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米纳等四人请求不作“诸申”，说明当时普遍存在奴隶制；努尔哈赤和他们盟誓，同意他们的请求，说明满洲族的社会制度正在变化和发展。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努尔哈赤征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接受了，“遂收兀苏降民三百户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6—7页)。这里所说的“养”，满文称为“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mbi，是语尾变化)，在清初记载中常见，不仅是养活，而有抚聚恩养的意思。16工8年，东海瑚尔哈部长率民百户来降，努尔哈赤命未带家小的回去，这些人留而不去，并且带信给家乡的人说，“汗以抚聚人民为念，收为羽翼，不意施恩至此”(《太祖武皇帝实录》二，“页)，在《满洲实录》满文中抚聚作“乌吉黑”(ujifi，养)。1619年，住开原的明朝官吏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太祖武皇帝实录》三，5页)，也是抚育的意思。“若养之则降”，意思就是不要把他们俘虏去作奴隶。这些情况，也正说明了奴隶制的危机，旧有制度已经不得人心了。

努尔哈赤在1583—1588年，“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干，国势日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8页)。在1589—1615年，“削平各处”(同上)，建立政府。在1619年灭了叶赫，辽东边外“同一音语者”全统一起来。前后三十余年，他对各部进行了多次战争，施行了不同策略。这些不同情况，都反映出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向。

1588年四月，“苏完部主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又董鄂部主……亦率本部军民来归，……是时上招徕各路，归附益众”(王氏《天命东华录》一，12页)。

1593年十月“遣兵征服朱舍里路……迁之以归”(王氏《天命东华录》一，17页)。

1598年正月“征安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余，所属人民尽招徕之”(同上19页)。

1599年九月，“率兵征哈达，……尽服哈达属城，器械财物无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编入户籍，迁之以归”(同上20页)。

1607年，“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长乞移家来附，命往徙之，遂至蜚悠城，尽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护之先行”(同上23页)。

1607年九月征辉发，“歼其兵，招抚其民，乃班师。辉发灭亡”(同上24页)。

1609年十二月“征渥集部滹野路取之，收二干户而还”(同上26页)。

1625年八月，“征东海虎尔哈部，降其五百户，至是凯旋”(《天命东华录》四，10页)．

上述记载中所说的“户”、“户籍”和一般的“民户”、“家”一样，在满文都作“包衣共”(boigon)，“民”作“伊尔根”(irgen)，“本部军民”作“诸申·伊尔根”(jusenirgen)。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愿归附，或是战争降顺，都同样待遇，编为民户，显然和战败沦为奴隶有所不同．

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从虎拦哈达南岗，移赫图阿喇祖居，筑城居住，曾三次犒赏夫役(《清太祖武皇实录》二，2页)，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复于赫图阿喇城外更筑大城，宰牛羊犒赏筑城夫役五次(同上)。在1621年有一次还说，“空身行走，尚且劳倦，运木石而筑城者宁不劳欤”(同上书三，12页)?奴隶制下，筑城劳役当然由奴隶承担，这种犒赏，是不同寻常的。更可注意的是，满文《满洲实录》在前一记载作：

“hecen(城)weilere(筑)alban(赋役)i(的)niyalma(人)”(日译本89页)。在后一记载作：

“alban(赋役)i(的)niyalma(人)”(日译本92页)。

说明他们是在服徭役，不是奴隶苦工。

朝鲜申忠一《书启》说，1596年正月他在虎拦哈达城遇见搬运大木，凡“三四日程内(距离都城三四天路程的)部落，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班)赴役，每名输十条”(《李朝实录》，缩印本28册，449页上)。这也像封建性的徭役。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努尔哈赤调查国内贫苦不能结婚的一千余人，配给妻子，得不到的发给库帑令其自娶(《太祖武皇帝实录》二，4页)。这种举措，似乎也超越了一般奴隶主的思想意识，反映国内下层最贫苦的人不是奴隶身分。

努尔哈赤在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创立八旗制。全国分八个固山(旗)，大汗统固山，固山统甲喇(后称参领)，甲喇统牛录(后称佐领)，全国人口都隶属于牛录。这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同时又设理政听讼大臣五人，都堂(扎尔固齐)十人。“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鞫问再达诸王(贝勒)，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努尔哈赤)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有冤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9页)。这也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这是封建制的特点之一。

根据上面关于上层建筑所反映的情况，我感到努尔哈赤在1616年所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就是封建王朝。

社会发展是有过程的，社会分期也不可能一刀两断，成为崭齐的分界。而满洲各部族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同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又是急遽的，所以在努尔哈赤时期，各种生产方式也同时存在。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正月，韩润降金，努尔哈赤给他“妻奴、房田、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应用之物”(《太祖武皇帝实录》四，6页)。这里妻奴的奴，《满洲实录》满文作阿哈(aha，奴隶。日文译本320页)。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后十年，奴隶身分依然同时存在。直至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十月，我们还看到“赐阵获总兵官巢丕昌奴仆三十户”的记载(王氏《崇德东华录》一，15页)。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将征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遂拔其城，杀兵一千，获人畜二干，相近之卫皆招服，将……人民五百户收之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4页)；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灭乌喇，乌喇兵“有觅妻子投来者，尽还其眷属，约万家，其余人畜散与众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6页)；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遣兵征渥集部雅揽、西临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7页)；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征额赫库伦，“攻取其城，杀人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而回”(《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这些记载，“降民”和“人畜”分列，显然两种人一定有区别，而在用语上“收”和“获”又互异，说明两种人的身分一定也有不同。在满文，“收”一般作“达哈哈”(dahaha)，就是收抚；“获”一般作“鄂勒吉。巴哈”(oljibaha)，就是俘获。收抚的人口编为民户(boigon)，俘获的人口分给众军，这说明当时在满洲族下层有两种高下不同的身份，同时存在。

这种情况延续到皇太极时。1628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二月，征多罗特部，“俘万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汉人干四百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王氏《天聪东华录》三，2页)。

1635年(明崇祯八年，金天聪九年)六月，多铎出兵回，“以俘获人口马匹赏从征将士有差”(《天聪东华录》十，6页)。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五月，征虎尔哈，“俘获男子三百三十六，归降男子四百十九”(《崇德东华录》五，4页)。这都是显著的例子。

满洲族在关外既有奴隶存在，是否仍处于奴隶制阶段，而没有向前发展?也不然。我们不能只从有无来决定，而要更多地从它的其他相关方面去考察。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恨为理由，进攻明朝，临行时他对诸王大臣说“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奸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1页)。这和后来1629年(明崇祯二年，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进攻明朝时所说，“非战者杀之，归降者虽鸡豚勿侵扰，俘获之人，其父子夫妇勿致离散，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王氏《天聪东华录》四，32页)，实际相同。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对满洲、蒙古和汉人说，“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许陈诉于本牛录章京，……即宜将无妻者配妻，无马者给马，如力不能……应与妻奴者，朕给以妻奴，应与马匹者给以马匹……”(王氏《崇德东华录》二，26页)。这和努尔哈赤的做法，实际也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满洲族从努尔哈赤建立政权(1616)，到进入辽沈(1621)，到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36)，并到多尔衮统兵入关(1644)，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先后微有不同，这只是封建制的逐步深化，而不是本质上有所差别。

朝鲜申忠一在虎拦哈达看到满洲“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李朝实录》缩印本28册，449页)．清代记载也说努尔哈赤在1615年“谕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于旷野处屯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可知当时是集体生产。奴隶制是集体生产的，但集体生产并不全是奴隶生产。

这个清代记载，《满文老档》系在1613年，日本人藤田胜二译为“是年免除由部众贡献谷物，以减轻部众的负担。由每牛录出十男丁、四头牛在荒地垦田”。明说为了免除部众的贡赋而实行集体屯田，可知它不是用奴隶生产。如用奴隶生产，分散和集中是一样的不能减轻部众负担。

努尔哈赤1621年曾对群臣说：“为主(ejen)者宜怜仆(aha)，仆宜为其主。仆所事(weilehe收获)之农业(jeku粮)，与主共食(uhejefu)，而主所获之财(baha  olji俘获)及所畋(abalafi baha猎得)之物(yali肉)，亦当与仆共之(uhe etu共穿uhe  jefu共食)。”从这段话看，不像是奴隶生产。农仆虽然还称阿哈(aha奴隶)，但生产关系已扣奴隶制不同，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奴隶制。这种非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集体生产，在天聪时一直保存着，《实录》中天聪七年(1633)正月庚子，八年(1634)正月癸卯，九年(1635)三月戊辰，都有记载。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九月，努尔哈赤因明朝派人杀了满洲的农夫，他也派兵到会安堡杀戮明朝的农民，并且致书明官说，“尔大国乃行盗窃，袭杀我农夫一百，吾杀汝农夫一千，且汝国能于城内业农乎”(《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4页)。这里所说的农夫，满文作“usin(田)weilere(耕)aha(奴隶)”，日本藤田胜二译为“田奴”。这是用当时的惯称，不能因之说明本质，明朝汉族农民显然不会是奴隶。

《清实录》在1618年九月有督农收获的记载，1619年二月有夫役运石筑城，以骑兵卫之的记载，这似乎像是奴隶制。但是不然。这种措置，是为了防止明朝的侵扰，是保护劳作者而不是监督。前此在紫河、三岔、抚安三处，明曾派兵抢夺满洲的收获，这次努尔哈赤命纳邻、音德二人率四百人去收割，并告诫他们“昼则督农收刈，夜则避于山险处，当今(天)宿南山，明(天)宿北山，今(天)宿东山，明(天)宿西山”(《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3页)，以防明人袭击。纳邻、音德违背指示，果被明朝杀七十人。其后努尔哈赤曾说，“吾欲据界凡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太祖武皇帝实录》三，4页)，正是此意。1619年“遣人夫一万五千赴界凡处运筑城之石，令骑兵四百卫之”(《太祖武皇帝实录》三，l页)，也是为了界凡和明朝毗邻，非有重兵不能保护。其后萨尔浒战役清军的获胜，正由于这些“运石人夫据于界凡之吉邻山险(或作吉林岩)，杜松兵围而攻之”，牵制了明兵二万人，正由于“山上骑兵率众人夫一战，折大明兵约百人”(同上，2页)，于是“更令兵一千登山协助，往下冲杀”，遂大获全胜，决定了明清胜败全局的关键。假使运石筑城的人夫是奴隶，一定不会这样据险力战的。

努尔哈赤建立以自己家族为中心的政权，用自己兄弟子侄掌握兵权、政权、旗权。八旗制中有“世管佐领”用以统治投降的部族，用原来的族长作佐领世袭，在氏族制的废墟上改组为封建统治。式清史稿》列传十三《巴笃理传》：“天命初，与其弟蒙阿图来归，太祖命编所属为二牛录，使兄弟分领其众。”(13页)又列传十四《常书传》：“常书兄弟事太祖，分领其故部为牛录额真。”(1页)这都是所谓世管佐领。可知满洲建国之初，还有很浓厚的氏族色彩．这是努尔哈赤统治新兴的统一的满族联合封建组织的纽带。假设说当时还是奴隶制，是讲不通的，因为不可能强使家族内的子侄亲属变成世管佐领中的奴隶。

在我的不成熟的看法：1616年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是封建制政权，满洲族已进入封建社会。但还在封建制的初期，它的封建化是以后逐步深化的，逐步上升的。惟其是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所以它在入关后，能够不同于明朝的腐朽统治，而在祖国各民族通力合作下，对祖国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在初期，除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以外，还有农奴制集体生产，还有奴隶制生产的残余；同时也还有氏族制度的残余．前一历史阶段的残余的存在，为后来的历史阶段所承认，它已经不同于原来的性质。同时也说明，处在大国内的少数族，受到周围的影响不同，它的发展阶段也是不平衡的，常常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同时存在。当然其中有一种是为主的，最后逐渐趋于划一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决定社会发展性质的标志。满洲族的社会发展是符合多数民族的一般发展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