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两面政策，像一帖催化剂一样加剧了起义阵营和同盟会内部的分化。那些暂时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 —— 地主阶级反满派首先从起义阵营和同盟会中分离出去，投到袁世凯的怀抱。他们反对革命的深入发展，仇视任何一点民主表现，却又装扮成拥护共和的模样，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取消主义调子，企图从内部迫使起义者向袁世凯屈服。南北议和开始不久，立宪派头子张謇就写信给黄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 <% 张孝若： 《 南通张季 □ 先生传记 》 第 172 页 %> ”这是要孙中山放下革命旗帜，缴械投降。当时在上海有个名曰“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立宪派组织，竟胡诌“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 <%《 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 》 第 11 页 %> 。这反映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极端仇恨的阴暗心理。而汪精卫、孙武之流的同盟会叛徒则被袁世凯收买利用，充当了袁氏窃国阴谋活动的走狗，对革命事业起着特殊的破坏作用。　　

以宋教仁、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革命党人，希望利用袁世凯和他拥有的北洋武力来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结束革命。他们对袁世凯既幻想又不安。袁世凯刚“出山”，武昌方面的党人便天真地认为“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得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 <% 曹亚伯： 《 武昌革命真史 》 正编第 137 页 %> 黄兴也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实力派，如果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会无所顾惜地推倒清朝，否则他就会象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那时“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 <% 李书城： 《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 载 《 辛亥革命回忆录 》 （一）第 200 页 %> 。还有人被袁世凯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说什么“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 <% 廖少 □ ， 《 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 》 第 30 页 %> 。在这种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武昌方面的革命党人同意了与袁世凯议和，并做出“先倾覆满清者公推为大总统”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暗示，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随后又在汉口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这说明南方起义阵营已经做好了妥协投降的准备。虽然当时确有少数起义军将领和同盟会会员是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认为“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决不可听” <%《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 》 第六号 %> 。但是这些来自各地的主战呼号和袁军在山陕等地违约进攻的枪声并没有能使南方起义当局的头脑清醒起来。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美国典华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喜讯，便启程赴英，打算“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回到上海。这时南北议和已在进行。孙中山在对欢迎群众讲话时明确表示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主张“运用革命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 <% 邵元冲： 《 中华民国开国史 》 载 《 建国月刊 》 十五卷四期 %> 。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没有得到仅仅对谈判感兴趣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 □ 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 <% 邹鲁 :《 中国国民党史稿 》 中华书局一九六 ○ 年新一版第一册第 156 页 %> ”孙中山虽然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但正如他自己的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能实行主义而徒拥虚名”的空头衔。他是靠声望，而不是靠权力，才得以继续给时局以影响。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中央由上海迁至南京，并决定“易秘密为公开”。同盟会由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改变为“公开的政党”，反映了内部各派对当时形势与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估计。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武力革命”已经结束，同盟会“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 <%《 胡汉民自传 》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 。他们以为专制推倒了，“共和”成立了，同盟会应该学西方那样，从事公开的、堂堂正正的议会斗争了。少数左派党人则正确地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 <%《 胡汉民自传 》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 。可见，在同盟会应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和严重的斗争。同盟会终于由秘密而公开，表明右倾势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在“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列举的九项政纲中，大都是缺乏民主革命精神的抽象条文。许多立宪派和官僚政客纷纷混入党内，与革命素无关系的黎元洪也成了同盟会的“协理”之一。这时的同盟会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丧失秘密时代的进取精神的小政团，它较之当时雨后春笋般林立着的其他党团已经毫无夺目之处了。　　　　

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议和”终于以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的退让妥协并交出政权而结束。清帝“逊位”了，孙中山也不得不离开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但是袁世凯深知这只是实现其窃国野心的第一步。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民国的“保护人”，别有用心地对革命党人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 <% 白蕉： 《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 第 46 页 %> 有人问他是否打算效拿破仑帝制自为，他假惺惺地答称：“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 白蕉： 《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 第 51 页 %> 还故作姿态，三番五次电催孙中山、黄兴来京“商榷救国大计”。可是另一面却在积极扩充军备，伺机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势力　　袁世凯在暗里磨刀，宋教仁、黄兴等人却陶醉在会议竞选的胜利中，大做其“政党内阁”、“新旧合作”的美梦。宋教仁常说，现在南北统一，共和确立，因此非新旧势力“糅和”不可，无需再谈论什么“铁血的精神”，而应当“拿出政治的见解”来合法地奋斗。为了适应这种合法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必须“改弦 □□ ，另谋发展，努力接近袁氏，借图进取” <% 马震东： 《 袁氏当国史 》 第 157 页 %> 。黄兴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希望袁世凯能够依照南京“临时约法”的规定，首先组成“责任内阁”，然后再用“化旧为新”的办法进一步组织“政党内阁”。他逢人便劝其入党，甚至劝说袁世凯来当同盟会的领袖。可是袁世凯明确表示过对“政党内阁”不感兴趣。怎么办呢？黄兴却有妙法，说他愿意在“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 <% 马震东： 《 袁氏当国史 》 ，第 105—166 页 %> 。你袁世凯不让政党组阁，那就让你的阁员加入我的党。这就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所谓“政党内阁”！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而组成的国民党，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党内阁”的需要而胡乱拼凑起来的政客集团。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那些幻想在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下获得发展机会的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指望在袁世凯脚下分取一杯羹的腐烂政客。这样一个“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不但完全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民主革命精神，而且较之公开时代的同盟会也是一个倒退。绝大多数党员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是一群在官场中追名逐利的政治掮客。甚至章太炎也无限感慨，说“纯粹的革命党，现亦变成官僚派了”。只要能够捞取金钱和官职，他们可以出卖灵魂，出卖一切。“我们政治上的人，不讲做官讲什么呢？” <% 邹鲁： 《 回顾录 》 第 81 页 %> 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诚然，孙中山当时也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轻信了袁世凯的许多漂亮“诺言”，以为袁既已承认共和，又有临时约法来约束他，他怎么能“反悔”，怎么会自绝于人民呢？孙中山还错误地宣称“十年不予政治”。但他对于临时约法并不满意，对宋教仁等人沉溺于议会竞选、背弃同盟会革命传统而改组国民党的错误做法，也是一贯反对的。他被人推为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除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仪等人也坚决反对同盟会改组，曾吁请孙中山采取坚决措施来整顿同盟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歹徒枪伤致死。宋教仁是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的狂热鼓吹者，因而被袁世凯视为最露骨最危险的政敌。宋的被杀显然是袁世凯准备进一步向“共和”制度开刀和用武力消灭南方势力的信号。但是这一严重事件竟没有引起党人应有的警觉。他们还在那里高喊所谓“法律解决”，指望张謇等人的“调停”。而宋教仁这个西方制度的盲目追求者直到临死还在默祷“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于不拔之宪法，则仁死犹生”。 <% 陶菊隐： 《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 第一册，第 154 页 %> 迷恋“议会制度”的人们的悲剧正在这里，真是至死不悟。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由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于“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实行“武力讨袁”。但他的正确主张照例得不到支持，就连他多年的老战友也不以为然。黄兴认为现在民国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孙中山准备去南京起兵讨袁时，黄兴又说他“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极力阻拦。　　

袁世凯看透了南方党人的分歧和无能。五月二十四日，他气势汹汹地警告：“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 白蕉： 《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第 49—50 页 %> 在袁世凯的战争威胁面前，孙中山再也无法组成一条统一的反袁战线了。所谓“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宋案”和“二次革命”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孙中山更加坚定了“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他在给南洋侨胞的位中说：“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为国民制造革命党”。他满怀胜利信心地表示：“吾辈既以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面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 胡去非： 《 总理事略 》 第 188 页 %> 。革命的失败也教育了那些处在动摇和彷徨中的人们，使他们得到新的觉悟，越来越怀疑袁世凯所谓“永不使君主制度再行于中国”的“诺言”，从而使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护国”运动获得远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参加者。　　

“二次革命”中，尽管国民党表现得那样软弱无能和不堪一击，袁世凯还是嫌它有些碍手碍脚，遂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同时追缴了四百三十多名国民党笈议员的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活动。这时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凌乱不堪，什么政友会，相友会，癸丑同志会、欧事研究会、超然社等小团体纷纷出现。许多人心灰意冷，隐居书斋，另一些人则甘心充当袁氏帝制阴谋的可耻帮凶。惟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坚定的左派党人，没有被袁世凯的得势于一时所吓倒，毅然抛弃国民党的破烂旗帜，恢复同盟会秘密时代的革命精神，重组“中华革命党”，提出“第三次革命”的响亮口号，成为反帝制运动的领导力量。　　

同盟会从一九 ○ 五年成立到一九一二年蜕化为国民党，只有七年历史，犹如“昙花一现”。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出现和消失，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由上升到衰落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它的革命性发挥到了极点，但同时也是它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点。同盟会的每一次分化，都是一次倒退，这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退在组织上的表现。辛亥革命后不久，民族资产阶级便逐渐丧失领导作用，让位给正大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同盟会如此迅速地分化和解体，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说到底，则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两面性所决定的。它既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 <%《 毛泽东选集 》 第三卷第 667 页 %>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即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也就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使革命遭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包括孙中山在内，都提不出一个旗帜鲜明的、彻底地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只好袭用陈旧而狭隘的“反满”口号，使自己的政党 —— 同盟会变成一个成员复杂、思想歧异的混合体，从而种下了不断分化和必然灭亡的种子。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和评价同盟会的分化现象呢？回顾同盟会分化的历史过程，对它在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的分化现象，应当作不同的评价。辛亥革命以前，引起分化的原因固然也涉及到政见的分歧，但更主要的原因或者出于狭隘的宗派情绪（如光复会），或者由于不满意同盟会某个领导者的策略思想（如共进会、中部同盟会），因而采取了独立的革命行动。这种独立行动，特别是光复会的派别活动，曾经给同盟会组织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并且降低了革命运动的思想水平，使革命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倍受损失，这对于当时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当然是不利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当时同盟会的领导机关由于武装起义的连续受挫而陷入瘫痪状态的情况下，共进会和中部同盟会毅然把革命的重心转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这在客观上对于促进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成熟是有积极意义的。辛亥革命后，情况有了显著的不同。地主阶级反满派很快地脱离了同盟会，留在同盟会里的人明显地区分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急进派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温和派。社会的阶级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反映到同盟会内部来。在同盟会组织是否要公开的问题上，在同盟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的问题，以及在反袁“二次革命”中，同盟会内部都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许多过去的革命者现在落伍了，不愿前进了，变成顽固分子和不再革命的人，终于被历史所遗弃；还有一些竟至堕落成为反革命的帮凶，袁世凯的走狗，做了历史的罪人。只有孙中山等少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因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进步，后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勇敢地实行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