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使团(1868 —1870)———由洋人带队的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
晚清中国官员初次集体出洋、跨出走向世界和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应是清政府1868 年派赴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尽管在此前二年即1866 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欧洲游历,开了晚清官员出洋的先例,不过那仅仅是一次试探性的观光旅行。
清政府首次向海外遣使乃形势所迫,同时也颇具戏剧性。19 世纪60 年代以来,西方列强陆续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尚未遣使出洋。清政府已深深感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①尤其是1858 年《天津条约》规定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 卷50 , 北京, 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 。
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无论是未出过国不通外语的总理衙门官员,还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都不堪当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辱,转致贻羞域外,误我事机。”①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庆王奕䜣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虑、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听到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② ,奕䜣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 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赞扬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并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③
于是,开始组建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前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皇帝的钦差、率领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面子,清政府又任命了两名级别不太高的总理衙门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赏加二品顶戴”,也以同样的名义,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为了不得罪英国和法国,寻求列强之间的平衡,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 等共约三十多人。
蒲安臣使团于1868 年2 月25 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 年10 月18 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十一个国家。④对于蒲安臣使团,应该给予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方面,蒲安臣使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的半殖民地屈辱色彩。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居然要由外国人来率领,晚清中国官员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竟是在洋大人的带队和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迈出国门,小心翼翼地走向国际社会。美国人蒲安臣基本上操纵了使团的领导权。尽管组建使团时总理衙门曾有限制蒲安臣权限的如意算盘,向皇帝报告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⑤使团出发前又给蒲安臣八条训令,要求他前往各国,所办之事,所到之处,都应与中国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细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须与中国使臣一起“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⑥未授予其订约之权。可是当使团出国以后,蒲安臣便独揽大权,包办各种谈判交涉,甚至擅自订约。如在美国,蒲安臣多次单独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秘密会谈,商订有利于美国输入华工及在华贸易、传教的《中美续增条约》(俗称《蒲安臣条约》) 。中国官员直到举行签约仪式时,才被请去出席并画押、盖印,清政府事后也不得不予以批准。中国使臣志刚、孙家谷在前期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主要活动是参观游览。直到1870 年2 月蒲安臣在俄国彼得堡因病去世,使团才由志刚主持。
另一方面,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出洋期间,蒲安臣还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3尺,宽2 尺“, 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⑦。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干涉中国内政的表面上的承诺。
《中美续增条约》也在客观上对赴美华工、侨民起了某种保护作用。同时,蒲安臣使团也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当时李鸿章就指出,此次乃“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将来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筹久远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国人充当”⑧。19 世纪70 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里的中国官员也通过这次出访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参观美国国会后,赞扬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⑨ ,并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志刚在出访期间也锻
①②③⑤⑥⑧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 、51 、51 、52 、52 、55 。④⑦关于蒲安臣使团的详情可参见王晓秋指导闵锐武撰写的博士论文:《蒲安臣使团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
⑨ 志刚:《 初使泰西纪》,卷2 ,见《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
炼了外交能力,因此能在蒲安臣病逝后担当起领导使团的重任,主持了访问俄国等国时的交涉。参加蒲安臣使团的晚清中国官员对世界的认识、见闻和思想变化,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初使泰西纪》、孙家谷《使西述略》、张德彝《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海外游历使(1887 —1889)———几乎被历史遗忘的出洋盛举
19 世纪70 —80 年代,清政府陆续向国外派遣驻外公使和外交官。第一位是1875 年任命、1877 年正式到伦敦上任的驻英公使郭嵩焘,以后又派出了驻美国、日本、法国、德国、俄国等国的公使。1885 年,有一位御史谢祖源上奏,批评以往出使人员大多非科举正途出身,素质较差,对外国调查研究也不够,建议选拔一批文化修养较高的中央各部官员出国游历,可为国家培养外交和洋务人才。此奏得到皇帝重视,命总理衙门议奏和实施。由此引出了1887 年清政府派遣一批海外游历使集体出洋、周游世界之举。①
在蒲安臣使团出洋二十年之后的这批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又跨出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新的一步,至少打破了好几项历史纪录。
首先,这次出使的全部是中国官员,清政府破天荒地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出国的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这次考试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科举考试,考试由总理衙门主持,在同文馆举行。考试内容不考“四书五经”和八股诗文,而只作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方面的策论。考试于1887 年6 月12 —13 日举行,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监考、阅卷。吏、户、礼、刑、兵、工六部共保送了76 名官员,实际应考者54 人,经笔试初步录取28 人。第一名是兵部郎中傅云龙,其试卷《记明代以来与西洋交涉大略》还被刊登在1887 年10 月28 日《申报》的头版头条。初试录取之28名官员又经总理衙门大臣面试“, 观其器识”,然后再向皇帝引见。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傅云龙等12 人为钦定海外游历使。如果对这些人作个数量分析的话,可发现以下特点: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 名、监生3 名;都是中央六部五六品中级官员(如五品郎中、员外郎,六品主事) ,而且基本上都是候补官员;籍贯以江浙籍居多,年龄大多三四十岁。
其次,清政府同时派遣12 名海外游历使,分赴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二三十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最远到达南美洲的智利和加勒比海古巴等国,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
总理衙门把12 名海外游历使及其随员、译员,分成5 个组,分别派赴亚洲、欧洲、南北美洲,指定重点游历的国家已有美、英、法、日等21 个国家。而实际上根据游历使们的报告和游记,他们所到的国家已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举傅云龙一组为例,他们先到日本考察6个月后,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又乘火车横穿美国。
然后到加拿大游历,回到美国,又乘船赴古巴考察。然后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游历。又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游历,然后经西印度群岛回到美国作第三次考察,再乘火车横贯美国东西部到旧金山,乘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又作5 个月考察才坐船回到上海。傅云龙一行此次游历自1887 年9 月2 日从北京启程,到1889 年11 月20 日回到北京销差,共26 个月770 天,总行程60422 公里,重点游历6 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4 国。不少地方如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恐怕是中国官员第一次经过的。而当年蒲安臣使团只到了欧美11 国,在美洲仅访问了美国。这些海外游历使们在所到各国进行了不少外交礼仪及文化交流活动,会见了不少国家总统、国王和部长,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他们还进行了大量参观访问和调查考察活动,涉及政府机关、军事设施、工厂矿山、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等等。
最后,这次游历考察所取得的对外国调查研究的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分别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文集。其中仅傅云龙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6 国的调查报告(称为《游历图经》) 、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记》) 和纪游诗,共达110卷之多。奉命游历欧洲的刘启彤也写了《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欧洲各国火轮车道纪略》等著作。
因此,我把这次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称为19 世纪80 年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这批游历使回国后却没有受到重用,更没有在外交岗位上发挥作用。这样一次出洋盛举竟然渐渐被历史所埋没和遗忘,以至过去在各种清史、近代史、中国外交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教材和著作中基本上都没有记载。
① 参见王晓秋、杨纪国:《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