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我国东北广袤的疆域内，居住着我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女真人。女真与明中央王朝的关系如何?始终是我国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略作钩稽和探索，并求教于诸位史家。

自明朝代元之后，便立即着手加强对女真居住区的统治和经营。明太祖于1375年 (洪武八年)设辽东都司，管辖先后设置的定辽中、左、右、前、后及广宁、东宁等25 卫，并自在、安乐二州。其管辖范围在永乐七年奴尔干都司建立前一直是东到鸭绿江，南到旅顺口，西到山海关，北到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辽东都司名义上隶属山东布政使司，实际上是一独立的地方军政机构。按明制，地方概以布政使司(习惯上仍沿称行 省)、下辖府、州、县，而辽东因是“三面濒夷”的重镇，为“神京左臂、最要害”①， 所以明廷不以内地之置治之，而以军事机构的辽东都司统辖，其本意就是加强对女真人地区的统治和经营。

明成祖于1403年(永乐元年)，派人“招谕奴尔干诸部野人酋长来朝，因悉境附” ②。对于归附的女真各部，明廷因其部族，设置卫所。1403年(永乐元年)“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來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设建州经历司、置经历一员”③，这是明廷在女真地区设置的第一个卫分——建州卫。从任命的官吏、赐予的信物，到经历司衙门的设置，完全与辽东都司的其他卫分一样。这就是明廷与建州女真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1412年(永乐十年)又分设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卫指挥，猛哥帖木儿即清太祖努儿哈赤的六世祖。后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左卫的凡察(猛哥帖木儿之弟)与董山 (猛哥帖木儿之子)叔侄之间争夺卫印。于是1442年(正统十年)明廷又分置建州右卫，命董山掌左卫，凡察掌右卫。至此建州三卫先后置定。海西、女真部族众多，分布地区很广，明廷亦因其各部设置卫分。野人部居住的黑龙江流域，明廷于1409年设置了奴儿干都司管辖“东濒海(即日本海)，西接兀良哈，南临朝鲜，北至努儿干、北海”④的广大地区。讫止万历年间，明廷根据统治的需要以及各部女真首领的请求，陆续在女真地区一共设立了建州、兀者、毛怜等380多个卫。这些都司和卫所的设置，就是明中央政府设在东北地区的带有军事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它们“俱系朝廷属卫、世受爵赏”⑤这就进一步密切了女真各部和明王朝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明廷对女真各部的统治。

明廷在设置卫所的同时，还任命了各部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所镇抚等职。并赐予敕书、印信、冠带、袭衣等信物，使其“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⑥管理本部族的事务。这样，由明中央政府正式任命官职的部族酋长就成为明中央王朝在女真各部实行统治的代理人，并从法律形式上肯定了明廷与女真诸部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女真各部的卫指挥等职务可以世袭，但必须得到明廷的认可和加封。以建州为例，1426年(宣德元年)明廷“升建州卫指挥使李满柱为指挥佥事，俱袭父职”⑦；1453年(景泰四年)李满柱老疾，欲使其子袭职，奏请明廷，于是才有“掌建州卫事都督同知李满柱子古纳哈代职”的任命。这就体现了建州女真与明廷的臣属关系。

作为明中央政府属下的女真各卫长官，他们对明廷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善守部属，以守御边境”⑧；“按时朝贡”⑨；“有所征调，闻命即从”⑩；“安分守法”（11）“擒捕叛亡”（12）等等。明廷以能否履行职责决定其黜陟，能专其职责者即量其功绩予以升迁和嘉奖。毛怜卫指挥使猛哥不花因从明成祖北征，仁宗皇帝“嘉其从征迤北之劳”，授予其右军都督府佥事的职务。1426年(宣德元年)又因其“咸尽勤诚”，被授予中军都督同知仍掌毛怜卫，其留居京师的家属，明廷亦破例“其如京官例给之(俸)”。清太祖努尔哈赤袭祖、父职，任卫指挥以后，“继祖、父之志，仍学好忠顺”（13），并“斩克五十(人名)有功”（14）及“送进人口(指送还掳逃的汉人)、且归心听约束”，加升都督职衔。而对于那些玩忽职守，甚至抗拒朝廷的，明廷或予以罢免，或依法惩治。天顺年间，女真人木答忽3人被充军湖、广等地，成化年间，毛怜卫女真指挥同知苦女等3人被处以极刑，都是因为屡次骚扰边境，触犯了朝廷的刑律而受到了惩治的。正统年间，兀者卫女真酋目捧速为盗，依律当死，该卫派人到朝廷请罪，朝廷虽“特屈法伸恩”，免于一死。但明令若再犯，定严惩不贷。它表明责罚臧否的大权是掌握在明朝政府手中的。

至于有关军国大事，女真各卫指挥或亲自或派人随时奏报朝廷。《明实录》中有关女真各部官员来京“奏事”的记载比比皆是。甚至部族的迁徙流动，接纳新成员，祭祀礼仪的举行等等，女真酋目也往往——奏报朝廷。如永乐十五年(1417年)十二月“建州卫指挥李显忠奏：颜春地面月儿速哥愿率家属归附，居建州”⑩。明成祖根据明廷统治的需要，批准了这一奏请。明廷还经常派人去女真人地区宣谕政令，有时一次去女真区的宣谕队伍就是几百人；如1412年(永乐十年)明廷派出辽海卫指挥王谨等率166人的队伍到努尔干都司一带去宣谕安抚女真人；1433年(宣德八年)，明廷派裴俊率160人，赍敕书到建州女真去宣谕。另外明廷还不断派出大批军队去 换防。如1427年(宣德二年)，一次就“差往奴儿干官兵三千人”（16）。因此，努儿哈赤说：“天朝(指明廷)之人，寻常往来，不是异事”（17）。对于明廷派来女真地区宣谕政令的官员，女真各卫首领都亲自率人护送。1433年(明宣德八年)明辽东都指挥裴俊到女真时，建州左卫都指挥猛哥帖木儿率其弟凡察、其子权豆亲自护送，结果因“七姓野人”的偷袭，猛哥帖木儿及其子权豆被杀，凡察被伤。1463年(明天顺七年)“弗提卫指挥使卜当哈，自其地护送朝廷所遣使武忠等还。”到京师之后，由于旅途辛劳，卜当哈卒，明帝因此“特命赐祭，有司具棺，殓葬之”。女真人部落酋首亦以朝廷属官自居。他们与朝鲜人打交道时，就穿上明廷赐予的官服，声言自己是天朝的封官；与朝鲜人来往的文书亦以明廷赐予的卫印钤之，朝鲜人申忠一亲眼看到建州左卫女真人给朝鲜人的“回帖中印迹，篆之以建州左卫之印”（18）；其来往文书亦均用明王朝的年号。凡此种种，都说明女真人是明王朝统辖下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不仅有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而且由于历史的渊源，女真人始终以一种强烈的内向性维护着中华民族的统一。

另一方面，明廷也得负责办理女真各部的外交事务，以及赈济灾荒，排解纠纷等等。明廷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象征，负责女真各卫的对外事务。朝鲜与女真近邻，时常发生纠葛。1460年(天顺四年)，朝鲜杀死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即《李朝实录》之浪孛儿哈)明廷即严辞斥责朝鲜国王“王之依法置罪，止可行于王国。今以王国之法，罪邻境之人，得乎”?“浪孛儿哈为都督佥事，是朝廷所授之职，虽称谋构边患，然亦未见形迹，而遽然杀之，是王自启恤端”（19），维护了女真人的民族尊严。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努尔哈赤上奏明廷说“邻朝鲜境斡儿哈部众，皆吾所属，有入朝鲜者，乞传谕查与”，万历皇帝遣使者去朝鲜国，“查千余户与之”（20）维护了女真人的民族统一。总之，明王朝在对外事务中基本上是维护女真人的民族利益的。

赈济救灾是明廷利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力量，扶助境内各民族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时，中原汉族地区的封建经济文化已高度发达，而女真人还处在落后状态。女真作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逢灾遇荒，能及时得到汉区的物质援助，对于女真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女真民族的繁荣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间的互相救助，但统治阶级从维护其大一统的统治出发，实行赈济救灾对巩固它们的统治也是有利的。永乐十年(1412年)六月“辽东建州卫指挥佥事李显忠奏：塔温新附人民缺食乞赈贷之。”明成祖对户部官员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21）；1444年(正统九年)，建州卫都督佥事李满柱奏其卫从它地迁回的220余口人“甚是饥窘，乞加赈恤”。明英宗当即令户部大臣“速令辽东都司量拨粮米接济”；1412年(永乐十年)辽东都指挥同知巫凯奏，建州卫都指挥李里等人“悉挈家就建州卫居住，岁乏食，上命发仓粟赈之”；1440年(正统五年)建州左卫凡察等迁来苏子河流域“家口粮食艰难”，明廷除令总兵官安插其与李满柱居住外，又令辽东镇守总兵官“给粮接济”；甚至到了努儿哈赤另立旗号的1613年(明万历45年，后金2年)，因“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群胡逐日出来”，明廷仍及时给予赈济，据朝鲜人估计当时明廷“借给之物，想必浩大”（22）。

对于各民族、部族之间的纠纷，明廷当然不可能予以真正解决。但有时排解纠纷，能够调整民族关系，有利于安定统治秩序。所以稍有见地的明边疆大吏历来都认为“夷汉汹汹，大非国家之福”，因而采取一些措施排解民族之间的纠纷。1435年(宣德十年)忽刺温境内的女真人那列秃等率众至建州、毛怜卫的那颜寨劫掠人畜财物，明廷得知此事后，命人敕谕那列秃：“尔与毛怜、建州，俱属朝廷统治，宜各安分守法……敕至，尔等即将掳去人马财产，如数发还”；同年，“遣使敕谕阿速江等卫野人头目弗答哈等，责还原掳建州左卫人马财产”；正统年间，建州女真凡察和董山之间为争夺卫印引起纠纷，明廷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为避免分属头目人口时发生矛盾，特“敕辽东镇守总兵官，遣人公同审问，各从其愿，分别管属”。1579年(万历七年)，宽奠参将徐国辅弟徐国臣等人压价收购女真人的人参，致起纠纷，徐国臣等仗势殴打女真人。事情发生后，明廷责成地方官吏“按国辅如法”（23）予以惩治，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上述史料说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总是有利于民族聚合的。

同时，随着明廷官员人等的濒繁来往，以及奴尔干都司驻军来往转输物资，明廷设置了大量的驿站，使边远的女真地区到辽东的交通得以沟通。1412年(永乐十年)明廷置辽东境外满泾等四十五站”，奴尔干都司并所属各卫“凡有使命往来，所经之地，旧有站赤者，复设各卫头目”，并总设提领一人。经过一番整治，保证了努尔干都司和明中央政府能及时互通声息。当时自辽东开原有六条主要驿传路线直达东北各边远地区。明廷的政令能及时传送到女真各卫，密切了中央政府和女真各卫之间的联系。

上述史实说明，整个有明一代女真人与明中央王朝始终保持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女真各卫是中央王朝下辖的地方统治机构，彼此有着密切的臣属关系。

明代女真人与中央王朝除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外，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是另一重要方面。

由于女真居住区地处偏僻，与辽东汉区生产发展水平相比还处于落后状态，因此经济上的互相交往显得十分重要，女真的许多生活必需品依赖汉区供给，而女真地区的土特产又源源不断地运往汉区，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因此，互通有无的经济交往是有利于繁荣民族经济的。

迫于沟通民族经济的需要，明廷在辽东边关地带纷纷设立关市(马市)，这是当时女真与汉区经济交往的主要通道。当然，明统治者设立关市的本意，只是攫取所需要的女真地区的土特产，盘剥女真广大人民。但是关市的设置确实起到了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作用。

当时女真与汉区交往主要是通过官方的马市和民间交易的私市。官方的马市在有明一代屡有变化。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民族关系紧张时，明廷往往就以关闭马市相威胁；而民族关系缓解时，关市贸易又得以恢复。明初永乐年间在辽东最先开设马市三处，即开原两处，广宁一处，主要是由明廷收购女真、蒙古的马匹。后来适应建州女真的要求，又先后于抚顺、清河、靉阳、宽奠设立关市，由明廷派边关官吏进行管理，任凭民间互相贸易。万历四十三年又于“辽阳长安堡新开木市”（24）主要从事木材交易。除官府允许的关市而外，沿边居住和耕种的满汉人民私相交易随时随地都在进行。

当时女真人通过关市从辽东汉区输入的主要是铁器，包括铧子、锄、铲、斧、镰等生产资料，以及日常生活必需的布、帛、粟、米、盐、锅、针、剪等。明初，女真人“以放飞打围为事，不喜羁系一处”（25），后来又处于不断迁徙和动乱中。所以，当时女真人对于耕牛、铁器的需求量不是很大，而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日益成为定居下来的女真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时，耕牛和铁器农具就成为女真社会十分奇缺、又十分必需的生产资料。正统年间，女真人“归自京师，道过边境，辄以所得彩币或驽马市耕牛及铜铁器皿还，（26）。明廷在给建州左卫的敕令中亦云：“所缺耕牛、农器，准令如旧更易应用”（27）。因女真人入贡道途中， “军民人等辄以弓材、箭镞与凡铁器私相贸易”，因此，明廷曾于正统、成化两朝厉行铁禁。但始终是“所禁铁器、非农器”（28）。即一般农耕器具并不在所禁之列。由于自汉区大量贸进铁器，所以到了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时，曾到过建州女真人地区的朝鲜人说：“往时野人屈木为镫，削麂角为镞，今闻镫镞皆用铁。”（29）显然，这些镫镞都是用从汉区贸进的铁器改铸而成的。以建州地区的女真人松古老家为例，与其同居的人中，就有不少人是从事铸铁的“冶匠”、“弓人”。

此外，耕牛在女真地区也是十分缺乏的，并且往往因为“牛只鲜少”，“不能垦新田、而为熟田”，影响了更大规模地开拓荒野，发展农业生产。天顺年间，建州等卫女真酋目入贡时“乞于沿途买牛，带回耕种”（30），得到了明英宗的特许。努尔哈赤兴起后的建州女真耕牛仍是十分宝贵的，朝鲜人说“胡人以牛只换马，他物则虽银铁、青布皆不以为贵”（31）。

据辽宁档案馆藏明代辽东残档中保存的明万历十一二年开原马市两个季度的抽分、抚赏、支销残册中可以看出，当时由汉区输往女真的货物中，耕牛和铁制农具占首位。其中铁铧子一次少则几头，多则上百头。据明档一O七号，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中统计，光输入海西女真地区的铁铧子一项就有4292件，耕牛216头（32）。

除铁器农具、耕牛而外，举凡布、帛、盐、米、锅、针、剪等日常生活用品，女真人亦主要靠从汉区买进。一旦断绝关市，马上就会影响女真人的日常生活。以食盐为例，食盐是人类的基本生活必需品，而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建夷地方本不产盐，取贩辽海等处”（33）成化年间“建州卫居人等剽掠中原，故不得贸盐于辽东地面”，结果造成女真人生活十分窘困的局面（34）。成化年间，厉行铁禁时，女真人描绘其困境说“禁制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正德年间，由于边事突起，“朝贡、交易又各绝望”，据抚顺千户所指挥刘尚德转送明廷的女真人文书中申诉说“众人(指女真人)边外过不得 ……，盐不得吃，布帛不得穿，缎子、袄子我们地方不出，众怎么过”（35）。上述情况说明，女真人日常生活必需品基本上都依赖汉区供给。朝鲜《李朝实录》描写正统年间建州女真李满柱及其管下在移居到接近辽东汉区的苏子河、浑河流域之后，“其管下人或持土物，往来开原买卖觅粮；或往辽东取保寄住，或买粮米、盐酱。如此者络绎不绝”（36）的情景。其“络绎不绝”往来汉区贸易的情况，反映了女真人和汉族人民在经济生活上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