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体例与语言
自司马迁著《史记》，创纪传体，为历代修史所继承，直至《清史稿》，都无例外地沿用纪传体。可见，纪传体己成为我国传统修史体例。我们今天修《清史》，基本沿袭传统的纪传体。
纪传是修史的体例，而传记是其中组成部分，它又是何体例?传记者，记人之一生行状，记其言，叙其行。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写人的，记述人的实践活动，并作出评价。古今传记同义，本质无别。差别亦不过评价标准、观念不同而已。文字之差，也是显著差别之一。古人直到民初修《清史稿》，文字皆采文言，而今修史、著史，通用当代白话即通俗语体。采用何种语言文体，亦是体例所规定。
传记写人，典志记事——各项制度之沿袭与革废。故司马迁之《史记》，其笔下人物，各个鲜活，各有个性，各具形象，呼之欲出。在司马迁的观念中，写传记人物，一方面敷陈人物的行状，一方面描绘出内在心态与外在形象，使已故去多少年的人物重新还原，复现于人生的舞台，重新演绎着他的生活故事。这就是司马迁写人物的千古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为后世写传记已树立了范例，以其实践明示写传记的指导观念、采用的体例、写作方法、技巧，乃至语言之运用。可惜，后世修史者几无一人可达此完美境界!唯两《汉书》《三国志》等极少的二三部史书，稍为史家所称许。及清为明朝修《明史》，为清人及今人而首肯。二十六史中，大多传记不被看好，原因就是背离司马迁写人物的指导观念，遗弃其写作方法，将一个个个性不同的人物，变成了其人的履历与简历及若干件事的汇编，变成了没有个人面孔、没有思维的史料堆积。所谓“千人一面”，已失传记的宗旨。以《清史稿》之传记为例，可以说，部分传记确失传记之本义，可能走向极端，与司马迁的做法相去更远，它将很多人物特别是重要人物的传记，转变为人物官场履历表或年谱似的大事记。仅举一例：刘墉为乾隆朝重臣，而《清史稿》仅记为460余字，且几乎是官职升迁调动的履历，其事几无可记，至于其人俭朴的生活、优美的书法，天下推崇之事，在传中只给一个低级评语!如此写刘墉，大失历史真相，除了让人们知道刘氏所任官职，其他什么也没有记叙!
《清史稿》并非一无是处，尽管它写许多人物为败笔，但其语言文字及风格却是统一的，从形式到内在，几乎天衣无缝，能达到文风及语言之一致，实属难得。须知，参与《清史稿》的执笔人，几乎都是“大清”举人或进士出身及翰林院的饱学之士，个个精通古文，文言是他们在官场日常操用的书面文体。故统一语言风格，不约而同，不难做到。
我们修《清史》，其语言与《清史稿》及其他二十五史皆不同，采用当代典雅的书面语，这就和传统修史所用文言明显区别开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确认，我们撰写人物传记，所采用的体例，当为记述文体，顾名思义，就是应用当代典雅的书面语。真实地记述传主一生的实践活动，说得再通俗些，所说实践活动，即是传主的人生经历。
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已经习惯写论文，做考据，与人论辩，擅长于论证，理论分析，明是非等方法，而转为记述传主一生，传文中既不论，也不需要论，更无需考辨，就已显得很不适应。从第一批传稿，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反映出很多学者不太善于写记述文体的人物传。概括地说，有以下三种类型的人物传。
一是论文式的人物传。其特点是，不是按人物即传主的本来面貌，次第展开对传主一生的叙述，却是作者按自己的主观意图，去证明传主什么，以论文的引证方法，以零星的、片断的史料，来证明作者的观点。
二是履历表式的人物传。其做法是，从传主中进士，授官职为始，以官职的变动为基本线索，以任职的时间为序，依次排列。有的一年中，官职频繁变动，反映在传文中，成密集型职历记录。一直排列传主或休致，或去世为止。
三是年谱式或称为大事年表式的人物传。此类人物传，与上述履历表式的人物传有相似相通之处。若从传主的履历与职历看，是为履历表式的人物传，但从职历中，按时间顺序，又记录传主的某件事，记到传主去世，汇集诸事，是为大事年表，其结果，有事记事，无事不记，只剩下官职名称罢了。
上述后两种文本，显然受《清史稿》影响至深，没有摆脱其框架，却为其束缚，循其思路，写成履历或编年体的传稿，差别只在记其事中，详略不同而已。这只是数量增减的问题，还谈不上对《清史稿》的突破。
新修《清史》规定写人物传采用记叙文体，显见上述三种传记不符合要求，都不是合格的传记。当今学者个人写传记，带有很大随意性，所谓见仁见智，无须“一律”。而新修《清史》不属个人学术行为，必须按统一规定撰写，规范化、标准化，如文体则须“一律”，当为修史与著史之区别。
记叙文体，是以记述人物的实践活动为主，是贯彻全传的中心或核心的内容。前已指出，在搜集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需要清理传主的人生经历，到底做了多少事?大事、小事、好事、坏事等，一一分清，然后，按时间先后，循其人生的轨迹，将其所做之事，逐一写来。如强调或突出职历，形成以职历为中心，为其一生的基本线索，忽视对其事的论述，就必然会误人歧途，背离写人物传的基本规则。
最后谈到语言，是体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之重要，又是关系传记之成败的一大关键。一个学者的学问再高深，却不能用典雅的文字表现出来，同样会失败。一句话，缺乏语言功夫，没有传神之笔，就写不出合格的传文，更难达到高水准，高品位。
从已完成的传稿，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文字难达“典雅”，且参差不齐，差别大，文风很不一致。可以归纳为四种语言文字风格。
一是文言，部分传稿用此语言。本来，当代人用文言不是我们的通行语言，没有长期的训练工夫，现在通篇改用文言，达不到一定水准，阅读别扭，表述繁杂。这不是修《清史》要求的语言文字，故应废弃，不予使用。
二是通俗语言，过于通俗，如同通俗读物的语言，有点“大白话”，多把口语用到传文中。如“打败了……”、“了解了工作情况”、“由于……更由于……”等等，难以称“雅”。还有的将当代通行习惯用语也用到传文中，如“某某的作用”，有的采用西方语言风格，多用倒置句或多定语句，如“带着没处理好接班人遗憾的康熙阖然逝去”、“开始了在京中长达十余年的仕途生涯”。这些文字，已失中国语言的风格，与修《清史》的要求也不符。
三是文白相间，即传文中一会儿用方言，一会用通俗语言。一篇传文中文风很不一致。这同样不符合要求。
四是书面语，较为雅致，介乎浅近文言与当代书面语之间，句子简短，错落有致，词汇丰富，且富有变化，体现中国语言的风格。可惜，达到此一水准的传文只有很少一部分。
我们提倡最后一种文风，即用于书面的典雅语言。在这方面，如同在史料上下功夫一样，文字功夫必不可少。只要努力，必有提高!
五、正确处理传文中的几个关系
在史料备齐、筛选完成，并对传主的深入研究之后，开始着手撰写传文，似乎不存在什么障碍。其实不然，并非如想像的那么简单。读过第一批传记文稿，存在的问题的确不少。例如，围绕传主，作者与传主、传主与其周围的人和事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多有处理不当，或有所忽视，或摆列位置不妥等，都直接造成对传文的伤害，毫无疑问，会影响传文的质量。针对传文已出现的各种偏向，我把它归纳成九个方面的关系，分叙如下：
1．作者与传主的关系。这是要求作者首先调整心态，与传主拉近距离，把古人变今人，将历史转换成现实，简言之，就是把传主当成作者身边的人，去接近他，认识他(她)，感受他。当作者如此感悟时，就会对传主产生亲近感，笔下的传主就会变得鲜活，因而给人以真实感。如果作者不是这样的心态，与传主总有遥远时代的距离，就难以达到最佳效果。
2．传主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包括地理、人文、家庭、政治等，指传主生活的时空。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中，因此，叙述传主的活动，不能没有环境。如，《清史稿·于成龙传》写道：“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这就是写环境。从已读过的传文，普遍反映作者缺乏环境观念，例如，叙述战争，却不见具体战场，至多说出战场的地名；写治漕，却不具体说漕运状况，写政治事件，只写传主与皇帝的奏对，却不说具体的政治环境，如此等等，实则把传主的活动都架到空中，成了无场所，无环境的空中“楼阁”。
3．传主的履历与其实践的关系。我们主张，传主的履历包括职历不能不写，其实践活动必须写。前已指出，人的实践活动第一，传记必须把传主的实践行为放到首要地位。传主的职历只能放在其实践活动中加以反映。在很多传稿中，都把职历与任职时间放到了第一位，不论职级高低大小，有官职则必录。《清史稿》颇知节省，遇有任职多，迁调快，往往省略一大批，用“累迁至”云云，一笔代过繁琐的职官罗列。尽管如此，它还是按职历为顺序，重写职历，叙事为其次，实则颠倒了主从关系。如果我们也这样写，不论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还是循《清史稿》旧思路，缺乏必要的创新。、
4．言与行的关系。传记就是记言记行，两者既不能割裂，又不能偏向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有言有行，言中包含人物的思想，这才叫人物传。在部分传稿中，已发现有的只记行，几乎不记言，通篇不见传主说过一句话。还有的只写人物频频上奏章，却不见人物的一个行动!奏章上过后，实行否?也无结果。无行为，岂不是成了“纯思想家”了!这两种偏向同样是不可行的。
5．传主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毫无疑问，传主是本传文中的主角人物，与其相关的人物，再大也是次要人物。例如，写允扔传，他是本传的主要的或叫“中心”人物，他之被立为皇太子，以至几立几废，都取决于康熙帝，即便如此，康熙帝乃是次要角色。与人们的期望相反，如将康熙帝写成了主人公，变成“康熙帝废立太子纪实”了。又如，马思喀传，传主作为先锋火器营的将领参加了著名的乌兰布通之战，将其在战斗中的表现写清楚就行了。但详写了此战中的清军统帅福全，写马思喀只写了一句：“率先锋火器营，与敌对垒。”是否直接参加战斗?表现如何?均不得而知。这就颠倒了主次人物的关系，不能正确叙述传主的历史。
6．传主的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内在”是指人物的内心世界，包括品行、修养、信仰、性格、嗜好、作风等，“外在”是指传主的外貌，如身材、高矮、胖瘦等，但更重要的是，人物的行为方式，如举手投足、情绪的向外宣泄等，都是外在的表现。写出这些方面的内容，才真正使人物“活”起来，变得有血有肉，又有思想的一个人。可以说，在上百篇的传文中，大多不写传主的精神面貌，而“外在”同样不见诸文字描写，连个什么模样也难以想像出来!当然，史书中无此记载，也不能像写小说，任意编造出来。但应当注意这方面的内容，多方挖掘史料，如能补充其空缺，就使传主的形象具体化了。
7．作者的是非观念与传主的是是非非的关系。传主的一生，同今人的一生一样，总有些是非问题，一生中不可能完全正确，说错话，做错事，是常有之事，好人如此，坏人做坏事也是必然。对传主的是非，正确与错误，作者要不要给予评断?从传记稿中可以看到，作者不予评判或有意回避，站在纯客观的立场，对传主的活动，进行纯客观地论述，没有褒贬，没有是非。这也有违修史的原则。历代修史，没有不贯彻或渗透其是非观念，总是将是非寓于文字的叙述之中，寓是非于字里行间。如果我们不做出判断，不画龙点睛，就无法揭示历史真相，使人看不清本质。如噶尔丹，以武装反清，造成内外蒙古牧民的深重灾难。此事是非，要不要揭示明白?传文中写了四个字：“扰边滋事”，这样定性准确否?像这样关系国家统一的大是大非，是无法回避的，应当表明作者的是非立场。
8．行文与引文的关系。行文是指作者在传文中的叙述语言，而引文是从史料中引用过来的原始记录。在两者关系中，关键是引文，哪些该引，哪些不该引，不仅影响传文的文字风格，也影响到传文内容的恰当表述。原则上说，一般尽量少引文。但是，如皇帝的诏书、谕旨、大臣的奏疏，以及人物的相互对话等，当引则必引，务求意思完整。此引有存史的价值。其不可引者，为叙述性、描述性的，后人评论性的，不具有重大史料价值，不宜做引文，如“家贫”、“善诗文”、“喜读书”、“聪颖”之类的话，没有引用的必要；作者将其意用自己的语言是可以表述明白的。还有，论文式的引文法亦当避免。此类引文，往往是引一句后，作者自说一二句，接着再引一句，或者只引几个关键词，这就是引文加作者的话，连接起来，阐述作者的观点。将资料分解或肢解原文，将一个完整地论述，变为支离细碎，或许适用于论文，却不符合修史写传记的要求。这种情况，在已见的传文中较为普遍，表明作者仍习惯于论文写作，对新修《清史》传记的要求还不适应。再有一种情况，当引而不引，把史料不作引文用，却大段地照录原文，变成作者的行文，致使史料真伪不辨，而照录的文字为文言，与传文的通俗语言完全不协调，又文又白，文风不一致，有失规范。
9．大与小的关系。是指大事，小事，应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一般来说，人们惯于注重大事，是不存疑义的。但对于小事往往忽略，不那么看重，研究人物，撰写人物传，是不应该忽视小事的。所说“小事”，无非是传主日常生活的细节，或传主一些行为，如举手投足，喜怒哀乐，情绪宣泄，生活习惯等。须知，以小见大，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一件小事，足以显现传主的内心情状，品性高下。如，刘墉其人，乾隆朝重臣，生活节俭，平时穿破的衣服，即使过年，亦不改新装。于成龙(山西人)为康熙朝重臣，以廉洁、俭朴著称。做江南总督，仍生活节俭。平时很少吃肉，总是吃青菜，人称“于青菜”。在外为宫，从不携家属。其子自山西来南京探父，伙食很差，走时，他给其子只买了半只盐水鸭和百余斤红薯供途中吃用。故又有“于半鸭”之称。康熙帝则称他是“天下第一廉吏”!以上所举，看似小事，却是见品格、见精神，也最感动人!在已见的传文中，很少有写小事的，或者说，几乎没有写小事的，就难有传神之笔，无法感动人。这种只写大事而忽视小事的倾向应当克服。其实也不难克服，只须稍加重视，写进去一些有典型意义的小事，必给本传增色不少!
传文中的“关系”，还可举出一些，举其要者，列出上述九种，也是九个方面的问题。这里，即本文所作的理论概括与简要分析，只是提供一个思路，给传记的写作提示一个借鉴，这也是研究传记撰写方法的一次大胆尝试。只要我们转换思维方式，也同研究人物一样，认真研究撰写方法和技巧，一定能写出传神的精彩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