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社会，内忧重重，矛盾纷起。政治上，统治机构的腐朽堕落，官吏的横征暴敛，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无立锥之地，被迫奋起反抗。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以及云南、四川、台湾、两广、山西、湖南等地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而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将农民起义推向高峰，引起清政府与广大士绅阶层的极大恐慌。经济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格局，因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逐渐解体。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地主、官僚、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盘剥，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发展，引起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于万死中求一生，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1]（P5 ）要求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西欧及日美各国在19世纪以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他们野心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地广人多而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成为其追逐的目标。先进的炮舰撞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帝国主义一步步地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富国强民”，不受列强欺侮，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考虑与探索的问题。

内忧外患使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的迫切性。他们介绍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中国，强烈揭露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如严复翻译大量外国政治书籍，对封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他介绍的学说“自有左右舆论之势力”[3]；梁启超、 杨度等人创办刊物，揭露清政府“对于内惟知窃财，对于外惟知赠礼，人民之生命财产，非其所问”的真实面目[4]，认为“苟欲救之，舍立宪外，既无他策”[5]；而孙中山更为大胆地提出：“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效法美国总统选举，废除专制。”[6]（P226 ）在他们的大力宣传下，“自由民权之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7] 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对于国家的认识较以往亦有所不同。旧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而新的近代化国家观念则在孕育和形成中。

 

二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8]（P194）中国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存在，对立阶级在冲突、缓和中相持了几千年。汉唐盛世的繁荣业绩，使庞大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灿烂夺目、独领风骚。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时人们的国家观念；中国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均是其藩属；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再与他国贸易。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知之甚少，盲目自大。到了清朝，封建社会已走入穷途没路，特别是中晚期，千疮百孔，积弱积贫，但传统的国家观念并未改变。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企图过“小国寡民”的休闲生活。但世界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它继续照旧路走下去了。

“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9]（P247）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辰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10]（P55 ）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理应有的全国性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清政府也仍不具有主权观念。外国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之“欲退不能”，[11]（P222—223）敦使中国遣使出国。清政府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国外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P27）1868年，任美国人蒲安臣为出使欧美各国的钦差，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J·M·Brown）为“左协理”， 法藉税务司德善（E·de·champs）为“右协理”，组成一个三十人的大杂烩使团。蒲安臣在访问期间，违反国际惯例，于1868年7月28日“擅自单独”[13]（P214）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缔结“由西华德拟定的”[11]（P227）《中美续增条约》，取得在中国招华工及设立学堂的特权。而清政府竟然承认和批准了此条约，这是人类外交史上的旷古奇闻，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受外敌入侵的刺激，开始面向世界，著书立说，将整个世界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较为正确的看法与认识，推动着近代国家观念的酝酿与萌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制度、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等，其中有17卷着重介绍欧洲各国，分析英国强大的原因，并且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有关地球的基本知识和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各国概况，对欧美国家着墨更多，其中还涉及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这些书从不同角度描绘世界大势及各国状况，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人唯我独尊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一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救亡图存，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观点和方案。

（二）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从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汇合成反帝爱国运动的巨流。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具有先进性，在这一爱国潮流中勇居前列，做出了瞩目成绩。

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但外国资本的排挤及清政府的压制使他们步履维艰。上海商务总会说：新式工商业者阅“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矣。其中颠顿狼狈，时起时仆，佹得佹失。通盘计算，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14]。再加之“我民族今日权利尽失，疲靡忝茧，‘支那人’三字为地球上可嫌可恶之名词”[15]。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活跃于政治舞台，呼喊奔走，希望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但由于出身、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与中下层，而他们的国家观念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多与清政府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资本，因此，更具有保守性。他们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基础上，通过改造清政府，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发展实业与教育，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过渡到民主立宪，建立民主国家。这一派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为代表，借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之机，在国内掀起长达六年的立宪运动，动员起广泛的民众力量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现自己关于建立新式国家的主张。但他们的失败，却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实行的非现实性。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改变现状的要求也更迫切和强烈。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革命派内部，由于阶层、集团不同，对清政府的压迫感受不同，对各族人民了解程度不同，在“反满”问题上产生分歧。有一小部分人受汉族正统观念及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影响，认为“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16]，宣扬大汉族主义。如章炳麟在《排满评议》中说：“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17]汪精卫认为：“吾汉族，非排满则其政治能力亦固无伸张也耶。”[18]他们混淆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界限，误解了“反满”的真正内涵。实质上，“反满”是为了救国，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但为了“无使清人，百人协以谋我”，[19]就应该摧毁帝国主义可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20]（P61）的工具——清政府。

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点。他的观点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思想，并且经过与立宪派及革命内部非主流思想的论争，逐渐被国内广大民众所接受。他说：“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恨满洲人，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6]（P325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反满——独立——平等，即反对满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之清朝，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主权国家。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际上与各国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他在同盟会宣言中所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21]（P68—70）

孙中山的这种国家观念，根源于他对于国家的认识。他认为：“国家是基于自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天然进化而成的民族（或单一的或结合的），通过武力所造成的团体。”[22]（P590）“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22]（P498）“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建立了三民主义国家，就达到了“人类进化之极则。”[22]（P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