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在其《关于清史稿意见书》中说：“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且十年来史料之大批发现，史学之长足进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难。”[20]显然，他的意思并不赞成禁绝《清史稿》。1934年11月行政院呈准国民政府，聘吴宗慈撰成“检校述略”一册、检正表九册、补表六册。次年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签注意见，主张：“在该史稿未修正以前，原稿似亦不妨仍准国内书店印行，惟须责令附印吴氏（吴宗慈）之检校述略或检正表，以资纠正。”[21]清史学界泰斗孟森先生也撰文不赞成禁止《清史稿》发行，他在评论该书的史料作用时说：“清一代掌故，无有搜辑宏富，纲举目张如此书者。”[22]

总之，《清史稿》面世后人们尽管对它认识不一，评价悬殊，但重修清史的呼声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始终不绝于耳。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正进行中的清史编纂应该是对上世纪重修清史呼声的一个良好的回答。

不可否认，清史编纂工程启动前后，社会各界及学者个人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提出反对意见。当然存在不同意见并不足为怪。但我们认为，国家的决定和大多数学者的呼声是正确的，清史的确应该重新编纂。这是因为：

第一，   编纂清史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如所周知，《清史稿》只是一部有关“清史”的初稿，“仿王鸿绪《明史稿》例，称为《清史稿》”。因此它未被列为正史，也未经当时政府的承认。[23]正如赵尔巽在《清史稿发刊缀言》中所说：“盖此稿并非视为成书也。”另外，《清史稿》也存在很多谬误，已如前述。可见，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编一部清史与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相衔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   编纂清史有极强烈的现实意义。

    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历史发展，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又是明天的中国发展的历史基础。清朝如果从皇太极1636年建立“大清”国号起，至1911年灭亡止，共计276年。这么长的历史，既有康乾盛世的辉煌，又有因闭关锁国而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屈辱，其成功、失误、教训，实足令人深思。“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在中国历史上，清朝距离我们的时间最近，因而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所以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要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深入研究有清一代的历史，就很有必要编纂一部内容详尽、资料丰富的清朝历史。

第三，   当前修清史的条件基本具备。

    首先，当前国家总体上看来，政治上稳定，经济上繁荣发展，财政、金融上比较宽裕，这就使国家有力量把文化建设提到一个重要地位，启动清史纂修工程。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纂修《清史》，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其次，清史研究机构迅速扩大，研究人员急剧增加，研究领域逐渐深入，研究成果日趋显著。编纂一部大型清史，就必须动员全国各地（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学术力量协同努力。清史研究被提到了重要地位，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重视，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从研究机构来看，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祖国大陆即有64所院校、20多家社会科学院所、20多个文博单位，香港有3所高校，台湾26个科研院所、高校有清史研究机构；从研究人员来看，上世纪初至70年代，只有孟森、邓之诚、萧一山、范文澜、郑天挺、莫东寅、商鸿逵、王锺翰、庄吉发、许大龄、李洵、戴逸、陈捷先等为数不多的专家及他们的一些学生研究清史；现在祖国大陆高校、社科院所、文博单位即有千余人，香港有20余人，台湾有400余人研究清史，他们中一半以上具有高级职称，学术日臻成熟，研究能力颇强。从研究领域来看，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清史研究领域日益深入，涉及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宗教文化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从研究成果来看，祖国大陆清史研究数量急剧增多，不仅有清朝通史，而且几乎各个领域均有数量不菲的著作出版，台湾清史研究成果也颇为喜人。[24]

再次，学术资料积累日趋深厚。

编纂清史，必须要有充足的、可靠的学术资料；没有充足的、可靠的学术资料，就等于巧妇为无米之炊。近些年来，有关清史的学术资料发现、出版日渐增多，特别是档案的出版和利用形势十分喜人。如所周知，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其原始性、可靠性和真实性是其它史料所代替不了的。现存清代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档案就有2000多万件（册），分存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包括台湾），这些都是编纂清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材料。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第一和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各地档案馆在改革开放后，大都对外开放，供研究者利用；同时，他们也都在认真整理、出版部分档案，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以后，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整理出版了一百多种档案，4亿多字。这种深厚的学术积累，是编纂一部高水平、高质量的清史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又次，学术交流日趋密切。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海峡两岸清史学者很少能进行学术交流；而祖国大陆的清史学者与国际的学术交流也甚少。进入新时期后，特别是启动清史工程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两岸清史学者之间、大陆清史学者与日本和欧美清史学者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和增多。例如，清史工程启动以后，海峡两岸学者就多次进行学术座谈与相互访问；中日学者也在一起举行研讨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在2004、2005年两次来华访问，与清史编委会及其有关部门就利用俄文档案的合作事宜进行商谈。所有这些，对清史编纂无疑都会起促进作用。

最后，研究手段逐渐现代化。

以往学者们多用手抄卡片的形式，进行学术资料积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末，大多数学者开始用电脑进行学术资料积累，以及把档案、文献进行数字化整理，这就使研究手段逐渐现代化，研究速度大大提高，对推动清史编纂的进程大有裨益。

 

三 清史编纂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发展中华传统文化

 

清史纂修要本着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原则，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全面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又要反映时代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中国社会的继续发展；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

第一，   关于清史纂修的历史思想。

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

二十四史蕴含着丰富的、明确的历史思想，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

古代的所谓“究天人之际”，一方面是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不相干的；另一方面又注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25]清代历朝皇帝都是非常相信天人感应的君王，诏书中每每都要写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字样，往往把自己的统治以及社会安定与否以天人感应进行解释，但实际上他们更注重从民本思想出发，通过民气来感召天和。清史纂修应该对此加以重视。关于人在清史发展中的作用，将在下面细谈。

所谓“通古之变”，在清史纂修中，就是要贯穿清代自发祥至灭亡的全部历史，勾勒出清代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戴逸先生在谈到《清史·通纪》的编纂时说，“通纪”就是要用8卷本、300万字的规模，把清朝三百年的历史加以扼要的、概括的叙述，做到前后贯通，充分表现有清一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到发展与鼎盛时期，到衰落以至于灭亡的全过程，这里面，当然要多方面反映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包括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各个方面，包括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把三百年的清史划分为以下八个阶段：1.满族兴起和清朝建立（1583—1643），2.清朝入关和确立全国统治（1644—1683），3.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康熙之治（1684—1722），4.雍正改革和乾隆统一全国（1723—1776），5.清朝中衰（1777—1839），6.外国武装侵略和国内农民战争（1840—1864）7.清朝自强运动及其失败（1865—1895）8.清末改革和清朝覆亡（1896—1912）。[26]通过这八个阶段的历史叙述，我们就将能够看到清朝从发祥到建立、康乾盛世、嘉道中衰、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清朝统治、辛亥革命和清朝覆亡的一个完整的历史面貌，并能反映出各个时代的不同的特点。

“通古之变”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见盛观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例如，戴逸先生在回答毛泽东关于满族几十万人口怎么把汉族一亿人口都征服了的问题时说：第一，满族当时处于社会发展发生了根本变化的阶段，这个民族产生出一种蓬勃的朝气；第二，清朝开国领袖们英勇善战和把满族八旗人统一在自己周围；第三，满族内部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解决了内部矛盾，使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第四，向汉族学习，学习汉族的文化制度，重用汉人；第五，联合蒙古及其他各民族，尤其是满蒙联盟，成为清朝统一全国的重要支柱。相反，明朝统治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却日暮途穷，无法承担统一全国的重任。[27]这种观点可说是对明清之际历史经验的正确概括，值得清史编纂专家们借鉴和参考。此外，有清一代历史上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借鉴的问题。例如，清代盛极而衰，清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对外政策和民族政策，中西交流，民间宗教的盛衰，等等，都需要我们提供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答案，并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借鉴作用。

2.秉笔直书、广征博采的信史原则。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史家在纂修史书时非常讲求信史原则，即“《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8]。这个原则就是名垂史书的“书法不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秉笔直书。秉笔直书要求史家要有良好的史学修养，即要有才、学、识“三长”。清史在纂修中，自然也要求撰写者有“三长”的良好的史学修养，和秉笔直书的信史原则，对历史事实、尤其是重大历史事实（包括有争议的历史事实），更要给予事实求是的直书。例如，清初的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继位、乾隆身世等问题，都要求撰写者在认真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得出一个比较恰如其分的、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又比较易于为读者所接受的结论。再如，评价历史人物，也不应依据个人好恶为依据。前些时候，一篇文章说，李鸿章在与俄财政大臣维特签署《中俄密约》时，只收了维特一次贿赂，而且未落入自己腰包。作者的言下之义显然是告诉人们，李鸿章在签订《中俄密约》的过程中不应该受到谴责。这种观点就违反了历代史家讲求的信史原则。因为第一，未落入自己腰包的不义之财，本身也是违法的。第二，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依据俄档案而撰写的《帝俄侵略满洲史》，明确无误地指出，李鸿章先后两次接受了维特百万两银子的贿赂，另据它书记载，李鸿章将百万两银子存入了英国的一家银行。由此看来，李鸿章在《中俄密约》签订过程中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更不要说《中俄密约》给清政府和近代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的恶劣影响了。

“广征博采”是“秉笔直书”的前提，只有先对史料进行广征博采，再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得到可信的史料，然后才能成为撰写史书的资料依据。国家清史编委会于2003年先后成立了文献组、编译组、出版组，对国内外现存的清代档案、文献等进行了广泛的摸底调研，并在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于2005年底前出版了图书40余种、300余册。这无论对清史纂修，还是对整理保存国家文献都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同时也为清史撰写者们提供了大量的、可信的历史资料，对他们“秉笔直书”大有裨益。清史撰写者们应广泛、细致地研究这些史料，以写出有价值的“信史”，从而使新编“清史”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清史编纂还“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29]

清史编修要有“世界眼光”的认识，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要用世界的眼光，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更要联系世界发展的进程。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被动，清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融入了当时世界发展进程。清王朝的兴、盛、衰、亡无一不是在当时的世界格局里发生的，同时也对当时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0]

以上编纂清史的指导思想，既体现了大型清史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又体现了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由于大型清史尚未编成，这里只能再从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和内容设计上加以考察。

第二，从体裁体例上考察。

2003年，清史编委会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关大型清史体裁体例的大讨论，规模较大，参加讨论的人数较多。先后在北京、上海、大连、广州以及台湾的台北、宜兰等地展开了13次体裁体例的大会，700余人次与会，发出的调研大纲、调查问卷有1000份，回收率在96%以上。这期间，海峡两岸的学者分别在北京和台湾聚会三次，台湾的专家、学者就体裁体例也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宝贵的意见。

经过充分讨论和研究，清史编委会设计了清史纂修的主体部分和基础、辅助部分的十年总规划。主体部分是大型清史的主要内容，设置五个部分，即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其中，《通纪》采用章节体，其它四部分采用传统体裁——纪传体。这种安排既符合了中华文化有关史籍编纂的传统，又体现了史籍编纂的历史发展和演变。

我们知道，二十四史主要是纪传体史书，而纪传体的优点正如戴逸先生所说，“包含量大”，能“从各个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体现历史发展演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样，通过大型清史的编纂，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为加强现代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借鉴经验。

    章节体是上世纪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开始采用的，并沿用至今。其优点是“能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历史的规律，可以对历史进行连续性的、立体式的、有重点的编写”。[31]显然，章节体在大型清史编纂中的运用，既反映时代精神，同时又有助于人们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既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能联系世界发展历史的进程。这样，大型清史的编纂不仅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

第三，从设计内容上考察。

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只是指中国的古代文化，还应该包括一百多年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文化”。[32]这就是说，不仅清代前期、而且清代后期（以往俗称的一百多年来“近代”）的历史，都应该包含在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中，也就是金先生所说的“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而要对这一“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进行研究，首先应该了解清代三百年来的历史定位问题。

新编清史除了通缉以外，还有传记、典志、史表、图录。

传记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来揭示清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反映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清史稿》的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所以其列传主要是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活动和作用，极少反映或贬低下层群众的作用，更不能反映广大劳动妇女的活动。而新编清史特别注重为下层群众和劳动者编写传记，例如，为历史上起作用的民族资本家、华侨、科学家、艺术家（戴先生还想编个《诸艺传》，为处于社会低层的老艺人立传），在反侵略斗争中牺牲的下级官吏，为对大一统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首领立传。

典志主要是记述清代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以往曾流行“读书先读序，读史先读志”，志就是典章制度。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典志在史书中的作用。新编清史在典志部分纠正了《清史稿》的许多错误，并有很多创新。例如，《清史稿》在称呼少数民族时，常用反犬旁（如带反犬旁的苗字），而新编清史一律改为人字旁。[33]这对于增强民族团结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均大有裨益。

史表历来为传统史家所重视，被称为“谱列年爵”，“以收复杂事项”，有省去繁冗记载的功用。新编清史要求史表的设置和撰写应具有显示清代历史演进阶段性的意义，并应有助于显示清代历史的特点。例如，《藩部封爵表》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清代藩部封爵制度的性质、特点及其演变和发展。通过此表，人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清代藩部封爵制度是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同时该制度在完备过程中又促进了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图录是新编清史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创新，它收录了许多珍贵的、罕有价值的历史地图、清代绘画作品、文物图片和历史照片等，既为清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又为该书增加了形象性和直观性，对于人们完整地了解清代历史及清代的历史地位有极强的作用。

 

作为新世纪一项巨大学术文化工程，新型《清史》的新纂，对于发扬中国历代修史传统，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延续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均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相信，海峡两岸的学者，一定能为编纂一部传世的大型《清史》而积极努力。

 

 

 参考文献：

[1] 《孟子·滕文公下》。

[2] 《汉书·叙传》。

[3] 《明夷待访录·原君》。

[4] 蔡美彪在清史编纂座谈会上的讲话，《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 吴南星：《论修清史》，《前线》1963年第2期。

[6] 郑天挺：《关于编写清史、民国史之设想》，《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

[7] 参见王俊义《记明清史学家郭影秋》，《史苑》2004年第5期。注，《史苑》为国家清史编委会主办“中华文史网”电子期刊。

[8] 清史编纂规划起草小组：《清史编纂规划（草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87—1188页。

[9] 《清史稿编印、禁售及进行校注之经过》，《清史稿校注》卷首。

[10] 《清史稿编印、禁售及进行校注之经过》，《清史稿校注》卷首。

[11] 参见张玉兴《评〈清史稿校注〉》，《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2004年。

[12] 《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史苑》2004年第7期。

[13] 赵尔巽：《清史稿发刊缀言》。

[14] 《清史稿》卷一二0《食货志》。

[15] 《清史稿》卷四九六《李秉钧传》。

[16] 以上引文俱见《清史稿》卷四七三《康有为传》、《张勋传》。

[17] 黄爱平：《十八世纪世界发展的趋势与中国的世界观念》，张岂之、方克立、王俊义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东方红书社，2002年。

[18] 赵尔巽：《清史稿发刊缀言》，《清史稿校注》卷首。

[19] 朱汇森：《清史稿校注序》，《清史稿校注》卷首。

[20] 引自朱汇森《清史稿校注序》。

[21] 《清史稿编印、禁售及进行校注之经过》，《清史稿校注》卷首。

[22] 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

[23] 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61页。

[24] 参见王江、颜军：《大陆清史研究队伍现状调研报告》，《史苑》2005年第2期；《关于台港澳清史研究队伍的现状》，《史苑》2005年第3期。

[25] 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著名史学史专家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二版。

[26]参见戴逸《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史苑》2005年第5期。

[27] 参见戴逸《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史苑》2005年第5期。

[28] 《春秋谷梁传》桓公五年。

[29] 参见《光明日报》2003年3月13日。

[30] 郑明：《清史纂修纪实（一）》，《史苑》2005年第5期。以下引用此文不在加注。

[31] 戴逸：《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史苑》2005年第5期。

[32] 金冲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上卷，第19页。

[33] 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清史·民族志〉编纂凡例》，《史苑》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