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清代历史文献中，除大量的文字史料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以图像形式出现的史料，如舆图、纪事图、记实图等；19世纪中叶照相技术出现后，又留下不少关于事件、人物和事物的照片。本文统称为“画图”。

画图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郑樵在《通志》中就已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在今年春天召开的南北两次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炎会上，专家学者对“图”在新修清史中的地位，普遍给予了重视，并提出了不少颇有启发的建议。就笔者所闻所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国立档案馆、大英图书馆、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法国吉美东亚艺术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某些私人收藏的清代画图，就达万余件。本文旨在有限了解基础上，就其现状、成因以及在新修清史中的使用体例，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一  清代画图的类别

清代画图所反映的内容极为丰富，从社会到自然，从朝中到边塞，小至一砖一木，大至天下要事，无所不绘。为了解这数以千万计的画图概貌，笔者从所知画图中择部分有代表性者，依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分类，大致将其归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建筑、人物和天文、地域和水道10类，其中前7类属社会范畴，后3类属自然范畴。为便于说明和使用，每类又可依据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合计分为40 个小类。下面借助这个框架，对清代画图所放映的内容做一简单说明。

（一）有关政治方面画图，可分为礼制与民族2小类。

礼制类如《康熙南巡图》、《康熙万寿庆典图》、《孔尚任引驾图》、《雍正祭先农图》、《雍正临雍讲学图》、《乾隆八旗阅阵图》、《乾隆皇朝礼器图》、《乾隆皇后祭先蚕图》、《乾隆南巡图》、《嘉庆谒西陵后巡五台山路程图》、《慈禧五旬庆寿点景图》；民族类如《顺治会唔五世达赖图》、《万法归一图》、《皇清职贡图》、《乾隆万树园赐宴图》、《丛薄围猎图》、《西域图册》、《慈禧太后会唔十三世达赖图》。

（二）经济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工业、手工业、农业、茶业、盐业、牧业、治河、交通、商贸及其它10小类。

工业类如《北洋机器制造局制各式机器图》、《广东海南儋州锡矿区图》、《贵州矿产舆图》、《湖北大冶县铁矿运道全图》、《京师工业学堂成绩初集》；手工业类如《康熙棉花种植加工织布漂染成衣图谱》、《康熙棉麻纺织机械图谱》、《乾隆制瓷图册》、《乾隆江宁汉府机房图》、《清代三百六十行》；农业类如《康熙耕织图》、《乾隆棉花图》、《乾隆京畿水田图》、《乾隆钦定授时通考》、《乾隆益象征农图》、《乾隆朝黑龙江东部屯垦图》；茶业类如《清代制茶图》；盐业类如《康熙滇南盐井图》、《嘉庆重修两浙盐法图》、《嘉庆淮南淮北盐场图》、《道光山西河东盐池图》、《光绪河东潞盐行销山陕豫三省府州县图》、《光绪四川自贡自流井五当全图》；牧业类如《同治五年蒙古车臣汗部落廿三旗游牧图》、《光绪十六年蒙古库伦所属恰克图东西卡伦恰克图境及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徒众各游牧图》；治河类如《康熙黄河御坝图》、《乾隆三十年江南河工图》、《嘉庆淮扬十一厅事宜图说》、《道光河工器具图说》、《同治黄河河工图》、《光绪山东黄河南岸十三州县迁民图说》；交通类如《康熙进藏路程图》、《光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光绪北洋铁轨官路山海关至大凌河全图》、《光绪庐汉铁路图》、《光绪黔省驿递道路图》、《光绪上海初行有轨电车图》、《光绪鄂省州县驿传全国图》、《光绪广东省河南各码头全图》（绘有广州城南大江两岸码头设置及炮台、府税馆、缉私机关等）、《光绪前后藏交通图》、《宣统滇越铁路总图》；商贸类如《乾隆广州十三行图》、《乾隆盛世滋生图》、《香港开埠图》；其它类如《乾隆畿辅义仓图》、《光绪十三年畿辅振溺图》、《光绪二十三年广东六门缉私地舆图》。

（三）军事方面的画图，可分为战场、布防、军器、演阵4小类：

战场类如《多铎率清军入南京图》、《荷兰殖民者降郑图》、《康熙北征督运图册》、《蔡毓荣围剿吴三桂》、《康熙抚远大将军西征图》、《乾隆十全武功图》、《道光平定回疆张格尔战图册》、《英军攻占镇江西门图》、《中英乍浦之战图》、《洪福瑱被擒图》、《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英法联军入侵大沽炮台失失像》、《平定云南回民战图册》、《中法战像》、《董军门设计大破西兵图》、《天津北仓义和团民大破洋兵图》；布防类如《顺治京畿八旗防卫图》、《雍正防准噶尔驻兵图》、《清中期长江炮台总图》、《嘉庆湖北宣都灌湾脑白莲教全图》、《嘉庆平川楚教民四川达州官兵布防图》、《道光广东水师驻防图》、《道光广东炮台图册》、《平太平军扬州到江宁沿江布防图》、《光绪平壤城驻防图》、《光绪台湾澎湖海洋巡防图》、《光绪旅顺炮图》、《光绪新疆驻防图》；军器类如《光绪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光绪鱼雷图》、《光绪奏定陆军衣制图说》；演阵类如《清初湖北水操阵势全图》、《同治神机营合操阵势图》、《光绪渤海阅师图册》、《光绪陆军操法图》、《光绪铁舰快船八艘演阵图》。

    （四）外交方面的画图。如《康熙五十六年出使琉球图册》、《康熙五十八年朝鲜国图》、《马嘎尔尼访华闻见图》、《英使马嘎尔尼避暑山庄觐见图》、《琦善与英人谈判图》、《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图》、《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图》、《光绪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上海城厢租界图》。    

（五）文化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宗教、习俗、科技、戏曲及其它5小类。

宗教类如《乾隆六世班禅俗装像》、《乾隆三世章嘉加像》、《光绪全球人种宗教分布图》；习俗类如《雍正十二节令图》、《乾隆村市生涯图册》、《木兰秋狝图》、《乾隆台湾风俗物产图册》、《乾隆岁朝图》、《嘉庆出猎图》、《吸食鸦片图》、《光绪大婚图》、《光绪台湾内地番社图》、《新疆舆图风土考》；科技类如《乾隆皇朝礼器图》之天文仪器部；戏曲类如《道光戏曲图册》、《光绪升平署戏曲人物》；其它如《光绪十五年四川涪陵南川公业图说》（图绘学田、义卷、书院、恤嫠、养济院、育婴堂、乡学、济仓、文庙祭田等）。

（六）建筑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城市、宫殿、王府、衙署、坛庙、园林、名胜、陵墓8小类。

城市类如《乾隆盛京城阙图》、《乾隆京师生春诗意图》、《乾隆台湾郡城图》、《咸丰广东省城图》、《同治江宁省城图》、《同治武汉城镇合图》、《光绪四川省城街道图》；宫殿类如《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乾隆京城全图》、《紫禁城内各建筑图》；王府类如《怡亲王府图》、《西郊亲王府》、《郑亲王府图》、《醇亲王府图》；衙署类如《光绪西安将军衙门全图》；坛庙类如《康熙孔林图》、《康熙蒙古多伦诺尔善因寺》、《京师太庙、地坛、永慕寺、关帝庙》、《山东孔府孔林图》、《山西临汾尧舜禹庙图》；园林类如《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木兰围场图》、《圆明园四十景》、《三山五园及外三营图》、《西苑三海全图》、《南苑全图》；名胜类如《乾隆江南名胜图》、《嘉庆西湖全图》、《同治御题天下大峨嵋山胜景图》、《光绪申江胜景图》、《光绪金陵省城古迹全图》；陵墓类如清福、昭、东、西陵图。

（七）人物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帝后、名臣、名士3小类。

 帝后类如《清代帝后朝服、便服像》；名臣类如《郑成功像》、《尚可喜像》、《吴三桂斗鹁图》、《达瓦齐像》、《关天培像》、《林则徐像》；名士类如《纳兰性德像》、《戴震像》。

（八）天文方面的画图。如《汤若望天球星宿图》、《南怀仁日食图》。

（九）地域方面的画图，可分为世界、中国、分省、地区、边界5小类。

        世界类如《康熙满文东半球西半球图》、《康熙亚西亚洲图》、《康熙欧罗巴洲图》、《康熙南阿美利加洲图》、《光绪五洲列国图》；中国类如《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大清一统舆图》；分省类如《康熙福建舆图》、《康熙西藏全图》、《康熙四川全图》、《乾隆台湾地理全图》；地区类如《康熙四川至打箭炉图》、《康熙蒙古肯特山图》、《雍正滇东新辟苗疆图》、《乾隆西域舆图》、《乾隆土尔扈特及叶尔羌喀什噶尔阿玉锡图》、《光绪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图说》、《光绪四川卫藏沿边全图》、《光绪伊犁全境图》；边界类如《乾隆西藏廓尔喀交界图》、《同治腾越缅甸中外交界图》、《光绪伊犁中俄分界图》。

   （十）水道方面画图，可分为江河、海界和运河3小类。

江河类如《康熙星宿海河源图》、《康熙长江全图》、《康熙嫩江松花江黑龙江水源图》、《康熙永定河河源图》、《康熙乌苏里江流域图》、《康熙牙鲁藏布江图》、《乾隆黄河源图》；海界类如《康熙澎台海图》、《康熙东洋南洋海道图》、《康熙广东沿海图》、《雍正浙江海塘图》、《光绪山东海疆全图》；运河类如《乾隆运河全图》、《同治山东运河图》。

        

二  画图在清代大量出现的原因

史学研究中重视画图作用的历史相当长久，但能产生上述门类丰富、数量众多的画图，却只有在清代。应该说，这是清代社会发展的某些特殊之处所导致的。

首先是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清代画图中，有许多江河图、河工图。清朝自康熙始，各代都极为重视治理江河。康熙治河能取得良好的成绩，除了亲视河工、用人得当、规划合理等政策适度外，一些技术性工作处理得好也是重要原因，河工图的绘制就是其一。1672年（康熙十一年），他要求臣下绘制河图，以后南巡，无不命河臣画图进呈，并将河图与实情相互参看。如1707年第六次南巡时，指责河督张鹏翮：“朕今乘骑从清口至曹家庙地方详看，……与尔等进呈图样迥乎不同，且所立标准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1]从而及时调整河工。

    为根治水患，康熙还特派侍卫拉锡率员前往青海，寻找河源。由此而产生了清代第一幅河源图——《星宿海河源图》。此图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勘测黄河之源壮举的直接证据。

乾隆朝河图的绘制，同样是治河活动的产物。如1736年（乾隆元年），黄河水大涨，南河总督高斌与淮扬京员夏之芳就疏睿毛城铺以下河道发生争议，为申明已意，高斌特绘河工图呈进乾隆帝，帮助乾隆做出正确的判决。30年后，河道总督、高斌之侄高晋在其所绘《乾隆三十年江南河工图》上还提到此事。

其次，清廷的政治需求。

战后绘制记实性的纪功图，即紫光阁张挂功臣像，在乾隆朝渐成制度。它的创立就是画图与政治的结合。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开始修葺清朝阅视武进士的西苑紫光阁。其中一个内容，是绘制在平定西域之战中立有战功的大学士傅恒、定边将军兆惠以下100名功臣之像，这些画像几乎等人高大，又是记实性，很令观者特别是前来觐见的哈萨克部首领霍集斯产生敬畏感。而这正是乾隆皇帝绘制这批画的目的。

为实现政治目的而绘图还反映在晚清紫光阁张挂平太平天国、捻军等战图上。据载，1885年（光绪十一年），“紫光阁成。朝命征取粤匪、回、捻三案战迹并功臣真象，设功臣画馆于京师。”[2]曾国荃1886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因被绘功臣像而对清廷的感激涕零之情[3]。从这个角度说，慈禧下令要绘制这批战图是达到了目的。但跨越三朝的三次战事的战图，在时隔20年后一次设馆绘制，动因绝不会是仅仅为了所谓的“循制纪功”，拢络有关臣子，更重要的，还是慈禧面临“归政”，欲利用西苑紫光阁的政治功能，以“归政”之身，行使太后垂帘之权。

第三，国际贸易的交往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

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促使传教士远行，将清朝与世界逐渐联系起来。以世界地图为例，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份绘有东西半球各国的世界地图，是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而第一份为中国官方所确认的世界地图《满文东半球西半球图》，也是由清康熙时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绘制。18世纪以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渠道，就不仅是传教士，更多的是中西贸易。西来的商人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就他们经销的茶、瓷、丝绸等商品，绘制了很多制做工艺图，如现存伦敦、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康熙棉花种植加工织布漂染成衣图谱》、《康熙棉麻纺织机械图谱》、《乾隆制瓷图册》、《制茶图》等，同时还绘制了大量的贸易画，如《三百六十行》、《中国民居》、《广州十三行》等。这些描绘中国社会生活的绘画，渐成为商品出现在欧洲市场上，成为欧洲民众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口。而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入侵，了解中国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一些在华西人士拍摄了很多照片，如在中国担任《泰晤士报》记者长达17年的莫理循，就留下了很多1894年后他亲历的在中国重大事件的照片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