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努尔哈赤率后金军队入居辽沈地区开始，到清军完全占有山海关以外地区，这二十多年时间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辽东统治时期。本文旨在考察这一时期的统治政策、社会经济以及社会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进入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后，从其初始的文明程度较低状态，到逐渐适应，并为其后来入关统一全国，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的过程。
女真是我国境内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明朝时，生活在我国东北境内的女真人主要分三大部，即建州、海西、野人女真。自明初开始，明廷不断加强对女真地区的联系和统治，永乐年间就在女真地区设置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任命指挥使、千百户、所镇抚，赐予诰印、冠带、袭衣、钞币等信物。永乐十年(1412年)又分设建州左卫，以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为卫指挥。到了万历年间，东北境内女真地区基本上都由明廷设置了卫所。政治上的隶属和经济上的交往，使女真和明廷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三部女真中，建州、海西两部女真较早就开始了向汉民族聚居的辽东周边地区迁徙。其中建州女真于明正统年间经明廷允许，迁徙到与辽东汉区紧邻的浑河、苏子河流域，在这里生聚蓄积。这里就是日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龙兴”发祥之地。
由于建州女真迁徙到紧邻汉民族聚居区，汉民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技术迅速在女真地区传播。女真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民族。尽管他们当时处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但他们很快便开展与汉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族地区的铁器等生产工具被交换到女真地区，使女真地区的生产力迅速得到了提高。而女真地区的各种土特产也丰富了汉族地区人民的生活。这种民族间的相互接近，相互渗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既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又带动了女真族的发展。
一
明代女真人在与汉人交往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建州女真在明正统年间定居在以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为中心的苏子河、浑河流域）以后，发展的步伐日益加快。
万历年间，建州女真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适应建州女真各部日渐形成的统一趋势，首先是从建州女真本部展开了兼并战争。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针，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前后，历时十年，统一了建州各部。迄止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经过30多年的兼并战争，各部女真基本上都统一在努尔哈赤的部下。
努尔哈赤兴起于明王朝日益腐败之际。努尔哈赤祖父因给明军作向导，死于战火。他在袭祖、父职任卫指挥以后，“继祖父之志，仍学好忠顺”[1]，并“时送所掠汉人，自结于中朝(指明廷)”[2]，得到明廷信任，先后加升都督职衔，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少年时代曾投在辽东守将李成梁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3]，因此而与李成梁及其子李如柏结下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人有说“建酋(指努尔哈赤)与成梁谊同父子”[4]，亦有说“如柏兄弟与奴酋有香火之情”[5]。《国榷》作者谈迁则说，努尔哈赤“幼孤育于成梁，年十六遣归本部”[6]。上述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究，但至少可以说，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父子关系非同一般，而这种关系对于努尔哈赤的成长以及他对辽东汉区的了解却是至关重要的。努尔哈赤本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十分注重学习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信用有才干的汉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有人就在建州女真“见折(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袭正六……。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7]。努尔哈赤手下还有个歪乃，“歪乃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8]。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亦亲见“胡人(指努尔哈赤)文书，辽人董大海、刘海专掌”[9]。可见，努尔哈赤身边掌笔墨的秘书之类的人物，主要是汉人。这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汉人在女真社会中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努尔哈赤的亲信侍卫亦有不少汉人，“高皇帝创业之初，有洛翰者，本姓刘，中原人。以佣至辽，初给事于建州，颇勤俭有勇力，高皇帝赏识，拔为侍卫”，深得努尔哈赤信任，“倚如左右手”[10]。总之，努尔哈赤自青年一直受到明封为龙虎将军、多次到北京朝贡、经常来往于辽东汉区、广为结识辽东明将、甚至身边文书武卫都用汉人的耳濡目染的汉文化熏陶。他熟悉汉语，能读汉文书籍。《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的训谕中，对于中国古代典章文物非常熟悉，言必称汉唐，奉明制为圭臬。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努尔哈赤对中原，特别对辽东的山川风物、明廷弊政了如指掌。明人也承认：“辽人兼辽兵、辽马、辽饷，奴酋习知。”[11]所有这一切，都为努尔哈赤人居辽东奠定了基础。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努尔哈赤将合并的诸部女真迁至浑河流域，适应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它是从女真氏族社会末期的一种狩猎组织演变来的。当氏族成员出猎时，编有每10人中以1人为首，以10人为单位的组织，称作牛录。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牛录进行了改造，把始创时每牛录10人改为每牛录300人，置1牛录额真(汉译佐领)，各牛录分别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的旗帜为标志。其后，由于“归附日众”，牛录增多，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在旧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5牛录为一甲喇，由甲喇额真(汉译为参领)统辖；五甲喇为一固山，即“旗”，由固山额真(汉译为都统)统辖。每一固山又另设梅勒额真，为固山额真的副手。并在原有的黄、白、红、蓝4旗之外，又添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4旗，合称八旗。每旗兵力约7500人。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八旗士兵平时耕猎为民，战时则披甲为兵。八旗制度把女真人、蒙古人、汉人的所有户口都混合编人八旗中。这样，每一个旗内都是几个不同族别、不同地区的聚合，都按同一政令进行管辖，并且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八旗制度密切了不同族别人们之间的关系。八旗制度在生产和战斗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女真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
自明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队人居辽沈开始，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崇德八年)十月，清军完全占有山海关以外地区，前后统治辽东22年。这22年中，由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推行一系列政策，极力强化其在辽东的统治。
其一，强制满汉人民迁居杂处，同耕共食。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满族军民风尘仆仆地来到辽东，居无定处，急需安置。努尔哈赤为了稳定人心，首先对编人八旗的满、汉人等实行了“计丁授田”，规定1男种5垧粮田，种1垧棉田，一起编组成屯庄，在牛录额真统一管理下进行以户为单位的独立生产，并且纳粮当差。每3男种1垧贡赋田，20男当中1人当兵。同时，20男中1人应公差，以解决军饷、兵源等方面问题。同时，又源源不断地迁人大批女真人，部分屯居开原、铁岭、辽阳、沈阳。为了解决这些大量内迁的女真人吃住等问题，努尔哈赤下令，辽东汉人的房屋与女真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这种强制汉人与女真人同住、同食、同耕的办法，不但要令汉人民户供奉女真人的吃住，还要将家中有多少斛、多少升粮食如实报告；报告后，按女真的人口计算，每人每月给粮4升。这样，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结果必然激起汉族人民强烈的反抗。
为了控制、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努尔哈赤将大部分新征服地区的汉人迁离故土，其中一部分被迁移到女真人的“发祥之地”。大量女真人随军人居辽东。也就需要大量的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要求已经人居辽东的女真人，将其原有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汉人，用以安置这些迁离故土而来之人。另外一些汉人被迁徙到女真人居住比较集中或者其统治势力容易控制的地方。后金天命六年七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根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诸岛的明将毛文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警觉。于是，他立即下令，迁镇江沿海居民到内地，迁金州居民于复州。天命七年(1622年)占领广宁城后，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往辽阳一带。这时的辽阳已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大量汉人迁来辽阳，便于控制，有利于巩固后金政权的统治。天命八年，复州的汉人叛逃，后金先是大规模屠杀，后又将这一带汉人迁到早已迁居有大量女真人的海城和鞍山，接着，又将这一带的部分女真人迁到复州等地。天命八年七月，阿敏贝勒发给的文书中要44村129户的汉人迁往女真人集中居住的耀州、海州、牛庄等城廓及其附近的村屯，除其中作席、桶的5村11户属于有特殊技艺的民户外，这44村129户，不是富户，就是有功于女真人、得到女真人信任的汉人。移民对迁的办法有利于后金统治者的统治。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明天启5年)，努尔哈赤用暴力手段杀了大批汉人，所剩汉人或降为奴仆，或编人田庄。田庄部分属于后金汗、旗主贝勒，部分赐予牛录首领以上的各级官员。每田庄由壮丁13人，牛7头广耕地100垧组成。每庄设庄头一名，负责管理田庄生产。180垧地平均分给庄丁，由庄丁自己耕种收获，维持生活。其余20垧由庄丁共同耕种，收获所得作为正赋上纳，庄丁不得私自迁移，不准开垦荒地。这种田庄参照了后金原有的拖克索制度。庄田上的庄丁实际是农奴，其地位比一般民户低下，他们承受沉重的剥削。但他们毕竟有自己的一份耕地，有独立的经济。田庄遍布辽东各地，几乎所有辽民，皆被编为庄丁，成为后金汗和贝勒的奴仆。尽管对于辽东汉民来说，这是一次生产方式上的倒退，但对于后金统治者来说，是从原来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大量原封建制度下的辽东汉民下降为后金统治者的奴仆，这是汉民所不能忍受的，因而引起大批辽东汉民逃亡。
其二，强化八旗组织。
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大，俘获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开始进一步强化其八旗组织。他把大部分辽东汉人及黑龙江流域归附而来的女真人，通过强制手段纳入了八旗之中。至于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编制八旗的情况，从现存的官书文献资料来看，《清实录》、《满洲实录》几无记载，惟《满文老档》偶有涉及。从《满文老档》来看，当时辽东汉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编人八旗之中的。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根据“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民户”的原则，除了俘虏仍作女真人奴隶外，所有归降汉人，大部分都被编为民户。这些汉人民户和那些移来的女真自由民一起，逐渐都被纳入八旗的牛录之中，在牛录额真监督下劳动。我们还应注意到一个情况，即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民户中的“有粮的人”(即富人)是首先被编人八旗的，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即使开始被纳入八旗，后来也被逐出或杀掉。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令去盖州、威令营一带清查户口和粮食数字的5牛录额真全面调查5牛录汉人，将没有粮的收捕。那些穷苦的归降汉人被逐出了八旗的牛录。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的没有粮的汉人，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也都作了女真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包衣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女真族社会的最低层。
那些编人八旗的汉人民户，尽管其户口隶于八旗，但他们与人居辽东以前的八旗中的汉人不一样。对于被编人八旗的辽东广大汉区的汉人民户，努尔哈赤规定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下令在各旗分驻的地方，任命该旗的人为官员；原来在该城管辖下的地方民人，一切听从新任命的官员，兵丁仅服从该营的额真。按照过去八旗制度规定，兵、民同属一个额真管理，八旗属下户口，既是兵户，又是民户。而这时兵丁和民户是分开管理的，兵丁仍归原额真管理，而户口隶于八旗的民户，则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兵丁与民户逐渐相分离的趋势似已出现。此外，努尔哈赤时期，为强化其权力，八旗旗主均由其子侄八和硕贝勒分掌。他们以努尔哈赤代理人的身份统治八旗，最后一统于努尔哈赤。其晚年又明确规定，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他的继承人亦由八和硕贝勒中挑选。八和硕贝勒就成为八旗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在各个旗内，分置官属，统辖兵民。旗主和旗民之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
努尔哈赤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反映了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努尔哈赤力图将其旧有的八旗制度推行于早已高度封建化的辽东汉区，又用落后民族聚居不定、反复迁徙的习俗，来处置安土重迁的辽东汉民，其结果必然对辽东汉区的封建经济起到摧残和破坏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强制性的措施却巩固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并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刚刚形成的满族共同体。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承继汗位。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东征西讨，用武力统一女真，征服辽东，用强权压服汉族人民的反抗，初步奠定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基础，满族共同体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但努尔哈赤留给皇太极的也并不是一份太平基业，各种潜伏着的危机，各种萌发中的矛盾，都亟须一个个去排除解决。当时，后金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西有叛服不定的蒙古，东有与之为敌的朝鲜。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的各种矛盾等等，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又四次人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成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他曾形象地比喻满、汉、蒙三者关系譬诸五味，仅用酪则过酸，仅用盐则过咸，惟调和得当，才为美餐。基于这种认识，皇太极特别注重消弭与缓和民族间的矛盾。
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的当年，就屡下谕旨，强调宽待汉人，规定凡国中汉宫、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下令禁扰汉人，有抢劫汉人牛、羊、鸡、豚者，加以惩办；明确规定除了每备御只给八个壮丁、二牛，供其使令外，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特别重要的是皇太极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谕臣下，对于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并且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皇太极“恩养”汉民及其他一系列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
皇太极对于归降后金政权的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采取笼络手段，甚至不惜高官重金。在攻下大凌河以后，皇太极对降清的明将，仍旧原衔，分别授职，赐之世袭敕书，并且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八贝勒轮流宴请、款待，以安其心。天聪七年(1633年)，明军将领孔有德、耿仲明携红衣大炮投清，皇太极亲自以女真最隆重的抱见礼郊迎，并给以丰厚的赏赉，当日即授其都招讨印。清崇德七年(1642年)，松山之役，掳明将洪承畴，皇太极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对于有才干的汉人，皇太极一律擢升重用，引为心腹。汉人谋士范文程，原系辽东土著大地主，归降后深得皇太极的尊宠，委以大学士重任，后来范为清军人关出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自崇德六年定三院，至顺治二年(1645年)，此十年中，任大学士者为刚林，范文程、希福、鲍承先、洪承畴、祁充格、宁完我七人、其中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洪承畴等均系当时汉人名儒。天聪三年(1629年)八月，皇太极下令开科，结果录取了200个本来为奴的汉人生员。在用汉宫和汉人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反映了满汉统治者的进一步勾结。
此外，为了扩大兵力和进一步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皇太极分编汉军八旗作为八旗组织的一部分。天聪七年，皇太极令八旗属下女真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抽一，并以辽人、原明指挥使之子孙，以及投降后金军和后金军所掳掠的汉人，别隶为汉军，以旧汉人额真统率，另编成汉军一旗，与满八旗编制相同。然后又陆续编旗，至崇德七年最后编成汉军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1人，梅勒章京2人，甲喇章京4人，牛录额真18人。皇太极是汉军八旗的最高统帅，可以随时对之调遣指挥。这样既加强了对汉人的控制，扩大了兵力，又发挥了汉族地主阶级的作用。
自天聪八年始，皇太极属下蒙古人及归降的蒙古人，另编蒙古八旗。
皇太极还采取改族号、改国号、模仿汉人制度、学习汉文化等手段，极力冲淡和弭除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宣布，“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的原名”[12]，不准再称其为珠申(诸甲)即女真。翌年，皇太极又宣告改国号曰“大清”，废金国之称。
改女真为满洲，改金为清，其主观意图就是要隐讳女真和金朝，因为女真和金在历史上曾经侵扰过中原，容易触及汉族人民的隐痛而诱发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中央的统治机构亦是以汉族的制度为蓝本进行改置的。设置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若干人和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内除以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外，还设满汉蒙古承政、参政、启心郎及办军笔帖式等。并设掌监察的都察院、专管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皇太极认为“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他“乐观古来典籍……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所以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13]，学习汉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