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的另一个重要企业是1920年创建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其创办过程中同样依靠了同乡的力量。该交易所发起于1916年冬，当时金业、票据业、棉纱业均打算设立交易所，对虞洽卿欲揽证券物品于一体的做法颇有纷争，农商部也犹豫不决，转令上海总商会调查协商。当时的上海总商会由朱葆三任会长，又有不少宁波帮商人担任会董，自然站在虞洽卿一边，使之得以照原计划创办。该交易所虽由上海工商各业联合组建，但其中的主力是宁波商人。如在担任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和监察人的21人中，宁波籍人员占12人，还有3名与宁波帮关系密切的浙江吴兴和杭县人。24名发起人中，至少有宁波人10名，还有3名吴兴人。由发起人认领的9900股股本中，宁波和吴兴人有6400股，占总数的65％。[25]可以说没有宁波同乡人士的支持，虞洽卿的交易所是办不成的，他也曾打算发还已招集的股本停办交易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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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波同乡会开会选举》，《申报》1912年4月9日。[2] 《上海县为长生会将房产助入四明公所告示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页。

[3] 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简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1946年9月10日版。

[4] 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简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1946年9月10日版。

[5] 《为李氏保产电》，《时报》1911年6月16日。

[6] 《农部复宁波同乡电》，《时报》1911年6月19日。

[7] 《总商会领袖辞职之原因》，《时报》1914年3月4日。

[8] 《商人联翩请发债票之批驳》，《时报》1914年3月11日。

[9] 《黎元洪令》，《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8日。

[10] 《查办傅筱庵之反响》，《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7日。

[11] 《招商局股东之重要表示》，《民国日报》1922年11月21日；《上海轮船招商局股东维持会通告第三号》，《民国日报》1922年11月22日。

[12] 参见《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8日、20日、23日、25日有关报道。

[13] 参见《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

[14] 《“八一三”上海抗战史》，上海民强出版社1937年版，第10页。

[15] 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简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1946年9月10日版。

[16] 《本会各小学概况》，《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 期；《八一三以前宁波旅沪同乡会各小学概况》，《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2期。

[17] 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简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1946年9月10日版。

[18] 参见汪仁泽：《虞洽卿与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虞洽卿研究》论文集，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

[19] 《志宁绍航业维持会在甬开特别大会》，《时报》1910年8月12日。

[20] 袁孟德：《乡先贤施、陈、乐、虞四公对本会之功绩述略》，《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5期；《虞洽卿通告宁绍公司股东》，《时报》1917年5月14日。

[21] 《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395页；第397页。

[22]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23] 《实业发达之一斑》，《时报》1919年1月22日。

[24] 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三北、鸿安商轮公司借款案函件》，案卷号235。转引自黄兰英：《虞洽卿与四明银行》，《虞洽卿研究》论文集。

[25] 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 20、26、63-65页。

[26] 《上海交易所发还股本之电文》，《时报》1919年3月24日。

 

朱葆三航业集团的创建同样利用了同乡会的关系。朱葆三曾在1906年与同乡陶祝华、杨晨、朱似兰、李秀松、俞梧生等人创建了一个越东轮船公司，仅有小轮 1艘。[1]从1916年起，朱氏的航业集团开始逐渐形成，在1916-1918年间，他联合同乡谢蘅牕、盛省传、傅筱庵等，先后创立了顺昌、镇昌和同益 3 个轮船公司。[2]1922年，他又与同乡许廷佐、丁梅生、陈箴堂、范锦章、钱德润、裘挺水等人合作创建了舟山轮船公司。[3]朱氏航业集团的形成，虽然没有像宁绍公司那样得到同乡会的直接支持，但他所利用的同乡关系无疑是以同乡会的沟通为基础的。

其他宁波旅沪商人的企业经营活动，都会与同乡会有着程度不同的直接或间接联系，或利用同乡关系筹集资本，或依靠同乡关系开辟业务，或运用同乡关系雇用员工。其具体事例限于资料和篇幅，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

宁波旅沪同乡会对故乡的建设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据有关研究，由宁波旅沪同乡会出面支援故乡建设的事业，主要有: 1926年和1932年为建造和改建宁波灵桥组织同乡捐款；1929年参加“疏浚曹娥江委员会”；1946年组织“宁波整理东钱湖协赞会”；同年7月拨款协助鄞县和镇海两县防疫。[4]此外，同乡会还号召广大同乡人士支援故乡建设，曾在会刊上发表文章说: “举宁波与沪杭较，文化落后，建设濡滞，自渐形秽，可慨孰甚! 然而，沪杭之蔚然日盛，医谁之力?两地之富商大贾、通材硕学，下之学子工友，店伙负贩，宁波籍实居泰半，吾甬人之有造于两地，讵不甚大。以整个国家立场言，固未可以楚材晋用。舍己耘人，而拙于谋己，有负乡邦，此吾同乡之旅居上海者，似应深自内疚者也”。[5]竭力激励宁波旅沪各界人士支援家乡建设。不少宁波旅沪人士回乡集资办厂、筑路、兴学的支援家乡建设之举，不能说与同乡会的号召没有关系。

其他同乡会的“救生”功能与宁波旅沪同乡会别无二致。如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的章程规定:“本会以集合同乡力量推进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并谋同乡之福利为宗旨”；活动内容包括: 职业调查及统计、举办学校、救助困难、改进习俗、增进知识、调解纠纷、介绍职业、建设家乡、谋求福利等。[6]又如“无锡旅沪同乡会”在1923年成立时，是鉴于以前设立的锡金公所“仅及于调恤殡葬之事，犹未足谋同群之演进也”。成立同乡会则旨在“联络感情、固结团体、谋同乡之公益”；规定其会务范围为: 推行教育、提倡实业、调查状况、介绍职业、调处争执、慈善救济、公共卫生等。[7]再如旅港的潮州人，在上海等各地组建同乡会潮流的影响下，“审潮流之变迁，察环境之情状”，于1928年将原先以从事丧葬、慈善和救济事业为主的香港潮州总工会，改组为旅港潮州同乡会。改变其旧有功能，“以联络同乡情谊，赞襄社会事业，拱护桑梓，努力自治为宗旨”，确定其会务内容为:“甲、赞襄社会公益；乙、拱护桑梓安宁；丙、扶助同乡事业；丁、排解同乡纠纷；戊、联络同乡情谊；己、救济同乡疾苦；庚、领导同乡文化；辛、促进同乡自治；壬、调查同乡状况；癸、沟通同乡消息”。会内设立办公室、学务部、调解部、宣传部、财政部、交际部、慈善部、体育部8个办事机构。开展事业主要是，创办小学2所、开设医院、灾难救济、支援上海抗战、支援家乡建设等。还与上海的潮州旅沪同乡会频频联系，在其会刊上转载广东旅沪同乡会会刊发表的关于同乡会建设的文章，互相促进。[8]

同乡会以谋取同乡利益的“救生”功能取代会馆、公所的“救死”功能，使经济促进作用成为城市同乡组织的主体功能，这无疑是适应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表现了现代社团的主要功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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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史航政编》，第2册，第535页；《创办越东轮船公司》，《时事新报》1914年12月22日。

[2]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83页。

[3] 《舟山轮船公司创立会记》，《民国日报》1922年5月15日。

[4] 《宁波旅沪同乡会第八届征求纪念刊》，“七邑近闻”第1页；《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第15页。

[5] 《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20期，第17页。

[6] 《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章程》，《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第31届报告》，该会1947年编印，第39页。

[7] 《无锡旅沪同乡会十周年纪念册》，该会 1933年编印，“序”第2页；“十年大事记”第4页。

[8] 《旅港潮州同乡会会刊》，1934年版，第115、138、144、159、164-168、12页。

 

三、 从传统到现代

 

除了在组织功能上的现代性特征之外，同乡会还在组织原则、组织程度、组织建置上，日益显示出现代社团的特征，并影响会馆、公所传统同乡组织逐渐向着现代性组织转变。这在宁波旅沪同乡会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组织原则上，领导者的产生由原先的论资排辈、世袭继承制度向选贤任能、民主选举的方向转变。四明公所从成立之时起，其历届领导成员虽然基本上都由有钱有势者任之，但明显存在着谁发起谁领导，谁出资多谁掌权，乃至家族继承和各业代表轮流当值的传统社团管理原则。就是在1916年新订公所章程中，还保留着这一原则，明文规定:“本公所设同乡董事会，以创办人后裔及原有董事组合之”。[1]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公所在1797年成立时，由钱随、费元奎、潘凤占、王忠烈等4人发起，亦由他们执掌领导权。到1809年时，大约前任4人故去，继任的董事者为王伟，他无疑是王忠烈的后人。到1831年，因公所修造和扩建，由谢绍心、方亨宁(字建康)、方亨黉(号介堂)、庄锦4人出面集资，主持其事，公所的领导权才转到了他们4人的手上。此后，四明公所的董事中虽有一些其他商人大家族的人加入，但方氏族人一直是主要的董事。1836年，方亨黉、庄锦2人先后去世，遂各由其子弟方椿(原名仁荣，字灿然，号梦香)、庄钜继任。1855年方仁照(字润斋)接替方亨宁为董事。1874年方椿去世，由其侄子方继善(谱名义章，字子谦)继任董事到1898年去世。方继善死后，公所的首席董事地位转归严信厚，但方氏家族的方积钰(字式如)仍是公所的司年董事之一。民国以后，方舜年、方积蕃(字椒伯)仍担任着公所的董事。[2]方氏家族可以说是四明公所的终身董事。而且在方氏家族的四明公所董事职位继承过程中，几乎把四明公所当作其家族的一份重要家业，一直实行着长房继承的原则，如继承方亨黉的方椿、继承方亨宁的方仁照，均非他们的儿子，而是长房方亨学的第四子和第二子；方继善虽是方仁照的长子，但是仁字辈长房方仁和早死无嗣，方仁照已由二房继承为长房；方积钰则是方继善的儿子；直到民国以后，才有仁字辈七房方仁孝的第三子方舜年，第二子方崇年的长子方积蕃进入四明公所董事会。[3]

宁波旅沪同乡会的领导者选任，则从一开始就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做法。领导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先由全体会员直接投票选举董事，再由董事会选举会长、副会长和理事长，且担任会长副会长者都与会员大会选举中得票多少相一致；当选者的条件已不以资历为主要，而是以才能和社会地位为主。如在1911年3月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四明公所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选举第一届董事时，由参加成立大会的2000多名会员直接投票选举，以得票多少依次产生董事和常务办事员57名。其中得票最多的前3名沈仲礼、虞洽卿、朱葆三分别担任会长和副会长；周金箴、李云书、严子均、方樵苓等20位著名宁波商人为会董；[4]而原发起者施嵋青、钱达三、谢蘅牕、陈蓉绾、陈韵泉等都没能当选为会长和董事，只与其他入选人员一连担任常务办事员之职；[5]老资格的四明公所领导者方家和严家等人也都没有被选为会长和副会长，而是年令相对较小，资历相对较浅的虞洽卿被选为副会长。1912年同乡会举行第二届选举时，虞洽卿当选为会长，沈仲礼、朱葆三为副会长。[6]1913-1914年间又改选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李征五为副会长。此后，除在 1918-1925年间的6届由张让三和朱葆三各担任3届会长，虞洽卿改任副会长之外，其余各届的会长或委员长(1927年起)都由虞洽卿担任。就是在1941年他内迁大后方之后也仍兼着理事长(即会长)之职，一直兼任到1945年去世为止。[7]这无疑是出于对虞洽卿的才能和实际社会地位的选择。

虞洽卿介入宁波同乡组织领导层，可以说始于1898年的“四明公所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他给四明公所的领导者们出谋划策，为四明公所抵制法租界强占公所之地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既显示了他的才能，也提高了他在宁波同乡中的声望，不久被推举为四明公所的董事。此后，虞洽卿在宁波同乡乃至上海工商界中的声望和地位进一步提高。1905年，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在审理一中国官员家属黎黄氏案件时，发生英国陪审官和捕头对中国会审官侮辱和行凶之事，为此上海工商界举行集会、罢市活动以示抗议，并提出撤换英国陪审官、惩办行凶捕头、释放黎黄氏等要求，史称大闹公堂案。在这一事件中，虞洽卿不仅领衔代表上海工商界致电清政府，要求据理力争上海工商界所提出的条件，而被上海工商界推举为四名谈判代表之一，与当时既是上海工商界领袖，又是四明公所主要领导人的前辈商人周金箴、朱葆三、施子英并列其名，并态度最为坚决，办事最为认真，终于使工商界所提出的要求得以基本达到，他也开始成为上海工商界的名人。同时，虞洽卿也开始受上海工商界的重视而在社会活动中不断露面。除了担任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商务总会的会员之外，还在1903年被中国教育会推举为评议员，与蔡元培、陈范、吴敬恒等11位上海名流文人并列其名。在1906年因大闹公堂案引发租界华商组织华商公议会参与租界管理的活动中，以得票最多当选为公议会总董，后因商务繁忙辞去总董之职，作为7名董事之一。[8]同年，又创办上海华商体操会，为上海商团的产生打下了基础。1907年，当选为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同年，又当选为“商办浙路甬属集股处”的7名干事之一。1908年，与席裕福等商界人士一起创办中国体操学校。不久，法租界商品陈列所成立，他被推为董事之一。[9]1910年在清政府举办南洋务业会时，他作为上海工商界代表出任劝业会的副会长。[10]这些社会活动，足以表明虞洽卿已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一名头面人物，而且具备了沟通华洋商界和政府的能力。此外，虞洽卿的经济势力也在逐渐增加。除了先后在外商洋行和银行当买办外，还自己投资开办了承茂顺五金号、顺兴昌金号、[11]升顺、顺征等地产公司[12]。尤其是在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的创办活动中，他不只是一般的投资者，而是主要的发起者和策划者，还为这两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发动广大宁波同乡抵制外商的竞争，这不仅表示着他经济势力的增强，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他已成为宁波商人集体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办事能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势力，使虞洽卿在清末时已成为上海宁波帮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1910年时，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宁波帮在上海最占势力者三人，曰严(信厚)、曰虞(洽卿)、曰李(云书)”。[13]这说明虞洽卿在上海宁波帮中的实际领袖地位已为宁波帮和上海工商界所公认，使之具备了登上旅沪宁波同乡领袖地位的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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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918页。

[2]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59-260页；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905-911页；《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第16卷，第13-14页、第17卷，第3-4页；经济学会编译:《中国经济全书》，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180页。

[3] 方氏世系参见《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

[4] 《宁波同乡会开会续志》，《申报》1911年3月21日。

[5] 《旅沪宁波同乡大会纪事》，《时报》1911年3月20日；《旅沪宁波同乡会职员表》，《时报》1911年3月24日。

[6] 《宁波同乡开会选举》，《申报》1912年4月9日。

[7]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简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1946年9月10日版。

[8] 《虞洽卿致工部局董函》，《申报》1906年2月18日。

[9]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第567、614、637、640、646、653页。

[10]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

[11]上海商务总会编：《上海华商行名薄册》，第75、175页。

[12]丁日初、汪仁泽：《虞洽卿》，载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

[13] 悔庵：《宁波帮与源丰润之关系》，《帝国日报》1910年10月18日。

 

除了虞洽卿之外，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其他董事和会长也都是旅沪宁波商人中的杰出人物，无不体现着选优任能的原则。而且董事和会长每年改选一次，1922年以后每两年改选一次，这样既可以把那些不称职、不尽职或无暇兼顾的已任者随时撤换下来，也可以将新生人才及时增选上去，从而使领导核心始终保持精明强干的状态。如在1918─1925年间，虞洽卿就因事务繁多兼顾不周被改选为副会长，由张让三和朱葆三先后担任会长；李征五、王儒堂、钱达三、方樵苓、陈良玉、傅筱庵、方椒伯等人曾先后担任过副会长之职。虞洽卿去世后刘鸿生当选为会长。[1]

在组织程度上，由原来的多元联合型转变为统一型。四明公所虽是旅沪宁波同乡的总机关，但它并非一个统一的组织实体。严格说来，四明公所是宁波同乡的一个慈善机构，主要办理同乡的丧葬和社会救济事宜，只是在遇到有关宁波同乡整体利益事情的时候，才以全体旅沪宁波同乡代表的身份出面活动，即使是慈善活动也大多是各帮各会活动的集成。旅沪宁波人的组织归属和活动多在各帮的组织，如酒帮的济生会、鱼帮的同善会、石器帮的长胜会、海产帮的崇德会、南货帮的永兴会、竹器帮的同新会、木业的长兴会、肉业的诚仁堂、内河小轮业的永安会、马车漆业的同议胜会、铜铁机器业的永生会、马夫帮的集全会、药业的药材帮、煤业的石炭帮等。这众多的帮会组织，不仅在业务上独立管理，在慈善活动上也各成一系，直到1896年以后，各帮会的慈善活动才陆续并入四明公所。[2]

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是一个开放性的统一的同乡组织实体。虽然各帮的组织仍然存在，但各业人等只要交纳会费，都可以加入同乡会作为会员，直接参加各项活动。因而组织的成员可以出入自由，何时交纳会费何时就可入会，何时想要出会只要停纳会费即可，会员数量无定额，呈上下波动状态，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增加的。成立之初就有2000多会员。由于入会以交纳会费为先决条件，加之不入会的同乡之人在困难之时也能得到同乡会的帮助，因此许多处于中下层的同乡之人对入会缺乏主动性和迫切性。针对这一情况，同乡会从1916年6 月起采取征求会员的办法，先后成立20个征求小组，分头动员同乡之人入会并征集经费[3]。这一活动开始时没有定期，视情况开展征求活动，于1920年、1921年、1924年各进行一次，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只是在抗战时期有两次是3年进行一次，一直没有中断过。[4]由此，不仅使会员数量有较大增加，而且增强了同乡者的团体意识，密切了同乡会组织与同乡人员之间的联系。会员数量在开始征集的当年就达到4000余人，1920年时猛增至21032人，1942年再增至30345人，1946年又增加到35059人。[5]这个数字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概念呢? 在1915年时，上海的宁波帮所开工商企业大约有2788家[6]，1941年时因受日军占领之影响降至2230家[7]，因此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中上层旅沪宁波人士已加入了同乡会，也可以说同乡会已成为旅沪宁波商人的全员性组织。从完整意义上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之后才真正标志着宁波同乡组织的正式形成。

同乡会所办的会刊也对促进同乡的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该会于1921年6月创办《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每月一期，间有停歇，到1937年7月因上海抗战爆发而停办，共出168期，1946年又复刊。该刊作为宁波“旅沪乡人之喉舌”，刊登了许多有关同乡会建设和同乡活动的信息，辟有“本会纪事”、“公学报告”、“水灾急赈会纪事”、“七邑拾闻”、“旅外同乡近讯”、“明州轶事”、“案牍”、“学务”、“经济”、“专件”、“谈丛”等栏目。[8]这些栏目所刊登的内容，或引导和号召同乡加入组织；或向广大同乡通报同乡会的组织和活动状况；或为全体同乡提供各地同乡和故乡的状况；或发表同乡人士的会务、商务和政见言论。这一切，对增强同乡的团体观念、互助意识、信息沟通、公益活动都颇有益处。

在职能机构设置上，由原来的董事总管，各帮轮值制度转变为专职机构分工负责制度。四明公所的业务管理是没有专职机构的，由董事总管公所的一切重大事务，以掌管公所的银钱和善举为主；日常事务则由各帮所推选的司月董事按月轮流当值，以管理商业事务为主；公所内的专职管理人员只有两名，分管账务和杂务。[9]

宁波旅沪同乡会则设立了各种专职机构，分工负责各项工作。成立之初就设有审查、评议、文牍、经济、会计、调查6 科。[10]1928年之后，根据会务扩展的需要，新设基金委员会、建设股、教育股、评事股、调查股、土物陈列股、社交股，办事科室由原来的6科改为4科。[11]这种职能机构设置状况，既表明职责分工明确，也表明会员的各项活动在有关职能机构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展开，机构设置与其“救生”功能相一致，完全是一种现代社团的机构设置模式。

 当然，作为现代性社团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并非与作为传统社团的四明公所毫无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在四明公所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作为组织基础的同乡关系和联结网络，在四明公所时早已形成；作为组织原则的民主选举和入会自愿，四明公所亦有程度不同的实行。有些事业在四明公所时期已经有之，如难民救济活动，四明公所就有所进行；经济活动则是各业帮会组织的主要业务；职业介绍在同乡私人之间自古有之。同乡会只是把这些联结网络、组织原则和活动加以扩大化、制度化、规范化而已。从四明公所到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变化，不仅显示了宁波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也说明以会馆、公所形式出现的传统同乡组织，经过改造，可以转变成为现代性的同乡组织，并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他同乡会的组织结构、成员构成，与宁波旅沪同乡会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类举。

各籍同乡会成立之后，各籍的会馆、公所都基本上存在，但是它们除了作为同乡的慈善活动机构，或作为同乡会的办公和集会场所之外，其组织形式和功能作用也向着同乡会的模式体制转变。首先是宁波旅沪同乡的传统组织四明公所引进了同乡会的组织机制，从1912年起对公所的组织体制进行改革。是年由公所经理沈洪赉发起成立“四明公所公义联合会”，以“同乡各团体、社会各业行号之捐助经费者”为会员。1915年成立公所董事会，选举朱葆三、周金箴、沈仲礼、虞洽卿、严子均、方舜年、方积钰、周鸿孙、葛恩元等9人为董事，其领导成员几乎与同乡会的领导者合而为一了。并改变以往“董事有事始集，未尝定期会”的传统，每年轮流由一位董事值年，总领公所事务。1916年公义联合会召开常年大会，重新制定公所章程，正式确立了公所的新体制。章程规定: 公义联合会设董事6人，“由公义联合会年会选举”；公义会有辅佐并监督公所董事会执行会务的权利，“公所一切事务，均由董事会及公义联合会董事协议决定之”，“遇有捐助善举、赈济及变更田产、营业股票契约等事，均须董事会、公义联合会全体公决施行”，并与董事会各推派两名董事分别执掌银钱和产业事务；董事会每年推举一名董事轮流担任值年董事，加入公义会的各团体代表担任值月董事，每月轮流当值，查核公所的会计帐目，协助董事会处理某些事务。由此强化了公所事务的民主参与制度，也增进了团体的凝聚力。但是，这时的四明公所仍然没有改变以“救死”为主的功能，其章程开宗明义规定:“本公所以建丙舍、置义冢、归旅榇等诸善举为宗旨”，其所做的事情也大多限于此类。[12]

于1915年新建的洞庭东山会馆，将原有的“莫厘三善堂”和新成立的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合成一体，从而开始改变会馆传统的单一“救死”功能，兼顾“救死”和“救生”之事。在组织原则上基本采取了同乡会的方式。旅沪同乡之人只要到会馆报名注册就可成为会员，均有选举、被选举、参与会务、议决事项、要求保护的权利。会馆的领导者都由会员选举产生。会馆内设有查帐、文牍、庶务、会计、调查、检查等办事部门。[13]

上海广肇公所，在民国以后采取了民主选举的方法，董事由全体成员直接选举产生，再由董事选举会长，还实行了候补董事制度。[14]

20世纪20年代以后，同乡会馆不仅在组织模式上而且在功能作用上与同乡会无甚差异，“救生”已成为其主要功能。先让我们来看看上海江西会馆在1925年制定的新章程。在组织模式上，其会员资格和权利规定为: “凡在上海有职业之江西人，年纳捐在五十元以上者得为会员；曾纳特捐在百元以上者得为特别会员”；有选举、被选举、交纳会费、条陈会务、商请开会、公议决定、申请援助、同享公益的权利和义务。其董事由会员投票选举，值年董事由董事推举，董事会下设立坐办、文牍、书记、会计、庶务、调查、交际等办事人员，并各有明确规定的职责权限和任职期限。在功能作用上，则明确规定: “以维持公产，增进赣人工商业务利益为宗旨”，已从以“救死”为主，改变成以“救生”为主。无论在组织上和功能上，几乎与商会一模一样。

再看上海泉漳会馆于1939年订定的新章程。除了在组织的民主原则方面与上述的江西会馆类同之外，在组织模式上与1928年以后的同乡会一样已改组为理事会制，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以理事会为会务执行机关，以监事会为监察机关，更显示出一种新的组织体制。其“救生”的功能也更为明显。不仅规定其宗旨是:“联络同乡感情，共谋生产事业之发展，团结互爱精神，巩固生命财产之安全”，而且明确规定应办事务为:“1、保护旅沪同乡业务上之权益，及顾全同乡之生命财产；2、设立泉漳学校，培养同乡人才，促进泉漳文化并指导同乡子弟来沪求学；3、设立泉漳医院，施救旅沪同乡之贫病及施舍医药；4、设立泉漳恤济院，酌情施济旅沪同乡之孤寡贫弱老弱无能，及施济同乡流落者之返乡路费；5、设立泉漳书报社，搜集与同乡有关系之书报，以供众览；6、设立泉漳公墓及殡舍，并酌情施舍棺木；7、调查各种实业精详计划，分别汇编介绍同乡集资兴办；8、调查各种国货及土产，编辑说明介绍同乡与国货厂家合作推销；9、其他应该事业。”[15]除了第6项为“救死”事项之外，其余均属“救生”之事。

 以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产生为起点，现代性的同乡会组织自民国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渐普及开来，而且使传统的同乡会馆、公所逐渐引入同乡会的组织体制和功能，既表现了近代中国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也反映了传统同乡组织经过改造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有益于旅外同乡的利益自维，而且有利于旅居地及故乡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注释：

[1] 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简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1946年9月10日版。

[2] 参见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经济学会编译：《中国经济全书》。

[3] 《宁波旅沪同乡会征求会纪事》，《时报》1916年6月28日。

[4] 《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

[5] 《本会历届征求会员成绩比较表》，《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简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1946年9月10日版。

[6] 《劝用国货之效力》，《时事新报》1915年3月23日。

[7] 吴克强等：《饮誉四海的“宁波帮”》，《僚望》1986年第28期。

[8] 《本会会刊之沿革》，《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

[9] 参见经济学会编译：《中国经济全书》，第180─182页。

[10] 《旅沪宁波同乡会职员表》，《时报》1911年3月24日。

[11] 《现任执监委员题名》，《宁波旅沪同乡会第六届征求会员纪念册》，1928年。

[12] 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909-911；918-920页。

[13] 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898-899页。

[14] 《广肇公所选出新董事》，《民国日报》1922年12月24日。

[15] 彭泽益主编: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857-859页；863-8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