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说，从战争爆发迄于中日海军黄海决战，双方都还未掌握制海权，但由于日本海军采取了上述手段，在事实上已经基本赢得了海上运动的主动权。
与日本的情况恰好相反，直到战争打起来以后，在清政府内部仍未形成统一的作战计划。朝中的主战派官员也好，李鸿章本人也好，都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故不可能制订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当时，中国海军与日本相比较，其优势有二：一是拥有7000吨级的两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为日人所畏惧；二是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若集中领导，进行统一编队，其攻防力量必将加强，有利于争取海上主动权。日本大本营在制订“作战大方针”时，其主要的顾虑也正在此。但是，若将北洋舰队单独与日本海军相比，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样一来，北洋舰队除两艘吨位大、装甲厚、重炮多的铁甲舰外，其余在数量、总吨位、舰龄、航速等方面皆有逊色，而速射炮一项尤为日方所独长。故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Freemantle)评论说：“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舰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10卷1期(1937)，第41页。）这是实事求是之论。这足以说明，如果清政府能够扬长避短，发扬已有之优势，制订正确的海军战略战术，是完全可能争得海上主动权的。
将全国四支舰队集中编队，统一指挥，象日本海军所做的那样，这是个看似容易做到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难题了。当然，在清朝官员中，不是没有人认识到集中全国海军力量的必要性。如驻英公使龚照瑗即曾向李鸿章建议：“若有战争，必先在海面。我胜则不患倭不退，否则运兵饷必阻截。如真开战，度倭力势不能遍扰南洋各口，乘战事未定，将南洋得力各兵轮酌调北听差，以壮声势，……迟恐阻截，借口不前。”此建议非常及时，也非常符合实际，且具有预见性。如果它被采纳的话，那么，北洋不仅守口有余，还可以编为数队，近则巡游黄海，近控朝鲜西海岸，远则径窥日本近海，完全可以掌握海上的主动权。这对于日本侵略计划的执行来说，必定会增加极大的困难。然而，李鸿章却不这么看，他以为：“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册，第565、568页。）枢府诸臣更是昧于外情，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战略方针及主动方向，不但下令调拨南洋数舰分防台湾，而且还想从北洋抽调军舰赴台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只能独力抗敌，正所谓“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78，第62页。）了。
退一步说，即使单靠北洋舰队自身的力量，只要战略战术对头，也不是不可能克敌制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若能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以清军控制朝鲜半岛西海岸和渤海海口基地为依托，及时捕捉战机，给敌舰以沉重打击，从而获得黄海制海权，是有成功的希望的。但是，从战争爆发之前看，李鸿章即倾向守势，甚至盲目自信，夸口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之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5页。）事实上，当朝鲜形势趋于紧张之际，丁汝昌每次率舰队出海游巡，李鸿章总要提醒他不可冒然接仗，“此不过摆架子耳”（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卷16，第2页。）。7月22日下午，丁汝昌拟率海军大队赴朝鲜牙山，认为“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并表态说：“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23日上午，李鸿章复电虽称“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并讥丁胆怯，但他自己也并无把握，所以令丁不必出海，结果发生了25日济远等舰在丰岛被袭事件。否则的话，海军大队如按原定计划出海，当不致吃此大亏。26日，即丰岛海战发生的第二天，李鸿章为装样子，始令丁汝昌率舰出海，却又谆谆嘱咐：“汝即带九船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继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04～805页。）
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李鸿章也始终未放弃消极的守势战略。对于李鸿章的做法，丁汝昌是极为不满的。当7月23日制止海军大队出海的当天，丁汝昌便在致友人书中写道：“海军进止，帅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也。昨者之电，意在令昌亲带大队赴牙，今日之电，复又径庭。只有将应需所未备逐事通筹至足，以待调遣之明命耳。”由于李鸿章的朝令夕改，致使丰岛首战失利。不仅如此，丁汝昌此前提出以朝鲜大同江口为前进根据地的计划，也为李鸿章所否定。丰岛首战失利后，谕旨严责，言官交弹，都把责任归诸丁汝昌身上，他有口难辩，只能通过书简向友人倾诉：“大同江一口，当肇衅之始，叠经电请，……预筹水陆进踞协守，实见此着。水军中途有所驻足，陆军后路恃以疏通，并足以杜穷寇西窥之路。乃上月廿帅电谓不急。而防守该口之具，必期悉臻严固，实非咄可立办。……今内意，事到临头遽以赴守大同江口为急务，多布水雷，而水雷究何从出耶？此外，如协守之陆队，防口之炮台，漫无筹议。”（注：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3页。）在消极的守势战略指导下，战守皆失其宜，也就势所必然了。
李鸿章海军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保船”二字。山本权兵卫有云：“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史乘往例，乃其雄辩明证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页。）而李鸿章却仅仅把海军看成是一种单纯的威慑力量，至于夺取制海权则是他从来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他很不放心舰队出海作战，因为他认为：“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近畿门户洞开。牙山军覆，何堪海军复被摧折？”（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11页。）其畏敌心理暴露无遗！这正是李鸿章海军战略的要害所在。对于他的“保船”，还千方百计地加以辩解：
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为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事相同。观于前次我海军大队游巡不同江口，彼即乘虚来窥威海、旅顺，迨我海军回防，则倭船即日引去，敌情大概可知。……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8，第28页。）
听起来似乎倒也头头是道。但主要的问题在于：靠消极防御的办法来“保船”，是不可能将船保住的，又怎么能够“制敌”？
日本舰队第一次扰袭威海后，李鸿章“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电嘱丁汝昌：“此后海军大队，必不远出；有警则兵船应全出口迎剿。”（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册，第269页。）清廷也因有“日本俟我防懈，必有猛攻大沽之举”的传言，严谕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26～27页。）这就等于认可了李鸿章的“保船制敌”战略，从而完全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
丧失制海权与北洋舰队的覆灭
在整个甲午战争进程中，战争初期十分关键。因为在战争初期，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多次采取攻势机会的。事实上，丰岛海战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一方面还没有在朝鲜站稳脚步，而往朝鲜运兵又需要海军护卫，故不希望双方舰队及早决战；另一方面，一时尚不完全了解北洋舰队的意图，故暂时不敢运兵从仁川登岸，而将联合舰队的临时锚地设在朝鲜西海岸的南端，以便于进退。所以，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北洋舰队在此时采取进攻行动是有利的，而且有多种可供采择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例如：
（一）在7月28日以前，北洋舰队出动掩护，运送五、六营或更多的清军精锐从牙山登陆，以增援牙山驻军，不仅会避免成欢之败，甚至可能取得陆上首战之捷。
（二）在8月5日以前，趁日本大岛混成旅团南下尚未回师之机，也正汉城空虚之时，北洋舰队以主力战舰进扼仁川口，并护运10余营劲旅登岸，兼程突袭汉城，不仅该城唾手可得，且可断大岛混成旅团退路；再檄聂士成所部清军从南夹击，朝鲜战局必为之改观。
（三）北洋舰队在此期间完全有能力控制江华湾，因日本联合舰队在此处仅有少数船只往来，且其中多是弱舰，对其发动袭击，必可沉其数舰，给敌以沉重打击，有利于我掌握黄海之制海权。
由此可见，在战争初期，正是北洋舰队采取攻势的大好时机，但却未及时捕捉而稍纵即逝，终于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中国方面既自动地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日本海军便一面将大量陆军和辎重护运至朝鲜，为发动平壤战役做准备，一面封锁大同江口，以配合陆军对平壤的进攻，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根据日本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计划，日本联合舰队的下一步棋，就是寻找时机与北洋舰队决战了。黄海之役，实为中日海军主力的一次大决战。如果说前此是中方自动放弃黄海的制海权的话，那么，日方便是通过此战而夺得黄海的制海权的。
经过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力量大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已经无法“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了。李鸿章苦思无计，这才想起了当初龚照瑗从南洋调舰的建议，遂示意津海关道盛宣怀致电翁同ｈé＠④、李鸿藻，乞助成此事。其电云：“目前倭以全力图犯渤海，必不旁及南洋，可否请旨电饬南洋、台湾，暂调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四船至威、旅帮助守护，暂听北洋差遣，以济眉急。”（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页。）清廷决定“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南洋大臣刘坤一则要求免派，复奏称：“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饷源所在，必须格外严防。……前敌与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再四思维，各船实难暂离。”（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27页。）李鸿章亲自致电乞请，也无结果。（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1页。）后形势愈趋危急，清廷再次降旨调南洋四轮北上，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虽不拒绝，却要求北洋派人将四舰管带全行更换，再率以北行。（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38页。）实是以此借口拖延不办。龚照瑗的话不幸言中了。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鸿章仍然寄希望于“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78，第62页。）的方针。所谓“严防渤海”，其实办法无多，只能令北洋舰队游弋威海与旅顺之间。当时，北洋诸舰尚在旅顺上坞修理，不能整队出海。李鸿章电令在旅顺疗伤的丁汝昌：“不日直、奉必有大警。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他还特意要求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先“择要修理，如炮台等，其木板舱房各件可缓”，只要能早日出海就行。相信“此二船暂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2～4页。）。本来，他的“严防渤海”方针就不是以实力为基础，又无别的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过是摆摆架子而已，而随着旅顺口的陷落，最后连空架子也摆不起来了。
日本在辽东得手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了进攻威海卫和攻略台湾的新方略。此后，大本营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并传令联合舰队协同陆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日本联合舰队制定了周密的掩护陆军登陆和协同陆军作战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其中包括《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和《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
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后，可战之舰仅余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五艘。其中，来远舰在黄海之战中受伤最重，到旅顺紧急时才修好一半，因怕被敌舰堵在口内，勉强驶回威海。镇远舰又在驶回威海入口时被礁石擦伤，连修一个多月始勉强补塞，已难出海作战。这样，即使想采取攻势也绝无可能了。鉴于这种情况，朝廷谕李鸿章悉心筹酌。于是，李鸿章致电丁汝昌，提出了“水陆相依”的作战方针，令其妥筹实施方案了。丁汝昌与洋员、水陆诸将合议后，复电称：“倭若渡兵上岸来犯威防，必有大队兵船、鱼雷艇牵制口外。……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伤敌数船，倘彼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窃谓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倘倭只令数船来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全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舰闯进口内。……要之，（威海）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9，第37～38页。）这个，“舰台依辅”方案，就是“水陆相依”方针的具体化。李鸿章认为“似尚周到”，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北洋舰队被迫采取从近海防御退到守御海口的“舰台依辅”方案，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方案必须有后路的保障，即丁汝昌所说“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也。山东巡抚李秉衡亦有同见，认为“敌图威海，必先由后路登岸”（注：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53页。），并提出：“合观形势，非另有大枝游击之师，不足以资策应。”（注：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59页。）然而，此建议的战略意义并未为朝廷所重视，反而受到种种干扰，以致未能顺利实施。及至威海陆路失守，“水陆相依”已无可能，港内的北洋舰队余舰也就很难久撑，终于未能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通过中日海军战略的对比，可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打败，事非偶然。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挥的能力。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下，后者尤为重要。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即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及海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对其获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北洋海军却一开始即采取消极方针，自动把海上主动权让与敌人，以致在丰岛海战后错过了不少采取攻势的好机会；黄海海战后又完全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只能坐视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以陷旅顺；其后被迫采取以威海基地为依托的海口防御方针，但在陆上后路全无保障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向覆灭。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创建海军，也达到一定的规模，但满足于浅尝辄止，缺乏真正搞上去的决心，并忽视了对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的深入研究与掌握，以致与长达近30年的发展海军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成为这场历史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