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中日海权观念之比较
海军战略的理论核心，是海权问题。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对夺取海上控制权的重要性的认识，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便开始认识到，“取胜外洋，破浪乘风”为西洋“长技”（注：《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6页。），并主张建立一支能够纵横海上的“船炮水军”（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以夺敌人之所长。魏源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强调“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0页。）。林、魏的朴素海权观在当时是超前的思想，曲高和寡，故“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自在意料之中了。
到19世纪中期、特别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海防问题始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视。当时总理衙门有切筹海防之奏请，清廷发给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在他们的复奏中，观点歧异之处甚多，甚至针锋相对，或主海防，或主江防，或主陆防，或主塞防，或主海防塞防并重，不一而足。这些论者虽观点互异，各从不同的角度立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大都主张海陆之防不可偏废，而尤侧重陆守。如两江总督李宗羲提出：若论筹防，“仍以水陆兼练为主”，“尤以急练陆兵之法”。（注：宝ｙúｎ＠①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北平故宫博物院1929～1930年版，第2～3页。）李鸿章是当时海防论者的重量级代表人物，他主张在“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这与“专于守陆”的主张相比，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他主张设置外海水师铁甲船的目的是“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所以特别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本。”（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24，第13、17～18页。）可见，他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19，第47～48页。），也就是说专为“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海军须采取攻势战略者是郑观应。他在1875年写成的《论水师》一文，即主张海岸炮台与海外水师相为表里，更要特别重视铁甲船的作用。此主张不无道理。“夫权者，无形之物也，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注：《重兴海军议》，《时报》乙巳七月十七日；《东方杂志》2卷10期（1905年），第323页。）无形的海权是建立在有形的海军实力之上的。惟其如此，必以战为守。他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必须发挥大队水师在海外的“冲突控驶”作用，以“争雄于域外”（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29、215～216页。）。其见解比当时的海防论者更胜一筹，惜乎未见有响应者。
1879年发生的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再次唤起了朝野对海防问题的极大关注。是年秋，刚从外国学习归来的两位海军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更进一步提出：“求最上之策，非用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译署函稿卷10，第7页。）此条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称：“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能战是根本，而“战则必须大铁甲船”（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7页。）。候补道王之春甚至提出：“将来出征剿，必须铁甲船数十号，以备战攻。”（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7页。）这些言论颇受李鸿章赞赏，也使他的海防战略思想向前进了一步。他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认为，外海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39，第34页。）“化门户为堂奥”是什么意思？对此，薛福成于1881年夏所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作了具体的说明：“北洋水师成军以后，……一旦有警，则以铁甲及大兵轮船分排横亘于旅顺、北隍城岛之间，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闯越者，彼接济既断，又惧我师之袭其后，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则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齐辽碣之间，周围洋面数千里竟成内海，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李鸿章认识到海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且可将海防领域由海口拓展到远岛，自是一大进步，但他却不敢去想制海权的问题。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以后，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增置战舰，将来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鲜全罗道西南角的长直路一带进行过探测，考虑到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即可以此处为舰队之根据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致电李鸿章：“各舰齐作准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5，第56页。）及至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袭击中国军舰后，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卷7，刊年不详，第245页。）。连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也认为：“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故他指斥：“借口守防，使海军逍遥无事”为“失机”，主张“严饬海军选择勇将，令在海面与倭决战”（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05页。）。但是，李鸿章对这些意见皆未予采纳。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北洋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虽大力发展海军，但海权观念相当薄弱。在发动甲午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对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意义也是认识不足的。当时，以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相信“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战”。至于海军的作用及掌握制海权的必要性，则未被重视。海军省主事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对此提出质疑：“姑无论陆军如何精锐，果欲用之于海外，而不以海军取得海上绝对安全，终必归于败降，……夫海军之主要任务，则在掌握制海权，进而迫近敌地以压服之，或组陆战队登陆，占领据点，或掩护陆军前进，与敌抗战，或炮击敌国重镇，或杜塞敌国物资，或破其谋，或伐其交，多歧多端，任务复杂，若专视海军为陆军输送补助机关，是不知海军使命，不足与言国防用兵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51页。）
山本权兵卫的意见受到日本军政首脑的高度重视。于是，参谋本部即根据山本的意见制定了海防统筹兼顾的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日本舰队大败时，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注：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并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战争未起，而仅从中日双方海军战略的制定看，其优劣高下似已判然有差了。
战争初期中日双方的海上角逐
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日本海军为实施“作战大方针”而对北洋舰队进行的海上袭击。这只是小规模的海战，一般不足以影响战争的全局，更不能以此决定制海权究竟属谁。所谓制海权，就是舰队在海上行动的自由权。这正是舰队的命脉所在。惟其如此，作战双方都要力争主动。
日本为争得海上行动的主动权，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为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日本军事当局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对日本舰队进行整备，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便于统一指挥。继之进行内部改编，下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以适应随时机动之需要；二是相机谋取舰队之前进根据地，即随着战局的发展，不断将前进根据地从朝鲜西海岸北移，以扩大对朝鲜半岛西海岸海域的制海权，从而掩护陆军陆续登岸，以实现“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239页。）。
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还采取了谋取海上主动权的各种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有三：
其一，冒挂第三国舰旗。这曾是一个疑案。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黄海之战打响前日舰先“悬美国旗”，及至两军愈近始“尽易倭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66页。）。论者疑之，大都不敢引用。查李鸿章电稿，内有旅顺及威海营务处致李电，皆称：“顷见日船在岛外游弋，间有挂英旗者。”（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76页。）再览总理衙门档，又发现两封电报，一是烟台统将孙金彪致李鸿章称：“昨德商自韩来谓，途遇倭船假用英旗”；一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李鸿章称：“查倭人狡计百出，其兵商各船往往假用他国旗帜，往来朝鲜海面，幸图影射。且借用他国旗号，时刻无定，见德船则升英旗，见英船或升法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册，32～52页。）孙、丁所报情况是否属实？当时，总理衙门曾以此照会各中立国驻华公使。英国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复照认为：“查冒用他国旗号，所犯匪轻，该船应科以重罪。”但又称日本船是否曾用英旗“难以确知”（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台北1972年影印本，第3466、3516页。）。故此疑案仍莫能明。前几年从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未刊稿中几次提到冒挂第三国旗事，如其一称：“为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侦察行动，特悬挂外国军舰旗帜，即12月8日和9日挂美军舰旗，10日挂英军舰旗。”（注：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日本防卫所图书馆馆藏），卷4，第3页。转引自中ｚｈǒｎｇ＠②明《关于日本海军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至此，疑案始成为铁案。靠冒挂第三国旗的手段来逃避中国军舰的拦截，虽属侵犯第三国利益的不法行为，却使日本军舰能够浑水摸鱼，毫无顾忌地航行于黄海海域。
其二，扰袭北洋海军的基地。在战争初期，中日海军力量在总体上大致旗鼓相当，但在某些方面日本则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日本海军就具有战略优势，其海上主动权的发挥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此，监控北洋舰队的行踪并打乱其部署，便成为日本海军此时的首要任务。为此，早在日本挑起战争之前，其海军当局便急调老牌间谍宗方小太郎到烟台，以担此重任。他曾两次潜入威海卫军港，又多次命所收买的奸细频繁往来于旅顺、威海、天津与烟台之间，随时掌握北洋舰队的动向，以经由上海转报日本国内。如在8月6日，他就将一份关于北洋舰队动静的密函，托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带给上海的潜伏间谍黑井悌次郎转报东京。此报告断定中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建议以舰队“突入渤海海口”，将北洋舰队“诱出海面”，然后伺机“一决雌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册，第114～115页。）。日本海军当局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决定命各游击队不时游弋于渤海海口内外，并伺机对要港进行扰袭。从此，旅顺、大连、秦皇岛、成山、威海卫等处海面常见日舰的踪迹，使清政府难测日军之意图所在。8月10日，日本军舰突然对威海卫发动袭击，当地告急电报纷至沓来，清廷大为震惊。（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北平，1932），第36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66～867页。）此时，丁汝昌正率北洋舰队主力到达朝鲜大同江口，清廷当即降旨命其速回。这样一来，北洋舰队反而处处被日本牵着鼻子走，海上行动的主动权就自然地落到了日本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