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女真人中的先进部分，多数居住在辽阳等路的辖区内，他们与汉族等兄弟民族杂居共处，从事农业生产。后来，这部分女真人构成了明初辽东直辖卫所下女真人的重要来源。至明中叶时，当地人口中汉人占十分之七，高丽人和归服的女真人占十分之三。日另一部分散居于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东达海岸的女真人，仍“元市井城廓，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显然还处在较落后的发展水平。但已有农业生产，也能造船。后来，这部分女真人成为明奴儿干都司管辖下的主要居民。但这部分后发的女真人的后裔，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几经迁徙，逐渐发展，到明代末年（十七世纪初）以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自明初至明中叶，明廷曾先后在女真分布地区设立数以百计的羁縻卫所，以女真各部首领为卫所世袭官长，总属奴儿干都司。由于女真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各部间兼并掠夺战争频繁不断，女真人为图生存，自明初以来便逐渐南迁。建州女真各部迁至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至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南迁后，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大拐弯处。东海女真（明代亦称“野人女真”）散处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上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东达海岸。建州、海西两部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较为先进，社会贫富贵贱的分化十分明显；东海女真发展则比较缓慢，各部间又极不平衡。建州左卫的首领努尔哈赤把握机遇，顺应潮流，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

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氏。其先世为明建州左卫首领。万历十一年（1583），祖父觉昌安（又译作叫场）、父亲塔克世（又译作他失）在明军讨伐王杲之子阿台之战中任向导，于战争中被误杀。努尔哈赤时年25岁，承袭父、祖为建州部首领。他认定其父、祖之死应由别部女真酋长尼堪外兰负责，遂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讨伐尼堪外兰，从此揭开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序幕。万历十七年，明廷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二十三年又晋封为龙虎将军。自万历十一年起，在以后的30年中，努尔哈赤以其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首先把东至海滨、西达开原、北抵嫩江、南至鸭绿江分散的女真各部逐步统一起来。在统一过程中，努尔哈赤把被合并的女真各部部众分别编入原有的以氏族、村寨为基础的生产和军事组织“牛录”之中，并把这种基层组织逐步扩充成为八旗制度。初只设有黄、红、蓝、白四旗，后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各旗的固山额真和贝勒既是本旗的所有者，又是本旗的最高军事统帅。八旗制度具有政治、军事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成为满族社会的根本制度。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皇太极时，于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十月十三日）废除女真（旧译诸申）旧称，统一称之为“满洲”，“满族”即“满洲族”之简称，至是满族共同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于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随着辖属的蒙古归附各部与汉人俘降人众日益均多，先后增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和满洲八旗共同构成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进一步推动了满族社会的进步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军事力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山海关，定鼎北京。清前期、中期，在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开拓和保卫边疆和整理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过卓越贡献。

二

回首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真可谓英勇悲壮，坚苦卓绝。五千年前，正值满目洪荒，文明初启。炎帝与黄帝分别代表着南方、北方的中心部族。炎帝神农氏无疑是上古时期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部族的首领。其发祥地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而黄帝轩辕氏为北方草原游牧渔猎部族的首领，发祥地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域。炎黄二部通过战争的方式合而一。游猎部族勇猛尚武，故而黄帝能大败炎帝于阪泉；而农耕部族文明程度相对较高，故而其文化成为主体。这种二元归一的特点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格局，规定了方向。农耕文明以其具有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和较为复杂的社会分工，担当着中华文明主流的角色；而牧猎文明对农耕文明不断予以补充，注入活力，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在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内，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部族，即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其分界大约在北纬四十度一线。二者既相互依存，又辄生芥蒂。农耕部族为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起绵亘万里的雄伟长城，但双方的联系万难割断。无论是汉武帝的“北击匈奴”，还是后来的“五胡乱华”；抑或是蒙元的“铁马金戈”，还是朱元璋的“驱除鞑虏”，两大部族在上下千年、方圆万里的广阔时空里一次次地重演着拉锯战。在此过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北方游牧部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不断被吸收、消长，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

经济文化层面依存源远流长，也就预示着制度层面的归一势在必然。满族先世虽长期偏成东北一隅，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族人农牧双全，兼擅渔猎。当其把握契机，挥师中原，定鼎北京，君临华夏以后，以其特有的对两种文化内涵的颖悟，从全新的视角，用独创的方式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终于完成了将两大部族融为一体的历史重任，使万里长城永成陈迹。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屡蹶屡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民族认同方面不拘血统来源，而只看文化体系和地理位置。因此，商以东夷而继夏，周以西戎而承商，皆为华夏所接受。秦以西戎之部族后裔建起大一统的中原皇朝，更是中华文化本位的最生动的证明。

汉承秦祚，疆土日广，文化发达。但中国历史周期性危机的规律决定了农耕文化（中原文化）若无游牧文化注入活力，则无一例外地呈由盛由衰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却往往能够突然崛起，迅速强大，形成对中原皇朝的严重威胁。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中原农耕民族节节败退。其结果是，一方面，南方地区进一步得到开发，另一方面，进驻中原的原游牧民族改变生产方式，接受并改造中原文化，逐渐变成农耕民族的成员。因此，从文化流向上考察就会发现，中原文化体系不但未曾跟随其载体——农耕民族退到南方，反而逆向前进，向东北、西北等几个方向延伸扩展。注入北方游牧文化新鲜血液的新的中原文化生命力更加强大，成为中华文化主流。

上述过程多次重演，主要以皇朝更迭形式表现出来。考察中国历代皇朝建立者的血统就会发现，非中原民族的后裔应占多数。五胡十六国暂且不论，就连唐高祖李渊也有一半鲜卑独孤氏血统。而正史于此问题不予回避，娓娓道来。其后的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异常活跃，终于催生了三个由自身文化色彩相当浓厚的北方民族建立的朝代——辽、金和元。然而，岁月不居，星移斗转，不知不觉之中已经物是人非。北方民族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来则安之，全面接受中原文化；要么绝尘而去，退回遥远北方的茫茫戈壁，而无第三条路可走。而中华文化体系的传统则对留在中原的北方民族后裔以认同，《辽史》、《金史》、《元史》皆入正史即是明证。

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融合的大势终难阻挡。至有清一代，满族上下学习中原文化蔚然成风，数十年间，即基本完成了文化主体的转换。道光以降，外患频仍，内乱又起。列强纷至沓来，狼奔豕突。清廷风雨飘摇，气数已尽，终有辛亥鼎覆，共和肇基。境内诸族整体认同感空前加强，遂有民国“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举。

自此，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满族成为其重要成员，满族同胞中绝大多数已认同中华。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曾利用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制造傀儡政权满洲国，而溥仪生父载灃老先生竟不买其账，耻与为伍。足以表明即使是满族上层人士，也已具备坚定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从文化主体、心理素质和风俗习惯等方面考察，满族是当今与汉族最为接近的少数民族。满族同胞与其他各兄弟民族一道，为建设新中国贡献着才智和力量。由于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祥之地，满族人口之大部分布于此。因而已经在并将继续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