被视为国教的藏传佛教、满族原有的萨满教、外来的天主教和民间会道等数十种。笔者以为，此志除讲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外，宗教本身也应是它的重要内容。每种宗教所供神灵、所持法器、所遵仪规，各不相同。对此文字难以描述。而各自的神、器、法，不仅是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代表了它们得以产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可以成为今天认识不同宗教的重要途径。

《水利志》。现存大量清代河图，应在修此志时合理展现。如绘于1796年（嘉庆元年）的《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图上标明了河工及河水漫溢情况。文献记载，这一年黄河泛滥，河水北注山东金乡、鱼台，漾入昭阳、微山诸湖，并涌入运河，漫溢两岸，致使江苏山阳、清河多处被淹。当时的南河总督兰锡第通过导水入蔺家山坝，引黄河水由荆山桥分达宿迁诸湖，并漫口西南挑挖旧河，引泛滥的河水东趋入正河，“以较为得力”地缓解了这场水患。事后曾“绘图以闻”。[14]当然，笔者目前还不能判定这幅《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就是兰锡第所绘之图，但是可以肯定，此图应与这场水患直接相关。无庸置疑，参照这幅画图研究当时的水灾和河工情况，会比仅凭文字材料要准确得多。

《科技志》。清代科技以天文学、算学、地学、气象学等为主。其中测绘学是当时发展比较突出的一个学科。这当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较好地借鉴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才。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首次为清廷制做了绘有各洲地理及物产的大型地球仪及各式天文仪，并实地勘测绘制了《万泉河道图》。这些为中国地学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此后，康熙又通过南怀仁延揽西方科技人才。经过近30年的人才培养、购置仪器、测定各地纬度、绘制局部地图和绘制全国地图，完成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地图，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这不但是17、18世纪中西交流及的反映，也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大事[15]。《科技志》在反映这种重大科技成果时，配以画图，必将相得宜彰。

《兵志》。此志中除军队沿革、建制、军费、战术等重要内容外，武器与训练也应是不容忽视的。清代军队，既有冷兵器时代的八旗军与绿营军，也有热兵器时代的新建陆军海军。武器的使用与变化，不但是时代变迁的一种标志，也是满民族从清初一个进取尚武的民族，走向衰落的反映。《皇朝礼器图》的军器部分与《演阵图》等，是对此的形象记录。

《民族志》。清代是形成我国56个多民族大家庭的最重要的时期。对不同民族来说，除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各具差异外，习俗的差别也很大。由于服饰是民族习俗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讲述不同民族习俗时，《皇清职贡图》、《云南民俗图》、《台湾民俗图》等，所描绘的不同民族的服饰和民俗，会远胜于文字。

《农业志》、《手工业志》。清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行业组织、生产流程及产品状况，无疑是此志的重要内容。由于生产流程的特殊性，宋代就有《耕织图》，明代又有以插图讲述生产的《天工开物》。清代《制茶图》、《制瓷图》、《耕织图》等，可视作茶瓷丝等生产过程的图解。此外，因生产工具与生产力水平直接相关，志书中也应包含这部分内容。如纺织机，据研究，“缎机之所以能织制缎织物，实由两个条件决定，即除须设置与缎纹枚数相等的综，还表现在织筘上。……缎织物甚为细密，这又需要增加织筘的齿数。缎机织筘齿数较之其它织机之筘均高，这是实现缎织物经丝细密的重要手段。”[16]可见，织机的结构对于清代纺织史，甚至经济史都应当有直接的意义。在目前清代织机已基本失缺的情况下，《康熙棉花种植加工织布漂染成衣图谱》、《康熙棉麻纺织机械图谱》等，应得到重视。

《营建志》。清代是我国城市和园林大发展时期。城市与园林建设的兴盛，不仅是清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当时经济实力与经济政策的体现。乾隆在大兴土木建园时，就多次讲过以工代赈之策。在进入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营建志》以及这些画图，对当前的遗产保护及环境变迁的研究，尤为可贵。

（三）主要人物传，可配以传主肖像和相关画图。

清代也是肖像画大发展时期。不仅皇室成员、达官贵人的肖像画品种与数量为历代王朝之最，即或名儒士子，甚至平民百姓的肖像画也相当可观。虽然现存清代人物像无法做到一传配一图，但采取一卷一图的形式，对于理解传主，也可以提供文字以外的信息。

 

上面对清代画图的分类及在新修清史中的地位作了简略阐述。说简略，是因为这仅是在笔者所见所闻范围内的举例性阐述，大量收藏和散落在海内外的画图还末闻末见。即使对所见所闻者，笔者目前也无能力作详尽的挖掘与分析。但仅从这些就不难看出，画图中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从文献中无法得到或无法准确理解的。在这方面，它们比文字记载要更接近于直接的证据。另外，随着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学的表述方式也会产生重大改变。现在已经出版的大量《图史》、《图鉴》，可能就是这种改变的开端。因而在新修清史时，我们应该象对待文字史料一样，充分发掘、收集和利用画图史料，使它们在新纂修的《清史》和今后的研究、著述中起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