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编纂作为新世纪的一项巨大学术文化工程，在以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为编委会主任的主持下，已于2003年正式启动。这件事为海内外所瞩目，笔者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参与部分具体工作，工作中也曾常常思考编纂清史的重大意义，清史应如何编纂，以及它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特别是《清史》纂修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谈点浅见。
一 新修《清史》是中国历代修史传统的继续
如所周知，在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始终绵延不断，其结晶就是人所共知的二十四史。史书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有数千年的修史传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在春秋时期一个“礼崩乐坏”的背景下，深感“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由此，孔子不仅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开创了纂修史书的先河。
孔子之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无论是鼎盛之世，还是衰弱年代，亦或易代之际，国家（或私人）修史连绵不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
一般说来，鼎盛之世和易代之世修史主要是封建朝廷主持的，私人修史则起辅助作用；衰弱之世修史大多为私人修史。但不管以哪种形式修史，第一，都表明史籍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封建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有序”的“顺礼”等级秩序，就是在思想上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第二，都表明史籍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明传统，在任何时期（包括分裂割据时期），都是连接人们思想的纽带。例如，“大一统”的思想，在封建统治阶级和一般社会下层群众都深深地扎了根，成为他们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理论基础。
具体而言，盛世修史和易代修史，其旨大抵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通过修史来表明本朝的正统地位。西汉史学家班彪、班超父子在修史中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汉绍尧运，以建帝业”[2]。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有这种情况。第二，宣扬帝王的圣功明德。这在清朝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要说《清史稿》、历朝实录，就连种类繁多的方略、纪略、会典、“三通”和“续三通”，无一不是歌颂清代帝王的圣功明德。第三，总结前朝或历代封建统治的历史经验，为本朝统治者巩固封建统治而出谋划策。这在人们所熟知的《贞观政要》和许多史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乱世修史更多地表现为史家具有忧患意识，积极探求历史治乱兴衰之道的色彩。例如，人们所熟知的生活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大史学家黄宗羲发出的“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就是明证。
自清朝灭亡至今，已近百年，但一直没有一部科学的、被列为正史的《清史》（《清史稿》虽被列为“二十六史”，但一直未被列为正史），全面系统反映有清一代的历史及其发展轨迹。为此，海峡两岸有关方面，一直很关注新型清史的纂修。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给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东北一个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国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二百多年，其中道理何在？他说他很想研究清史，可是现在没有时间。[4]那时，相当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和一些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清朝是怎么建立的，为什么会灭亡；清朝统治中国几百年，统治这么大面积、这么多民族，它是怎么兴起的，其灭亡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1949年后，董必武建议编写《清史》。1959年，周恩来委托吴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从此，直至1966年，编纂清史始终是吴晗心中首要思考的问题。首先，他大力赞成和支持国家编纂清史。吴晗说：“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我们伟大的祖国也同样有许多自己的特征。特征之一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私人和国家编修的国家历史，一直沿续下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总结前朝的经验，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或刊印前朝的断代史。这个好办法……一直被保存下来，是我们国家的好传统，也是历史特征之一。”吴晗对编写清史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5]第二，吴晗还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开始。第三，他在学界积极争取专家学者的支持。他先后与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天挺、著名近代史专家戴逸等人多次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郑天挺先生就清史编纂的体裁、篇目的具体安排和编纂要求都向吴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天挺提出，编纂清史要：“（1）摆事实，讲道理。（2）从政治、经济的总和，阐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指出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3）宣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国内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一律平等待遇。尊重邻近国家的自尊心。”[6]
1965年秋，周恩来和有关部门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
郭影秋于1963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为编纂清史呕心沥血，付出了许多艰辛。第一，积极组建清史研究机构。1965年底，郭影秋授意戴逸草拟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规划，意将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1972年，他领导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该小组是此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该小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清史研究所。郭影秋领导了所内重点科研项目《清史编年》的编写，为编纂清史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强调纂修清史的意义，指导和确立清史研究项目。郭影秋把清史所的长远目标定为编纂大型清史，为了摸清楚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过程，建议先写一个简本，这个简本可以看作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80年代，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以及集体编写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就是按郭影秋的指示，经过深入研究后推出的研究成果。第三，关心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为编纂清史组织队伍，积蓄力量。由上所述，正如戴逸所说：“郭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7]
70年代末，编纂清史的呼声又在学界响起。197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等单位起草了《清史编纂规划（草案）》。《草案》的内容包括七个方面：一、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现状；二、任务和方针；三、体例与篇幅；四、机构；五、研究人员的培养；六、预备时期规划要点；七、编纂时期规划设想。还有四个附件：一、关于成立清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出版清史资料的建议；二、关于为配合清史修撰而加强清代档案整理工作的建议；三、编辑清史图录的建议；四、清史（1840年以前）研究拟题。《草案》在阐述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时说：“深入研究清朝的历史，对我们分析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残余的历史根源以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对于了解近几个世纪的中外关系以促进我国今后外交事务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草案》指出了清史编纂的重要意义：“全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编写一部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清史，大力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以迎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草案》还表示：“我们必须树雄心、立壮志，在我们这一代完成清史编写任务，不能把这个任务留给子孙后代。”[8]
《清史编纂规划（草案）》制订以后，引起了学界日益广泛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2期开辟了“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讨论”专栏，著名明清史家商鸿逵、王锺翰教授对编纂清史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议。
80年代初，又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建议国家纂修清史，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将这封信批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时，国家正在制订社会科学的“六五”规划，清史是历史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本拟先写一部清代人物传和一部清代通史，作为整个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构，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七五”规划。当初的社科规划基金较少，资助的力度不够以及其他原因，大型清史的编纂工程未能继续实施下去。
2001年4月6日，著名国学大师、清史专家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戴逸、李文海等教授再次呼吁编纂清史，得到社会科学界的积极响应。
2002年11月，在国务院办公厅的指导下，组成了清史编纂领导小组。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并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由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组成，戴逸教授出任编委会主任，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至此，久所期待的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台湾省有关方面对清史编纂也予以很大关注，并付诸于行动。
1961年10月，台湾省以清史编纂委员会名义出版了《清史》一书，共八册。该书就《清史稿》体裁、立论、书法等均有所匡正，对清史编纂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该书对于《清史稿》“底本及诸重要史料，则多未能悉睹，仓促成书，脱漏舛讹，在所难免”[9]。这就是说，《清史》一书的编纂者都承认，该书的编纂是不成功的。实际上该书分为两编，正编529卷，补编21卷。其中，补编将郑成功、洪秀全放入“载记”也是不妥的。再有，该书中也不时露出如德宗“崩”的封建字样。
1986—1991年，台湾又出版了十六巨册的《清史稿校注》一书。该书以数十位台湾学者的努力，对70多年来一直牵动海内外人心而争议颇多的《清史稿》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共出校四万条注文，300余万字，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该书的出版对《清史稿》的研究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该书囿于各种条件，只能采取“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10]的办法，加新式标点，因此正如清史专家张玉兴先生所说，该书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留下了不少缺憾，诸如校订不细，校订标准不一，一些重要文献遗漏或未被征引，遗漏与错误所在多有，甚至有些明显的错误亦未出校，有些出校的又系编纂者的错误。[11]
二 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必要科学地总结有清一代的历史
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准确评价。
对清史的定位，不同时期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由清朝遗老编纂的《清史稿》，为了证明清朝的统治是正确的，其定位是清朝天子是圣明的、功迈千古的，清统治的三百年间造福了苍生百姓，因而极力歌颂它的光辉一面；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需要，把清朝统治描写为一个血腥的、残暴的、腐败的、落后的皇朝，因而尽情揭露它的黑暗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对清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研究的角度，是从反帝反封建而言，因而对清朝的评价都是负面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清史逐渐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清朝的入关和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那么中国就不会处于近代那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另外有些人认为，清朝的闭关政策和固步自封自大的心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缓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显然，对清朝定位的准确与否，是清史编纂、尤其是通纪编纂成功与否的关键。
对清朝的定位，戴逸先生是这样说的：“在清朝这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荣艰难的路程，既有光辉的历史事迹，也有悲惨屈辱的遭遇，既有不幸的痛楚和苦难，也有执着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 [12]这种评价较为公允、客观。清朝三百年的统治，最大的功绩是奠定了中国的版图，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一统”局面。这份遗产对我们乃至后代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再有，康雍乾时期清朝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也是需要我们认真予以评价的。当然，清朝统治也暴露了许多致命的弱点，例如人们常说的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闭关政策等。不过，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首先，怎样认识清朝入关和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清朝入关和清朝统治对全国的确立，是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的三种政治势力（满族贵族、南明王朝、农民军）角逐的必然结果，不是满族贵族和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玄烨等人的意愿所能决定的。显然，把清朝入关和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看作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源流是错误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其次，怎样看待清朝的闭关政策。无可否认，清代的闭关政策确实是使中国落后了，而且是越来越落后，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一定负面影响。但是，清朝的闭关政策并不是满族贵族的独创，而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完全归结为清朝的闭关政策也有失公允。
清朝历史有两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第一，鸦片战争后，在欧美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之下，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中国人民却逐渐觉醒，有了学习先进的意识，有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并且付诸行动，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显然，对拯救、复兴中国的这种伟大精神和行动的研究是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清朝从一开始，就和外国有所接触，而且越来越多以后，这种接触越来越多。因此，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研究清代的中西交流，也是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所必需的。
由上所述，有清一代历史，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总结，又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开端。因此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都和现在有息息相关的联系，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编纂新型《清史》一方面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同时，也是由于已有的《清史稿》存在较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再谈谈《清史稿》是怎样编纂和叙述清朝历史的。
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国史馆，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馆长，开始编纂清史。最初，编纂者大体上以清朝遗老为主。1917年张勋复辟时，编纂暂停，后靠奉系军阀张作霖资助才得以最终完成，1927年刊印，历时14年之久。全书共536卷，其中本纪十二，25卷；志十六，142卷；表十，53卷；列传十五，316卷。《清史稿》是清朝灭亡以后，仿照以往封建时代“正史”的体例而编纂的一部清代通史。可以说该书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人们学习、研究清史的基本参考书。
赵尔巽在《清史稿》发刊时说：“窃以清史关系一代典章文献，失今不修，后来益难著手”[13]。可见，《清史稿》在纂修者的眼里是一部有清一代典章文献的总汇。事实的确是这样。
《清史稿》资料来源丰富，有清代国史馆的国史底本，清代历朝实录、起居注、圣训、方略、会典、文献通考、方志、文集、碑传，同时又参阅了清代史馆大库、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案。这些资料和档案虽然目前都很容易找到，但可以与《清史稿》相互对照、比较。《清史稿》标点本“出版说明”指出：“它把大量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仍有它的参考价值。”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
但是《清史稿》的舛误也是很多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过分赞扬清朝统治，对不利于清统治的史料竭力掩盖。
《清史稿》的编纂者过分赞扬和夸美清朝统治。清朝统治时期，曾经对全国各省实行了数次蠲免措施，对促进农业生产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负面影响。但《清史稿·食货志》却无限夸美清朝这一措施：“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又普免天下钱粮，至再至三。呜呼，古未有也。”[14]
《清史稿》的编纂者对不利于清统治的史料竭力掩盖。清朝入关以后，清统治者竭力掩盖满族先民臣明的史实，《清史稿》的编纂者迎合这一意愿，对建州三卫讳莫如深。此外，《清史稿》的作者还对清统治的一些重要罪行，如清军入关后对汉族的大肆烧杀劫掠、震动朝野的文字狱等案件也竭力抹杀或掩盖。
第二，对反清革命和反清组织、志士诽谤谩骂。
有清一代，反清活动和反清革命此起彼伏。《清史稿》的作者对此大肆诽谤谩骂，例如，骂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海寇”，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李文成、洪秀全、陈玉成等为“贼”、“匪”、“寇”、“逆”；对以下层贫苦群众为核心的民间宗教谩骂为“邪教”；对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也竭尽谩骂侮辱诽谤之能事。这些在《清史稿》中比比皆是。
第三，诋毁辛亥革命，鼓吹复辟清廷。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然而，编纂《清史稿》的遗老们却对此大肆仇恨，谩骂辛亥革命为“谋乱”；拒不承认中华民国，也不用民国纪年。例如，《清史稿》把民国元年写作壬子年、民国六年为丁巳年。
清廷灭亡以后，编纂《清史稿》的清朝遗老们如丧考妣，时刻梦想复辟清廷。据说，在讨论《清史稿》的纂修时，有的遗老竟提出把“宣统本纪”写成“今上本纪”；他们为清廷殉葬者大唱赞歌，例如，在记述汉军正白旗人李秉钧时，《清史稿》写道：“（辛亥）革命变起，（李）慨然曰‘国亡与亡，义也！第县治无官，民将失所。’召绅士议保卫，法既定，仰药死。”[15]
1912年“移宫事起，（民国政府欲）修改（清皇室）优待条件”，康有为坚决反对，上书称此举“实为民国羞也”。《清史稿》的作者称赞康有为的奏疏“悲愤动人”。
1917年清朝余孽张勋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编纂《清史稿》的遗老们对此欣喜若狂，对张勋复辟和张勋本人大加赞扬。例如，《清史稿》写到：“（张勋）临战，尽纳家属妻妾子女别室，不听避，盖自怼负国，誓骨肉俱殉。”
《清史稿》的作者对康有为和张勋的评价是：“丁巳复辟，甲子移宫，实为（清廷）逊位后两大案，而勋与有为又与清室相终始，亦不可遂没其人。明末三王及诸遗臣，史皆勿讳，今仿其体，并详著于篇，庶几考有清一代之本末者，有所鉴焉。” [16]这就是说，《清史稿》为康有为和张勋立传，就是赞扬他们对清廷忠贞无二的精神。
第四，对帝国列强的侵华罪行不予揭露。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欧美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相继侵入中国，对中国居民大肆烧杀劫掠，任意摧残中国文化，并强迫清政府签订数十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清史稿》的作者们抱着“为亲者讳”的理念，对“天朝大国”所受耻辱百般遮掩。例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沙俄“借地修路”和强占旅大、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等为妇孺皆知、中外人士强烈谴责的罪行轻描淡写；而对爱国的、具有正义感的君臣及地方官吏、下层群众的愤怒谴责和英勇反抗行为却持不闻不问，甚至敌视的态度。例如，光绪皇帝在获得《中俄密约》中文本时怒斥说“举祖宗发祥之地，而卖与俄人也”，而此话却不见于《清史稿》和官方文献，相反《清朝野史大观》倒披露了这句话。
第五，顽固抱着“华夷之辨”的观念，百般阻挠中西交融。
清朝从兴起、发展到衰亡的整个过程中，都和世界历史紧密相连的，而且越到后期，清廷越离不开世界一体化的大趋势。然而纂修《清史稿》的遗老遗少们，顽固抱着传统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宣扬“西学中原”、“中央大国”的优越感和封闭自大的心理，以及拘囿于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贸易观，[17]即中外贸易对清廷来说，本身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只是用于怀柔“远人”的手段和赐予“外夷”的恩惠。这种宣传无疑在清末一体化的世界形势下，阻碍了中国人民打破樊篱，更新观念，认识世界，以至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
此外，《清史稿》在其他方面也有阙失。例如，该书没有一个主编，体例庞杂，内容重复，有一人两传者。
《清史稿》发刊后，84岁高龄的赵尔巽也说：“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然此急就之章，较诸元史之成，已多时日，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18]
《清史稿》面世以后，遭到了民国人士的斥责，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社会各方均有意重修清史。1929年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李石曾具呈行政院，“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反民国、不合体例等乖谬浅陋十九项”[19]，要求禁止《清史稿》发行，获得政府批准。但实际上，此禁令并未认真执行。当时人们对《清史稿》的认识不一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