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政党，一九 ○ 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一二年演化为国民党。在这短短七年里，它经历了一个由联合而分化，由分化而解体的历史过程。本文通过对同盟会上述历史过程的初步分析，阐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立而坚强的阶级政党，因而不具备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并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方面说明这次革命必然失败的主观原因。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 □ 。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 <% 汉民： 《 ‘民报’之六大主义 》%> 　”。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 <%《 孙中山选集 》 上卷第 75 页 %> ”。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 <% 同上书，下卷第 795 页 %> ”。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 <% 章太炎： 《 光复军志 》 。“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 %> ”。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 <%《 章太炎自定年谱 》 载 《 近代史资料 》 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 127 页 %> ”，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　　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 <% 宋教仁： 《 我之历史 》%> ”。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 □ 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二　　

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必然达不到组织上的统一与巩固。同盟会在准备和领导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组织系统。组成同盟会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了，可是在政治观点，活动地域以及会员成分等方面继续保留着各自的特点。兴中会是孙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创立的，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的革命团体。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到一九 ○ 五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主要代表华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华侨中的中、小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学生青年。由于他们侨居异国，较少直接感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痛苦，所以，一般华侨对于“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他们痛恨清政府腐败无能，迫切希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作后盾。因此，华侨资产阶级在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是比较富于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而较少单纯“反满”情绪的一部分。华兴会和光复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分别建立的两个革命团体。它们成立较晚，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如华兴会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清算 <% 黄一欧： 《 回忆先君克强先生 》 载 《 辛亥革命回忆录 》 （一）第 609 页 %> ”。光复会又叫“复古会”，它的外围组织龙华会宗旨是“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大明江山 <% 陶成章： 《 龙华会章程 》%> ”，都具有较浓厚的“反满”色彩。同盟会名义上主要是由上述三团体结合而成的，然而除兴中会外，光复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浙江内地多不知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华兴会在与兴中会联合问题上意见歧异，有赞成完全联合的，有主张形式上联合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还有根本反对联合的，“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 <% 宋教仁： 《 我之历史 》%> ”。正因为如此，尽管同盟会曾经详尽地拟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规则，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来没有能认真执行过，没有能形成自己的权威的核心领导和一体化的组织系统。　　

在同盟会的历史中，一九 ○ 七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以前，同盟会全力与康梁保皇派论战，内部各派基本上是团结的。这年春天，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与黄兴等人在法属安南的河内设立秘密机关，擘画我国西南边隅的起义活动，并在随后几年中发动了多次的武装斗争，推动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但是，孙中山的离开日本和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同盟会内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各派别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渐趋明朗和表面化。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荷英两属，遥戴章炳麟为会长”，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 <% 冯自由： 《 光复会 》%> ”。留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则对孙中山百般非难，无端猜疑，有人竟提出要解除孙中山的领导职务。他们对孙中山“一意规南服”，“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和不重视联络会党的作法表不满，主张先储备人才物力，一旦时机成熟，则“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一九 ○ 七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和一九一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正是因不满于孙中山而别树一帜的表现，它说明同盟会组织在旧的裂痕之外又出现了新的裂痕。这种新的裂痕不仅反映了各派在策略思想方面的分歧，而且反映了原有政治观点分歧的加深。例如共进会就十分错误地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标榜“以推翻清政府，光复旧物为目的 <% 李白贞： 《 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 》 载 《 辛亥革命回忆录 》 （一）第 501 页 %> ”，这就背弃了同盟会纲领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精华，使自己混同于一般会党。即使那个自称“奉东京（同盟会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的中部同盟会，也只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 <%《 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 》 见 《 建国月刊 》 三卷四期 %> ”，恰好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最急进的部分 —— 民生主义。虽然共进会、中部同盟会和重新恢复活动的光复会都在会党或新军中做过比较深入的发动工作，在组织和领导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革命运动中有过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在组织上重拉山头，另立门户，思想上夸大“反满”民族主义宣传，背离同盟会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和有害的，它使得同盟会组织上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思想上的分歧更加难以泯除，因而使已经陷于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中更加软弱无力。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推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开始的这场大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不是满腔热忱地站在斗争前列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却随时准备同革命的敌人调和妥协。但是革命必须继续发展下去，它向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首先是如何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需要他们解答。这时，同盟会在理论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松散的危害性就全部暴露了出来。　　

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同盟会革命党人曾经理直气壮地驳斥保皇派所谓革命必将造成内乱，召来瓜分的谬论，坚决地主张革命，热烈地讴歌革命，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革命将会有秩序地进行并“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这样一种软弱者的幻想之上；他们猛烈地抨击保皇派抹杀满汉矛盾，否认民族压迫的存在进而否认民族革命的必要，而自己又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只是“汉族的中国”，夸大了满汉矛盾，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放过了两个最危险的敌人 —— 帝国主义和汉族封建势力。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把外国资产阶级当作“朋友”，企求同情和支持；把汉族官僚引为“同志”，希望同他们一起来推倒满族皇帝。当然，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它怎么能够“毫不参以排外（即反帝）性质”呢？帝国主义列强又怎么会因为起义当局迫不及待地发表几篇声明，做出“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 <% 曹亚伯： 《 武昌起义 》%> 等等保证，就“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呢？它们看透了革命党人的软弱和起义者内部的矛盾，便一面伪装“中立”，一面则全力扶植袁世凯来绞杀革命。十一月，袁世凯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北洋武力，当上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此后，他玩弄清帝于指掌，使用反革命的两手，或停或打，或诱或压，迫使南方革命派节节退让。他下令冯国璋野蛮地焚掠汉口、猛袭汉阳，同时又两次派人潜入武昌，试探起义军对“议和”的态度，厚颜无耻地说什么：“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兢兢者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和议有成” <% 白蕉： 《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 第 6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