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受到保守势力和社会偏见的打击压制。早在选拔考试和派遣出洋时,已有人冷嘲热讽,讥笑这些官员是因为在六部提升无望,才冒险以海外游历为升官捷径和出路。游历使在海外期间又有人造谣诽谤,诬告他们谋取私利、行为不端。待游历使快要回国时,又有人妒忌他们可能得到格外保举升迁太快。御史何福堃甚至专门上奏,要求“请薄其奖叙,即有佳者,只可发往南北洋当差”。以致他们回国后,总理衙门不敢提拔和重用他们出任公使等外交职务。
第三,与海外游历使本身的地位及素质也有关系。
这次选拔和派遣的海外游历使级别和地位太低,只是五六品候补官员,人微言轻,其言论和著述难以产生更大影响,甚至连所到游历国家也常加以轻视怠慢。游历使们周游世界辛辛苦苦写下的调研报告交到总理衙门后,大多被束之高阁,有的书后来还是他们自己花钱印刷出版的。另外,他们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旧学人才,西学和外国知识很少,更缺乏外交经验而且不通外语,因此在国外调查与交流都遇到很多困难。
第四,受到经费的制约并与驻外使馆发生矛盾。
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拨给游历使出洋的经费不足,而且这笔4 万两银子经费还是从各驻外使馆人员经费中克扣出来的(每人节省20 %薪俸) ,因此造成驻外使馆人员与游历使间的矛盾,有的使馆不仅不提供方便反加种种刁难。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887 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集体出洋的盛举,尽管又跨出了走向世界的一大步,甚至南美洲偏僻之地都出现了中国官员的身影。可是此举最终对中国政治、外交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大,致使这批风尘仆仆、历尽千辛万苦周游世界的海外游历使多数在历史上默默无闻,渐渐被世人遗忘。这次走向世界的盛举也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而鲜为人知了。
五大臣出洋(1905 —1906)———王公大臣走出国门考察政治推动立宪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改革的需要和推动,晚清官员出国游历考察逐渐形成风气,而且出现要求王公大臣出洋的呼声,考察外国政治特别是宪政,也被提上日程。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早在1895 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建议“, 亲贵大臣及满汉世家子弟,尤宜选其贤者,遣出游历”,因为“风气自上开之,视为下者事半功倍”。② 1898 年,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特地代御史杨深秀起草了《拟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礼部主事王照甚至上书请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东游日本“, 借以考证得失,决定从违”,结果被顽固派大臣斥为“用心不轨”。
20 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战争,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摇摇欲坠。1901 年1 月,镇压过戊戌维新的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③ 同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也明确提出“拟请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国游历。其理由是“, 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④ 1902 年以后,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热潮,对推动清末新政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 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
这次五大臣出洋的特点是级别高、随员多、目标明确、效果显著。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71。
②《张謇全集》,第39 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④《光绪朝东华录》,第4755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想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为军机大臣瞿鸿与户部侍郎戴鸿慈。以后又因载振、瞿鸿公务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1905 年9 月24 日,正值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
镇国公载泽,姓爱新觉罗,满洲正黄旗人,是嘉庆帝第五子惠亲王之孙,其妻与光绪帝皇后隆裕是姐妹,属近支王公,宗室贵胄,故出洋后常被外国报纸称为“亲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后宠信的满族亲贵。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国后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书。户部侍郎戴鸿慈与湖南巡抚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时护驾有功,获慈禧赏识,刚出洋就分别被升为礼部尚书和闽浙总督,回国后端方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汉军旗人,并与慈禧沾亲。而李盛铎原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心腹,此时被任命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可见五大臣都是地位赫之高级官员。
五大臣出洋还选调了大批随员,选拔标准是“必须择其心地纯正见识开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①。随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级别较高、素质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和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先是奏调了38人名单,实际上后来分两路出发时,仅载泽一路在其日记上提到的随行或先遣人员名单已达54 人。② 戴鸿慈一路,其日记所记同行随员也有48 人。随员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不少人级别已超过当年海外游历使。还有地方官员,如道员、知府、知县,海陆军官如参将、都司,以及地方督抚派的随员和留学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语和外国情况曾经留学欧美、日本的归国留学生。其中包括民国时代当过内阁总理或部长、公使的熊希龄、陆宗舆、章宗祥、施肇基等人,还有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随员们各有分工,分别担任先遣联络、考察、翻译、编撰等任务。
五大臣出洋目标远大,任务明确,调研细致。1905年7 月16 日,上谕规定目的是“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并要求在国外“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③。临行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连日召见考察大臣,认真听取了端方演讲《立宪说略》④,并让考察大臣带上些宫廷御点路上充饥。光绪帝还面谕军机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于1905 年12 月11 日出京,1906 年1 月16 日抵达日本,后经美国赴英国、法国,最后到比利时,7 月12 日回到上海。戴鸿慈、端方一行于1905 年12 月7 日出京,也先到日本参观,1906年1 月23 日抵美,后取道英、法,抵德国,然后考察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游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7月21 日回到上海。实际上前者重点是考察日本和英国、法国,后者重点则是考察德国、美国和俄国。
戴鸿慈与端方在出洋途中船上与随员详细讨论和制订了考察方针和计划,立宗旨,以考察各国政体、宪法为中心;并作分工、专责任、定体例,勤采访,广搜罗,以图“他山攻玉”“, 纲举目张”。⑤
两路考察大臣出洋为时半年左右,前后到了14 个国家。每到一国游历结束时,都及时向清政府奏报考察经过和心得,并介绍该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得失、经验教训。他们考察虽以政治特别是宪政为中心,但实际调查范围很广,包括议会、政府机关、工厂、银行、学校、警察、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以至监狱、浴池等。
并请外国政治家、学者讲解宪政原理和各种制度,还大量收集、购买、翻译各类图书、资料。⑥
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1906 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 种146册,并将其中30 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400 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并赶写出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以后又编写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的《列国政要》133 卷。这些书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颐和园复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即召见他们。
①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 ,第3、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②载泽:《 考察政治日记》,第571 页,见“走向世界丛书”,第1 辑,第9册,长沙,岳麓书社,1986。
④《时报》,1905209217。
⑤戴鸿慈:《 出使九国日记》,第333 页,见“走向世界丛书”,第1 辑,第9 册。⑥五大臣出洋的详情可参见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和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 次,召见端方3 次,尚其亨1 次。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① ,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端方也上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洋洋万言,阐述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的结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因此“, 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②1906 年8 月25 日,清廷命醇亲王载沣和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共同阅看考察大臣的条陈各折并会议讨论。这实际上是决定国策的重臣会议。会上多数人赞同立宪,少数人尚有保留。8 月29 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诸大臣, 决定预备立宪。三天之后, 即1906 年9 月1 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可见,五大臣出洋在清政府确定实行预备立宪国策的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然而,清王朝的腐败专制统治已像一座基础腐烂快要倒塌的房屋一样不可救药了。虽然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以后又推出了改革官制、颁布宪法大纲、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等一系列措施,但1911 年后它又倒行逆施———镇压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成立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等,最终引发了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通过以上三个实例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①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 ,第175 页。
② 《端忠敏公奏议》,卷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