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杜绝天主教的暗中流传，嘉庆帝不仅批准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还详立治罪专条，严加惩治。明确规定：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民众，确有实据，为首者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著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失察官员降级调用。在监天钦任职的西洋人必须严加约束，禁绝与旗民往来，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国，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33]

在严定科条，大加惩治的同时，嘉庆帝还加强了教化的力度。他要求各省学政撰写禁教文论，“剀切化导，其词无取深奥，但为辨其是非，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使家喻户晓。”[34]

禀承他的旨意，湖北学政朱士彦写了《辟西洋天主教说》。嘉庆帝在他的奏折上批示：“所论俱是。家喻户晓或可挽回，亦政治之一助也。”[35]

道光帝继位后，继续执行父、祖的禁教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他曾下令：“嗣后传习天主教人犯于赴官首明出教及被获到官情愿出教，俱著遵照嘉庆年间谕旨，将该犯等家内起出素所供奉之十字木架令其跨越。果系欣然试跨，方准免罪释放。如免罪之后，复犯习教，除犯该死罪外，余俱于应得本罪上加一等治罪，已至遣罪无可复加者，即在犯事地方用重枷枷号三个月，满日再行发遣。该部即纂入则例，永远遵行。钦此。”[36]

禁教时期天主教的暗中流传

如上所述，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清廷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严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然而，天主教并未在中国绝迹。《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收录的大量文件，披露了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

西方传教士不顾清廷的禁令，由澳门潜入内地，秘密传教。本书中“两广总督舒常为接奉上谕转行粤抚查办西洋人罗马当家派遣西洋人赴内地传教事致军机处咨”， “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盘获西洋人及随带天主教经像现提审查办折”， “陕甘总督福康安奏报密查西洋人传教事折”， “陕西巡抚毕沅奏渭南县拿获西洋人呢吗方济各等讯供解京折”， “寄谕两广总督舒常等著查办传教之西洋人”， “山西巡抚农起奏报拿获传教西洋人安多呢折”， “直隶总督刘峨奏报遵旨密拿西洋传教人犯汉色勒木阿头大多及刘必约折”， “湖南巡抚陆耀复奏严拿传习天主教之西洋人阿拉密约等事折”， “山东巡抚明兴奏报遵旨查拿入境传习天主教之西洋人折”等文献，真实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内地教徒甘冒风险，赴粤延请和护送传教士。本书中的“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截获赴粤延请西洋传教之焦秦二姓等提审解部折”， “广西巡抚吴恒奏为失察奸民伴送西洋人过境自请交部议处事折”， “寄谕两广湖广山东山西直隶各省著严拿伴送西洋人传教各人犯”， “山西巡抚农起奏报缉拿接引西洋人入内地传教之秦禄等人折”， “陕西巡抚毕沅奏报续获延请西洋人传教之刘必约张多明我等折”， “护理江西巡抚印务署布政使李承邺奏报严拿接西洋人赴江西传教之姜保禄折”， “山东巡抚明兴复奏严查延请西洋人至内地传教之李姓逃犯折”， “浙江巡抚福崧复奏严缉接引西洋人潜入内地传教案内各逃犯折”， “直隶总督刘峨奏报拿获勾引西洋人传教之民人安三解京审办折”， “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报拿获勾引西洋人传教之民人李刚义折” 等文献，如实地记载了这类事例。

在这种情况下，各省的秘密传教活动相当活跃。例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四川总督常明奏报：“川省人心浮动，习染西洋邪教者甚多。奴才到川后，查办改悔者已有三千余户，其抗不悔教者随时拿究治罪。又拿获传教之朱奥斯定即朱荣，童神甫即童鳌，并访获久在内地传教之西洋人徐鉴牧即李多林，均经严审正法，先后奏明在案。近年复力行保甲，稽查周密，” 又抓获了“信从传教，经西洋人冯若望授为铎德名号之袁在德一犯，搜出经卷十四本，铜像十字架两个，念珠二串，教衣一副，教帽一顶。”[37]

道光年间，秘密传教的情况仍很严重。例如，道光四年(1824年)，工部尚书管顺天府事陆以庄奏报：“本年七月十七日，据宛平县齐家司巡检王孝友禀称，赴后桑峪村查点门牌，见村民杨继武、张文浩等家不贴门神，形迹可疑。” “臣等派委候补知县阎锦麟改装易服，密往该村查访。嗣据该委员禀称，访得该村民传习西洋教向有五十余家。”[38]

在此，我们以乾隆后期为例，就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进行分析。

乾隆后期，广州是惟一的通商口岸，也是除北京之外惟一允许西方传教士居留的地方。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京城的传教士汪达洪从乾隆帝那儿获得批准，恢复过去的惯例，由一位外国人常驻广州，负责传递京城传教士的信件。意大利传教士多罗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开始，获准在广州居住。在中文史料里，他被称作“罗马当家”。他违反禁令，先后私自派遣多名传教士由广州进入内地秘密传教。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他被逮捕，押解到北京。据他自己供认：“管理书信以来，派往各省传教共有9人。”[39] 清政府审讯被捕的教士教民后得知，四十九年初，多罗“曾派西洋人10名往直隶、山东各省传教”。四十九年四月初旬，又派4名传教士潜往陕西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40] 由此可见，广州是传教士的一个重要集散地。传教士来华之后，进入广州，住在“罗马当家”处。然后由“罗马当家”安排，在中国教徒的护送下，潜往各地传教。

广州境内的传教活动也相当活跃。据乾隆五十年（1785年）广东督抚的奏折记载，大教案中在广东被捕的中国神父就有顾士效和艾球三。顾士效自幼随祖父学习天主教，后赴澳门虔心奉教，被任命为神父。三十六年（1771年）回到广州传教，家中藏有经书、画像、十字架等物。艾球三由西洋人授为神父，在广东秘密传教。此外，广东还有许多热心传教的普通教民。如“乐昌县民刘志名，教名思德望，不但自己吃斋念经，并招引潘连弟、张万从、张万德到伊家一同学习。复将经卷斋单交给抄录，希冀广传徒众。又有南海县民潘声珑，教名福爵，张沛宗，教名达爵，均系自幼随父习教，家有图像、经卷，虔心奉教，素为同教中推服。又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高要、乐昌、海阳、潮阳、惠来、普宁、新兴各县并福建、安徽等省寄居粤东有入教之吴瑜珍等82犯，均系祖父习教，或藏有遗存经卷画像，或止口传经语，依期持斋念诵。”[41]

陕西远离通商口岸，传教活动却令清廷大为震惊。据《清实录》记载，西安天主堂自饬禁后，旧存房屋由中国教民杜兴智居住，其中5间由教民刘义长赁居，房内供有十字架。山西教民秦禄往来西安，亦于此居住。四十八年（1773年），秦禄与西安教民焦振纲商议，欲请西洋人来陕念经，并托刘义长提前将房屋进行修葺。四十九年四月初旬，焦振纲与秦禄到达广东。他们与在广州的中国教徒蔡伯多禄一道，来到广州的多罗夷馆，延请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同行的还有广东乐昌县的教徒谢伯多禄，广东高要县的教徒谢禄茂。他们几个从广州沿着各地传教点潜往西安。为了不致被发现，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每到一个传教点，即由当地教徒接手再送到另一个传教点。除西安之外，陕西渭南县也是一个传教中心。大教案中，清朝在渭南县抓获了2名传教士，其中呢马方济各是意大利人，潜住陕西长达23年，是由“内地人苏神甫勾引到广，复由广至山西、陕西传教。其马喏一名，系澳门人，自幼往西洋学习经典，仍回广东，有渭南县人张多明我接到西安居住”。[42] 随后，陕西汉中府等地俱有人习教传教。

甘肃紧邻陕西，天主教的活动情况与陕西颇有关联。据清代档案记载，大教案中清朝在该省抓获了80余名习教之人。其中刘多明我系陕西临潼县人，父兄皆为教徒。他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前往广东，在澳门跟随西洋人习教多年。四十二年（1777年）回到西安，开始在甘州、凉州、兰州一带传教。

山西是教案要犯秦禄的故乡。据陕西被捕教民供认，乾隆后期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等地俱有习教之华人及传教之洋人。大教案中，山西当局抓获了西洋人安多呢，审讯后供认，系四十六年（1781年）由京赴晋，在范天保家居住传教。此外，山西还查处了近百名中国教徒。这些人“持斋念经，刊刻一定日期，名为‘瞻礼单’，向系会首李时泰等六犯汇总分散”。[43]

山东在大教案中抓获2名传教士和多名中国教徒，他们是“西洋人吧地哩哑度、格雷西洋诺，及接引之李松、邵珩，妄称神甫之朱行义即朱里官，辗转窝留之任文臬、张泰、胡恒、韩三等”。[44] 据李松供认，他素奉天主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同山东人李刚义前往澳门，引西洋人梅神甫到山东，在直隶威县等处传教。据张泰供认，他曾留西洋人吧地哩哑度在家中居住。同时来山东的还有西洋人格雷西洋诺，是临清人邵珩从广东接来的。他们辗转居住在山东武城县、平阴县、东平县等的教民家中。

四川在大教案中抓获了3名传教士和多名中国教徒。据中国教徒供认，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就有西洋人费布仁来川传教，后被逐回西洋。留他住宿的中国教徒李安德也受到枷杖的处罚。但李安德毫无悔改之意，三十一年（1766年）又将西洋人郭明益接到家中居住传教。郭明益去世之后，李安德又要教民张万钟利用赴粤贸易的机会，带西洋人来川传教。张万钟到广东之后，寻访到愿来川传教的西洋人冯若望，将他乔装打扮，从广东带到四川。冯若望先在张万钟家居住传教，后来往郫县、崇宁、温江、金堂等地传教。四十一年（1776年），西方传教士李多林在四川教民张万效的接引下从广东来到四川。他先与冯若望同住，后往来新都、安县、绵州、广元等处传教。据传教士吧地哩哑度供认，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从欧洲来到广州。当时，四川教民王国瑞正在广东延请西洋传教士。他与王国瑞见面后，剃发易服，随王国瑞来到四川，在教民家中居住传教。[45]

江西，据档案和《清实录》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十二年（1767年）都有教民前往广东，请洋人来江西传教。大教案中，江西当局抓获了西洋人李玛诺，和留李玛诺住宿、引领李玛诺出外传教的中国教民多人。据李玛诺供认，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他随中国教徒从广东来到江西南安府大庾县，在教民董有亮家中居住传教。后被赣县人刘玛窦接到赣县传教。三十七年（1772年），又被万安县教民刘添福接到他家居住传教。万安县刘、黄、蒋、彭、郭各姓十余人陆续归教。四十九年赴庐陵县传教，有萧文湖、萧文汉归教。后又赴泰和县传教，有朱维干、朱乐适等人归教，“我送给图像、经本、斋单”。[46]

直隶，天子脚下，乾隆后期天主教的活动仍然很活跃。乾隆四十七年，宝坻县就查处了一起私盖天主教堂，聚众念经案。据直隶总督郑大进的奏折记载，宝坻县民李天一，自幼随父入教。其父去世后，他与同庄的张化陇、张其让、张其汉、张其端、田琦、张万保、王廷秀接奉此教，各在本家持斋念经。三十五年（1770年），李天一因在家拜诵，恐致亵渎，遂令张化陇等各出银钱，在李天一家隙地内，盖草房3间，并赴京向天主堂讨取瞻礼单，购置天主图像、经卷、乐器等物。从此，李天一等9人，每逢瞻礼日期，齐集教堂诵经一日，天黑始散。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直隶当局抓获了多名中国教徒。据被捕教民郝保禄供认：“自幼随父奉天主教，与威县任文臬、清河县安三均素相识。四十八年九月内令安三赴广东接白、伊二神甫。”[47] 他还供认，西洋人梅神甫于四十九年二月内，由山东武城县来到他家，次年正月赴同县何禄家居住传教。后因直隶搜捕甚严，他与何禄雇车将梅神甫送走。

福建早在乾隆初年就发生过多起教案，惩治甚严，影响甚大。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福建巡抚雅德自信地声称：“此风久已敛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乾隆曾愤怒地批评他道：教案要犯“蔡伯多禄即福建人，今各处俱未擒获，彼时将何往？足见尔等不力。”乾隆的批评使雅德诚惶诚恐，下令进一步搜查。不久，福建当局抓获了来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方济觉及其容留者，查处了仍在习教的吴永隆等多名中国教徒。这些教徒曾因奉教受过处罚，但不思悔改，仍旧私自奉行，并保存着“破旧经本和不全十字架”。[48]

以上所述不过冰山一角，但足以说明乾隆后期天主教并未在中国绝迹。从通商口岸到畿辅地区，从甘肃陕西到山东山西，从福建沿海到四川盆地，到处都有天主教的活动，而且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特点。

首先，各省教徒赴粤访求西洋神父，延请他们入内地传教的情况极为普遍。这些教徒受家乡教友的重托，或利用赴粤贸易的机会，或专程前往，通过在广州的中国教徒和罗马当家，找到西洋神甫，将他们乔装打扮，沿途护送，引入内地。这说明禁教之后，中国教徒不满足于私下奉教，甘冒风险，远程延请西洋神甫。这正是令乾隆帝极为恼火之处。他曾愤愤说道：“汝等如果安分习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来内地，私传经教？”[49] 地方大吏也对此十分反感，甚至把延请西洋神甫的中国教徒称之为“汉奸”。认为：“西洋人传教，势不能自来自去，总由内地匪徒……私下诱导所致。此等汉奸其情罪实浮于洋人。”[50]

其次，西方传教士潜入内地之后，往往在中国教民家中辗转居住。在这些教民的介绍和引领下进行传教活动，并受到教民的保护。康熙年间，传教士在各地建有许多教堂。他们在教堂内居住传教。自雍正大规模驱逐传教士之后，各地教堂或被毁坏，或充作他用。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潜入内地之后，不得不在教民家中辗转居住。有的长达数年，有的仅为一天。例如被捕教民彭彝叙供认：“乾隆三十七年，刘林桂家请了西洋人李玛诺来传天主教，小的也拜李玛诺为师。……后又闻得庐陵县萧家从前也奉天主教，就于八月内引李玛诺到萧文湖、萧文汉家劝他们入教，都已允从。住了一夜，次日起程，又同到泰和县朱维干家，住了二日，朱维干同他侄儿朱乐廷听从入教持斋。李玛诺送给朱维干图像、经本、斋单。后一同到胡仿逸、胡兼友家相劝归教，住了二日，仍回万安。”[51]

其三，乾隆后期，许多教徒是世代相传，自幼入教。禁教几十年来，他们热诚如初，不仅保存着破旧经卷、图像、十字架等物，而且刊刻、散发新的经卷、瞻礼单等物，持斋念经。直隶宝坻县教民甚至初则在家祈祷，继则出钱盖堂，完全自传、自理、自给，不赖外力。乾隆后期不少教民曾因奉教受罚，但毫不悔改，仍旧私自奉行。由此可见，天主教自明末再传中国，至乾隆后期已近200年，传教基础奠立已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连根拔除的。宗教信仰一旦形成，武力迫胁或行政命令都难以消灭。

其四，乾隆后期吏治松懈，社会动荡加剧，朝廷最防者为白莲教。这种情况客观上有利于天主教的暗中流传。自一口通商之后，西方人难以进入中国。可是，传教士却能进入广州，潜入内地秘密传教，这令乾隆帝大为震惊。他多次愤怒地责问清朝官员道：“西洋人面貌异样，无难认识，伊等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员弁，何以一无稽查？”他的结论是：“西洋人蔓延数省，皆由广东地方官未能稽察防范所致，而各该省又复漫无觉察，以致潜匿各该地方。”[52] 由此可见，乾隆后期吏治相当松懈，天主教能活跃于各地与此不无关联。

乾隆后期天主教如此活跃，那么，中国教徒的情况如何？为何信教？职业如何？与前期相比有何特点？从教案史料来看，许多教徒是世代相传，自幼入教。这是康熙年间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遗风余韵。例如被捕教民陈阿喜供认：“小的是潮州府海阳县人，今年66岁，祖上习天主教。”何佩枝供：“小的今年76岁，是顺德县羊额村人，自祖父入天主教。”鄂斯定供：“小的是潮州潮阳县，今年31岁，自幼从祖父习天主教。”马亚成供：“小的是南海县人，今年32岁，自幼随父亲私习天主教。”[53] 这反映了乾隆年间天主教在家族内部的传播和延续。

另有一些人是因为疾病、灾祸而入教。例如江西教徒马西满供认：“小的生长船上，父亲故后就在赣州帮粮船把舵。乾隆三十一年内，船到山东地方，小的患了热病，适有搭船的陕西人娄姓习天主教，教名保禄，将病治好，劝小的习教念经，可以消灾祛病。小的拜他为师，给与经一帙，像一纸，就取教名西满。因小的不识字，娄保禄又口授经语，记熟时常念诵。”[54] 江西教徒姜保禄供认：“小的本名40岁，金溪县人，乾隆三十八年，小的因母亲患病，求神问卜。有贵溪人纪焕章说天主教最是灵应，能保佑病人。小的就听信，奉教持斋，取名保禄。”[55] 这些人的入教动机带有浓厚的盲目性。但是，他们在入教之后，由于不断得到宗教的熏陶，对教规、教义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于是谋求入教得益与宗教信仰两者逐渐结合起来，从而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宗教信仰色彩。

乾隆朝大教案的史料中，还记载了部分教徒的职业。藉此，我们可以探讨乾隆后期天主教会的社会构成。据被捕教徒的自供，张万钟：帮人赴粤贸易；马西满：舵工；姜保禄：酒米店帮工，后做买卖；陈阿定：卖米糕；马亚成：在多罗馆内佣工；陈阿喜：卖粉食；吴广甜：卖鸡鸭；吴永隆：贩布；谭锦章：佣工；李刚义：做洋漆桌椅生意；刘开寅：船户；刘开逵：船户；顾京琦：监生。

上述教民除顾京琦是监生外，其余皆为小商贩和雇工。有些被捕教民虽然没有明确的职业记载，但供认“不识字”，“留洋神父在家住了一个月，因供养不起，又送走”等等。说明家庭不富裕，没文化。由此可见，乾隆后期信教之人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民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礼仪之争发生后，敬孔的士人无法入教。从明朝末年到乾隆后期，中国天主教徒的文化程度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尽管得到过顺康二帝的青睐，有过传教的“黄金时代”，但他们举行洗礼的任何人都没有明末徐光启那样的名望和学识，也没有像明末王征、孙元化那样的稍逊一点的高徒。清代的入华传教士事实上进行了一种角色分工。一部分人在宫廷里为清帝服务，成为恭顺的西洋远臣；一部分人活动在民间，主要向劳动群众传播宗教。在宫廷里的传教士，主要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博取统治阶级的好感，学术传教；在民间的传教士，则主要以“尊敬天主，吃斋念经，现世可以邀福，来生各有好处”的许诺吸引民众。

清代西学东渐的特色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的来华，西方的科学技术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形成了西学东渐。《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收录的大量文件，反映了清代西学东渐的特色。

康熙是清初统治集团中的杰出代表，自幼聪慧，爱好读书，博学多才。即位之后，汤若望、杨光先的历法之争，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他事后回忆道：“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56] 他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之处，以九五之尊，在日理万机之暇，亲自向传教士学习，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他一生以极大的热情研习过西方科学。《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档案资料，记载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感人情景。[57] 他持之以恒，勤学多思，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测量学、逻辑学、音乐等等，并已接触到当时欧洲一些著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的研习是有成效的，在宫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篇亲笔朱谕，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老年康熙研习西学的情景。1712年夏天，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为康熙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介绍符号代数。康熙和几个皇子进行了研习，并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朱谕：“谕王道化：朕自起身以来，每日同阿哥等察阿尔巴拉新法，最难明白。他说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错处亦甚多，鹘突处也不少。前者朕偶尔传于在京西洋人开数表之根，写的极明白。尔将此上谕抄出，并此书发到京里去，着西洋人共同细察，将不通的文章一概删去。”[58] 康熙还在另一道亲笔朱谕中写道：“杜德美曾进过算日出入昏刻不同之表，朕比（彼）时且叫他那（拿）回去，今有用处，杜德美将进过的表察明着速报上带来。” [59] 由此可见，康熙反复研究过传教士杜德美进呈的历法算表。

康熙不仅自己刻苦研习西方科学，还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采用西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绘制了《皇舆全览图》。与此同时，康熙还开设蒙养斋，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科学人才，组织编撰了包含有大量西方科学知识的《律历渊源》，为引进和推广西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一切使康熙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德国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就曾盛赞康熙。1697年，在《中国近况》一书中，他满怀激情地写道：“正是康熙帝的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自幼就受到中国各门学问的熏陶，知识水平超出常人。”“他从科隆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学生，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那里接触到了欧洲的科学。”“这样，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60]

梁启超则对康熙作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位极聪明而精力强满的人，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他极信学科学，对于天文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评梅定九的算书。他把许多耶稣会的西洋人——南怀仁、安多、白进、徐日升、张诚等，放在南书房，叫他们轮日进讲——讲测量、数学、全体学、物理学等等。他得他们的帮助，制定康熙永年历，并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造成极有名的观象台。他费三十年实测工夫，专用西洋人绘成一部《皇舆全览图》。这些都是在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61]

诚然，康熙大胆起用传教士，亲自研习西学，这是明末帝王所不具备的难能可贵的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明态度。中西文化交流也因此而进入了一新的阶段。可是，康熙在位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局限在宫廷，引进的西学也很有限，可以说是井水微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康熙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康熙研习西学，从主观上讲，主要不是为了改造中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是为了增强作为最高统治者“断人之是非”的能力，也就是说，是为了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进一步强化封建皇权。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康熙采取的行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一切只是出于皇帝个人的爱好，既不是天朝的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皇帝的态度一变，这股微弱清风转瞬即逝。

其次，康熙涉猎的西方科学范围虽然广泛，但用力最多，效果较好的还是天文、数学、地理。这三门学科都与国家事务有密切关系。因此，康熙对西学的研习和推广，从根本上说，是在东西方相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传统的政治行为。正因为如此，康熙对西方的采矿、冶金、机械等技术是很少涉猎的。三藩之乱中，他虽然令传教士制造火炮，但战争结束后，武器的研制便开始滑坡。

其三，为了“断人之是非”，康熙认真研习西学，但是，他并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广大学者介绍西方科学，也不积极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他的亲躬西学与“垄断西学”、压抑民智不无关联。

其四，“西学东源”说的倡导及其影响。“西学东源”说是清代流行的一种学说，认为西方的天文历算源自中国。这种学说虽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倡导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诚然，康熙倡导“西学东源”说有他的良苦用心，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人们对西学的隔阂，推进西学的传播；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重振中国传统科学的雄风。但是，“西学东源”说在方法上是牵强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它包舍有明显的崇中抑西的思想倾向，助长了清人的自大心理和对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使清人不能清醒地看到中国科学的现状和欧洲科学的进步，为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造成了思想障碍。

禁教之后，清廷的对外限制日趋严厉与完备，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西学东渐随之衰落。雍乾时期，清廷虽然保留了任用传教士的方针，将有技艺的传教士集中在京师，为清廷服务，但是，这些传教士除了为皇帝观测天文、绘制地图外，更多的是供皇帝个人取乐，为皇帝的某种兴趣和爱好贡献技艺。西方传教士及其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清宫中的御用工具和“技巧”玩艺。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的大量文件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这一册的档案全部来源于内务府造办处，主要内容为雍乾时期传教士以技艺为清廷服务的情况。全册共收档案561件，其中，雍正朝48件，乾隆朝500余件。

雍正朝的48件档案中，除了“传旨着西洋人巴多明认看日晷”，“传旨着西洋人巴多明认看通天气表用法”，“传旨着西洋人罗怀忠认看西洋药”，“谕西洋人沙如玉在造办处做自鸣钟活计”等少数文件外，绝大部分都是令法国耶稣会士郎世宁画画。

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郎世宁便以绘画为世宗服务。档案记载这年“七月三日，西洋人郎石宁画得桂花玉兔月光画一轴，怡亲王呈进。”[62] 同年九月，郎世宁又绘了一幅《聚瑞图》。当时，雍正帝借所谓“麦谷两歧双穗”、“莲花同茎分蒂”等现象，大谈祥瑞与天人感应，为自己的统治做宣传。郎世宁在这幅图上写道：“皇上御极元年，符瑞叠呈，分歧合颖之谷实于原野，同心并蒂之莲开于禁池。臣郎世宁拜观之下，谨汇写瓶花，以记祥应。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海西臣郎世宁恭画。”这幅画从思想内容上看，描绘了祥瑞之物，预示了太平盛世，迎合了雍正帝的政治意图；从画面上看，采用了写实的手法，带有西方静物画的特点，但减弱了画面的明暗光差，亦中亦西，迎合了雍正的艺术趣味，显示了郎世宁来华之后，绘画技巧与艺术风格的变化和转折。画上的题款为“海西臣郎世宁恭画”，表明他已经正式以“臣”属的身份供奉朝廷。

雍正讲求祥瑞，官员们便投其所好，纷纷奏报。三年（1725年）九月十四日，郎世宁又奉命绘《瑞谷图》。其所绘之瑞谷是根据内阁典籍厅送来的河南省进瑞谷15本，陕西省进瑞谷21本，先农坛进谷16本。[63] 《清世宗诗文集》中收有一篇《瑞谷图跋》，其中写道：“朕览各种瑞谷，硕大坚实，迥异寻常，不但目所未见，实亦耳所未闻，若但见图画而未见谷本，则人且疑而不信矣。”由此可见，雍正对这幅画是很满意的。

郎世宁以出色的绘画才能受到了雍正帝的非常之知。圆明园内的牡丹花开了，他让郎世宁来写生。他喜欢下棋，便命郎世宁“画各样果子围棋两份”。外国贡来动物，他命“郎世宁照暹罗所进的狗、鹿，每样画一张”。并评价道：“郎士宁画过的者尔得小狗虽好，但尾上毛甚短，其身亦小些，再着郎士宁照样画一张。”[64]

圆明园扩建工程基本完工之后，雍正帝开始驻跸圆明，御园听政。为了对园内的殿堂进行装饰，他命郎世宁绘制了大量的室内装饰画。据档案记载：五年（1727年），“传旨万字房南一路着郎士宁画格扇”。六年（1728年），“传旨圆明园耕织轩着郎石宁起稿呈览”，“圆明园内新添平头案着郎石宁放大样画西洋画”，“西洋人郎石宁画得年例山水画一幅奉旨送往圆明园”。七年（1729年），“传旨圆明园含韵斋着西洋人郎石宁画画”，“传旨西峰秀色殿内着郎石宁画山水”，“奉旨九州清晏东暖阁着郎石宁等画画”。[65]

在绘制这些室内装饰画时，郎世宁受到了雍正帝的干预和指点。首先，绘画必须遵照旨意，有时还得预先拟稿呈览，批准后方可动笔。其次，画完后，雍正时有点评，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例如，五年七月，郎世宁奉旨为万字房画隔扇画。雍正阅后不太满意，提出：“此画窗户档子太稀了些，着郎士宁另起稿画油栏杆画。”[66] 此后又多次下令改画。七年正月，郎世宁在为含韵斋作画时，预先拟出画稿3张。呈览后，雍正仅批准画山水稿1张，并要求添画日影，以增加立体感。同年八月，雍正看到九州清晏东暖阁内的玉堂富贵画时，很不满意，认为画上的玉兰花、石头甚不好。下令改画。并提出由中西画家合作绘画的新方法，“着郎石宁画花卉，唐岱画石头”。[67] 从此，郎世宁与唐岱长期合作，共同绘制了许多传世之作。

上述可见，雍正虽然严厉刚毅，勤于政务，但也不无闲情逸致。他对艺术的爱好，对绘画的兴趣，客观上为郎世宁施展才华提供了条件。郎世宁来华之后，为适应中国的欣赏习惯，认真吸取中国画的技法和风格，走融汇中西的道路，创造出一种新技法，新画风，即郎世宁绘画新体。而从雍正对郎世宁作品的干预与指点来看，他对郎世宁绘画新体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作为一名宫廷画家，郎世宁不仅自己勤奋作画，创作了数量众多、题材广泛的绘画名品，而且向中国画家传授西画技艺，为清廷培养了一批兼通中西画艺，又各有独特专长的宫廷画家。例如档案记载，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怡亲王传旨：“班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玠、葛曙、永泰等六人，归在郎石宁处学画。”[68] 他们后来都颇有成就。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乾隆朝的档案有500余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令传教士绘制图画；二，令传教士建造圆明园内的西洋楼和水法；三，令传教士制造各类新奇玩意。

乾隆帝对绘画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对来华的传教士画家颇为青睐。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章、安德义、贺清泰都是他的御用画家。其中，郎世宁、王致诚与他的关系尤为密切。

早在乾隆登基之前，郎世宁便与他有了联系，为他绘制过精美的图画。乾隆继位之初，郎世宁又为他绘制了多幅图画。其中最重要的一幅画，是他与唐岱、沈源合笔绘制的《圆明园图》。这幅图充分展示了圆明园的美丽景色，深得乾隆欢心。元年（1736年）三月，乾隆下令：“赏郎世宁、唐岱每人人参二觔，纱二疋。赏郎世宁徒弟每人官用缎二疋。”[69] 同年九月，他再次下令：“赏西洋人郎世宁上用缎二疋，貂皮二张，郎世宁徒弟四人每人官用缎一疋。”[70]

乾隆二年（1737年），郎世宁继续为圆明园绘制室内装饰画。据清代档案记载，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着郎世宁将圆明园各处油画画完时，再往畅春园寿萱春永处作画。繁重的工作，使年近半百的郎世宁疲惫不堪。三年（1738年）年初，郎世宁身患疾病。乾隆极为关切。二月二十七日，他赏银一百两供郎世宁养病之用。四月初，郎世宁病情好转，乾隆特许他在家工作，不必出门奔波。明确指出：“郎世宁之病如好了，着伊在家将保合太和围屏上画画，得时送进。”[71]

清帝对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赏识与器重，引起了法国传教团的极大关注。为了与郎世宁的影响相抗衡，法国传教团要求国内选派有才华的画家来华传教，用绘画获取皇帝的欢心，以便于法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以扩大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耶稣会士特派画家王致诚来华。

出于对传教事业的执著追求，郎世宁、王致诚克服种种困难，长期为清廷服务，绘制了大量的精美作品。题材有人物画、风景画、花鸟画、年节画、扇画、珐琅画等等。其艺术水准正如史书所评：“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72]

作为宫廷画家，郎世宁、王致诚不仅为乾隆绘制了赏心悦目的艺术精品，满足了他的闲情逸致，而且充当了史官的角色，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了清廷的庆典、习俗以及重大的政治事件，为乾隆的文治武功留下了生动的形象资料。这些纪实画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乾隆十八年（1753年），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带领属下归顺清朝。乾隆帝对三车凌的内附极为重视，妥善安置了他们的生活。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三车凌，封王晋爵，赏赐金帛，并连续多日在万树园为三车凌举行盛大宴会，欢庆活动达10日之久。为了用图画记录下这一历史事件，王致诚奉命赶往避暑山庄进行创作。并为三车凌等12位首领画像，共“画油画十二副”。[73]

继三车凌之后，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也率众归附。乾隆帝决定以接待三车凌的规模来接待阿睦尔撒纳。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下令：“着西洋人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前往热河。”[74] 用画笔记录庆典活动。十一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郎世宁亲自为阿睦尔撒纳等首领画像，“画成油画阿穆尔萨那等脸像十一副”。[75]

从热河返京之后，郎世宁、王致诚又开始绘制反映乾隆接见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的历史事件的重要作品。二十年（1755年），他们完成了两幅大画。一为《万树园赐宴图》，描绘了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设宴招待杜尔伯特部首领的情景。一为《马术图》，描绘了乾隆率文武官员和辉特部首领在避暑山庄观看马术表演的场面。这两幅画分别由王致诚、郎世宁设计并主绘，中外画家合笔完成。它们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既是清代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二十四年（1757年），清廷平准平回，统一了新疆。这一胜利将郎世宁、王致诚等人的纪实画创作推向了高潮。他们共同努力，绘制了一套《乾隆平准平回战图》，亦称《得胜图》。这套图共16幅，宣扬了清廷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深得乾隆帝的欢心。乾隆决定将这套图送往法国制成精美的铜版画。二十九年（1764年）十一月五日，乾隆下令：“平定伊犁等处得胜图十六张，着郎世宁起稿，得时呈览，陆续交粤海关监督转交法郎西雅国，着好手人照稿刻做铜版。其如何做法，即着郎世宁写明一并发去。”[76]

乾隆年间，郎世宁等传教士不仅以精湛的画技为清廷服务，还设计并建造了圆明园内的西洋楼和水法。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偶然从西洋画册中看到喷泉，便要郎世宁为之解说。听了郎世宁的解说之后，乾隆的西洋兴趣大发，要郎世宁推荐能工巧匠进行仿制。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努力工作，当年秋天就制造出第一台喷水机。乾隆见后十分喜欢，决定建筑一组欧式宫殿，殿内殿外均安装喷泉。这组欧式建筑位于圆明园中的长春园，俗称西洋楼。宫殿由郎世宁绘图设计，喷泉则全部由蒋友仁设计督造。

西洋楼区总面积8公顷多，由西到东依次布置了谐奇趣、万花阵、养雀笼、五竹亭、方外观、海晏堂、观水法、大水法、远瀛观、线法山、方河、线法墙等建筑和园景。它是我国皇家宫苑中第一次大规模仿建的西洋建筑群和园林喷泉，既着重突出西洋形式，又糅和了中国特色，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的“传旨着郎世宁蒋友仁想法做水法陈设几件”，“传旨新建水法西洋楼处应画处着郎世宁起稿呈览”，“西洋人蒋友仁呈新建水法仪器样图奉旨照样准做”，“传旨新建水法西洋楼着郎世宁等画通景大画”等文件，使我们看到了传教士为圆明园锦上添花的情景。

早在明朝末年，利玛窦就以“西洋奇器”叩开了紫禁城的大门。清朝建立之后，来华传教士又怀抱“奇器”进入了清廷。他们向中国皇帝进献欧洲物品，为中国皇帝修造西洋钟表、奇巧珍玩，成为清宫里的“西洋巧匠”。

雍正对西洋钟表的兴趣相当浓厚，法国耶稣会士沙如玉就是他的御用技师。七年三月（1729年4月），他下令：“着西洋人沙如玉在造办处做自鸣钟活计。”[77] 从此，沙如玉留居北京19年，以种种技术供奉清廷，制作了大量钟表，深得清帝的欢心。

乾隆时期，清朝统治达于极盛，西洋奇器的制作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帝对西洋钟表和机械玩具十分喜爱，召用了许多有技艺的传教士进宫服务，以满足他在这方面的需求。传教士们则投其所好，充分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制作了大量的奇异珍玩。

例如，乾隆帝曾令传教士制造自行虎，明确提出：“要四足活动。先照小样做一件，得时照大样改做一件。”[78] 并令传教士制作活动人物、水内自行鹅、自行船、浮水娃娃等。

乾隆帝还令传教士制作能写多种字体的西洋陈设。五十年（1785的）十月，他下令：“含经堂殿内现陈设西洋人写汉字‘万寿无疆’陈设内，着汪达洪想法改写清话‘万寿无疆’四字。钦此。”[79] 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他又下令 “宁寿宫乐善堂现设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西洋人陈设钟一件，着如意馆西洋人德天赐、巴茂止照样成做陈设钟一件，要写四样字。钦此。”[80]

由此可见，来华传教士为了能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煞费苦心，进献奇器；极尽巧思，制造奇器，以博取清帝的好感，换取清帝放宽对传教活动的限制。西洋奇器是他们在华传教的重要工具。康熙帝尚能通过这些奇器看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他最感兴趣的是科学仪器。雍乾二帝则不然，对西方科学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尤其是乾隆帝，对西洋玩物的追求登峰造极。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清宫里的做钟处蜕变为他的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清朝的王公贵族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奢侈享乐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以大量的资料展现了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记载了清廷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披露了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反映了清代西学东渐的特色，是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献。本文不过是对此书的一个初步研究，意在抛砖引玉，使更多的学者关注并利用此书，对清代中西关系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