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的祖先，古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主要分布在祖国的东北地区。明朝时，女真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海西女真居住在今松花江沿岸；建州女真原居住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后来几经迁徙，才移至今辽宁新宾一带；野人女真世代居住在从伯力到庙街的黑龙江两岸。

元朝被明推翻后，明政府肃清了元在东北的残余势力，设置了地方政权机关——“辽东都指挥使司”和“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辽东都司的治所在辽阳。奴儿干都司的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的特林地方，即元代的征东元帅府故址。这两个都司，分别在其管辖的地界内，行使明朝政府的职权，管理其统治下的各族人民。

清乾隆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三，称明初疆域仅“东尽於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明人曾未涉其境。”这种说法，乃满洲贵族讳言其祖先与明服属关系，故意制造烟幕，是不符合事实的。

明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派遣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官，由钦差内官亦失哈率同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后不久，亦失哈还在该都司治所特林地方江边山上，修建了一座永宁寺（永乐十一年修，后被毁，宣德八年重修），并先后两次立碑记载奴儿干都司和修建永宁寺的经过。这两块石碑就是历史的见证。它有力地告诉人们，明初的东北疆域实际已到达什么地方。

历史记载，早在明以前，就有大批汉人——贫苦的农民、各种手工业工匠，还有一些逃避战乱、寻找世外桃源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东汉末年的管宁、邴原、三国时的太史慈、以及晋朝时的高瞻等，先后来到东北。他们把关内的先进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以及高度的封建文化，带给生活在这里的各兄弟民族，这对当时尚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满族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据明正统八年（1443年）四月锦衣卫指挥佥事吴良奏：“臣奉命使海西，见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指汉人），驱使耕作。询之，有为虏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窜者。……”[1]又据《辽东志》卷七《艺文·卢琼〈东戍见闻录〉》描述建州女真部的社会经济状况，说：“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指汉人）。”从上述两段记载可以看出，不论是海西女真部，还是建州女真部，都有不少汉族农民在那里耕作。

朝鲜成宗六年（1475年）七月癸丑《朝鲜实录》讲，建州女真使用的箭镞，“昔皆用骨，今则皆以铁为之。”铁的来源系建州女真人用貂皮向朝鲜人交换得来。成宗十四年（1483年）十月庚午《朝鲜实录》又讲，这时建州女真的甲胄，也“以铁为之”，问其“铁产于何地”？答曰：“产于火刺温地面。”又问“有冶工乎”？答曰：“多有之。”[2]如上所述，过去箭镞用骨制，后来用铁制；原来铁的来源靠向外交换，以后能自己生产；起初只能用铁制箭镞，继而还能用铁制甲胄，而且冶工很多。这些事实，反映了建州女真部的一定铁冶水平。尽管记载中没有说明这些冶工是否为汉人，但不难推测，既然女真各部家中有不少汉族农民，那么，这些冶工中很可能有一些就是汉族农民。

据《辽东志》卷六《人物》载，管宁来辽东，“避乱者皆来就之，旬日成邑。”高瞻来辽东时，率领了“数千家”。这种记载当然有夸大成分，而且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传播的肯定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接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也只能是女真各部极少数上层人物；但是，不管怎样，通过这些人，总算把当时比较先进的文化，带到了这块比较后进的地区。

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距离不远。从山东登州（今蓬莱县）、莱州（今掖县）坐船，若遇顺风，一昼夜即可抵达辽东旅顺口。辽东地方，棉花、布匹，取给于山东；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的居民，亦各有船往来登、辽，贸易度活。[3]明政府先后在开原、广宁、抚顺等地，开设马市。通过开市交易，汉人把铧子、铁锅、米、布、绢、缎、袄子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卖给满人，满人则把马、牛、羊等牲畜和貂皮、人参、松子、木耳、蜂蜜、兽皮等土特产卖给汉人，彼此互通有无，各自满足需要。尤其是抚顺、清河、宽甸、靉阳四处关口，自开为互市场后，汉族和建州女真族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密切，满族社会也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

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猛哥帖木儿兴起。永乐时，他曾随同建州卫都指挥使李显忠来京师朝贡，受到优渥的接待。明政府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升为都督佥事，最后升为右都督。[5]猛哥帖木儿在清史上称“都督孟特穆”，被尊为“肇祖”；建立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就是他的后裔。

猛哥帖木儿升右都督不久，就被另一支女真人杀害。他死后，他的儿子董山（一作“童山”、“充善”）和他的异父同母弟凡察为争夺建州左卫的卫印，长期相持不让，明政府为解决矛盾，于是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6]升董山为都督同知，掌管左卫；升凡察为都督同知，掌管右卫。

此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到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努尔哈赤时，建州女真部日益强盛起来。关于努尔哈赤的先祖世系，明史书与清史书有不一致之处。据清史书上记载，自孟特穆往下传：第一代为充善（明作“董山”、“童山”），第二代为锡宝齐篇古，第三代为都督福满（清尊为“兴祖”），第四代为觉昌安（明作“教场”、“叫场”，清尊为“景祖”），第五代为塔克世（明作“他失”、“塔失”，清尊为“显祖”），第六代为努尔哈齐（即努尔哈赤，清尊为“太祖”）。明史书上记载清太祖先人世系，与此稍有歧异：第二代之锡宝齐篇古和第三代之福满，在明史书中找不到字音与之相对应的人名。特别是第三代，明史书叙述断线，脉络不明，如由努尔哈赤往上数，父亲他失，祖父教场，均与清史记载相同，但再往上数，教场之父是谁？即第三代是谁？不清楚。此处所说之“六世孙”，系依清史记载。

努尔哈赤十五、六岁那年，他的父亲、祖父，都被明边将李成梁所杀，他本人则被李成梁收留帐下抚养。有关努尔哈赤父、祖被杀事，这里有必要作一些史实上的交代：

据《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传》，谓建州都指挥王杲诱杀备御裴承祖，万历二年十月复大举入犯，李成梁设伏大败之。王杲走南关（明称海西女真哈达部为“南关”），哈达都督王台执以献，王杲被杀。王杲死，其子阿台要报父仇，数次兴兵，亦为李成梁所败，被射死。杲部遂灭。《传》中叙述了王杲、阿台父子被灭的经过，但是没有提到努尔哈赤的父亲他失和祖父教场。

又《姚宫詹文集》卷之一《建夷授官始末》（见《明经世文编》卷五○一）：“王杲诱杀备御裴承祖，犯清河、抚顺，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发兵剿之，杀其子阿台等。杲走匿王台所，台执杲使其子虎儿哈送诣军前，将吏献俘论赏。……此万历二年冬也。当王杲之败走也，成梁等以市夷头目叫场等为质，遣其属物色杲，乃从王台寨中得之。已又杀叫场及其子他失。叫场、他失者，奴（努）尔哈赤之祖若父也。时奴（努）尔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这段文字明白地记载了李成梁杀教场、他失及努尔哈赤乞哀的事，补充了《明史·李成梁传》的不足之处。其中所述与《明史》不同之处是：阿台先于其父王杲被杀，当然谈不上为其父报仇的事。

又《熊经略集》卷之一《答友人》（《明经世文编》卷四八○）：“自宁远（李成梁曾封宁远伯）为险山参将以至总兵，诱此间彼，诱彼间此，专以掩杀为事。诸部或绝或散。而是时，奴酋之祖曰教场，父曰他失。他失者，阿台婿也。其袭阿台也，宁远实使诱之。已而城下，并杀其父、祖。而奴酋请死，宁远顾思各家‘敕书’无所属，悉以与奴酋，且请为龙虎将军以宠之。于是奴酋得以号召东方，尽收各家故地、遗民，归于一统，而建州之势合矣。”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教场、他失和王杲、阿台有亲戚关系，所以李成梁才叫他失、教场去诱降，搞里应外合；等到事情成功后，李成梁又反过来杀掉了他失和教场。《明史·李成梁传》之所以不提他失、教场两人之名，无非是清修《明史》时执笔者替清统治者掩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失、教场之被杀，是李成梁玩弄“诱此间彼，诱彼间此”的一贯手法，是有计划的，绝不像有些史书所说，他们是在乱兵之中被误杀的。

努尔哈赤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对明军将官的强弱和边防的虚实了解比较清楚。万历十六年(1588)，他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次年，明朝政府封他为都督佥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又加封他为龙虎将军。

女真各部首领，一向接受明政府的官职，服从约束和调遣。明政府分别发给各部“敕书”，诸部首领每年按期率领部属持敕书由指定关口，进京朝贡。这已成为定制。其制如下：

女真各部进京朝贡，除野人女真因离京师太远，未作硬性规定外，对海西、建州女真则有严格规定。明政府发给海西女真敕书一千道，发给建州女真敕书五百道，每年入贡京师一次。入贡人数，海西限定一千人，建州限定五百人（即一人持一敕书）；以十月初验放入关，十二月终止。海西以开原城东南六十里之广顺关为出入之关口，建州以抚顺所东三十里之抚顺关为出入之关口（抚顺未开关前，验入关口与海西同）。如当年十月未能赶到，至次年正月以后到者，须经边臣奏请得旨，方准验放。[7]

当努尔哈赤力量还不够强大时，对明政府的态度还算恭顺；但等到他“地大兵强，畜繁马壮”，手下有精兵“三万有奇”的时候，态度就变了，数年不贡，或逾期补贡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8]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地区建立国家，即大汗位，国名“大金”（又称“后金”），年号“天命”，以这年为天命元年。从这时起，金和明就成了不容并存的两个对立政权，爆发了一连串的战争。

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借口报父、祖被杀之仇，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兴兵攻明。所谓“七大恨”，各书所记颇有出入，今以金梁辑《满洲秘档》（原名《满洲老档秘录》）中《太宗与袁崇焕书》所记，录如下：“如癸未年，尔国无故兴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叶赫、哈达、乌拉、辉发，与蒙古会兵侵我，天以我为是，以彼为非，彼时尔明并未援我；后哈达复来侵我，尔明又未曾助我；己亥年，我兵伐哈达，天以哈达畀我，尔明乃庇护哈达，逼我复还其人民；我既释还哈达之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乃于我国则不救援，于哈达则援之，于叶赫则听之，偏私至此，二也。尔明虽屡启衅，即至害我二祖，我犹欲修好，故于戊申年勒碑界边，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云：两国之人，毋越疆圉，违者殛之。乃癸丑年，尔国以卫助叶赫，发兵出边，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边境者，见而不杀，殃必及之。后尔国之人，潜出边境，扰我疆域，我遵前誓杀之，尔乃谓我擅杀，缧系我使臣纲古里、方吉纳，又索我十人杀之边境，以逞报复，四也。尔以兵卫助叶赫，使我国已聘叶赫之女，改适蒙古，五也。尔又发兵焚我累世守边之庐舍，扰我人民之耕耨，不令收获；且移置界碑于沿边三十里外，夺我疆土，其间人参、貂皮、五谷、财用皆产焉，我人赖此以为生活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你国听信叶赫之谗言，遣使以书来，种种恶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于小忿，何可胜数！陵逼已甚，用是兴师。……”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以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各地兵八万八千余人，分兵四路，打算一举消灭后金。努尔哈赤侦知明军进兵，决定采取各个击破办法，沉着应战。他先集中兵力设伏于抚顺东南之萨尔浒山，击破西路明军；随即分兵击破北路明军；然后急回师兴京（即赫图阿拉），迎击前来捣后的东南路明军。明军三路兵败，惟南路李如柏军因早闻西、北两路败讯，未敢冒进，惶急撤退，得以保全。这就是金、明之间有名的萨尔浒战役。通过这次战役，努尔哈赤乘胜攻取了开原和铁岭。从此，后金在东北的势力大大的巩固，明在东北的统治力量大大的动摇。努尔哈赤的兵力“已近十万”。[9]明对后金不得不被迫处于守势地位。

为了挽回了辽东败局影响，明政府将杨镐逮捕下狱治罪，改命熊廷弼为经略，在军事上重新布署。熊廷弼到任一年多，被其他官僚排挤去。继任者袁应泰不善用兵，防务松弛。努尔哈赤先后进攻沈阳、辽阳，二城均在蒙古降兵内应下失守，袁应泰兵败自杀死。辽河以东大小数十余城尽为后金所有。后金从兴京迁都辽阳，继而又迁都沈阳。

沈、辽兵败，明朝廷极为震惊。熊廷弼再次被起用为经略，王化贞被任命为巡抚，前往辽东，收拾残局。熊廷弼主守，提出了明确具体的防卫计划；王化贞大言主战，军事上却无所准备。经略、巡抚不和，明军力量自行削弱。

明天启二年（1622年），金天命七年，努尔哈赤率兵渡辽河，王化贞弃广宁（今辽宁北镇）而逃，广宁守军十三万，一触尽溃；熊廷弼驻军右屯，距广宁四十里，只有士兵五千，无法救广宁。熊廷弼率领五千人在大陵河与王化贞败军会合，一同退入山海关。

广宁兵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加剧了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这时，正当宦官集团当政。魏忠贤要报杨涟疏劾“二十四大罪状”之仇，想借广宁兵败、失陷封疆为题目，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熊廷弼为宦党所攻，被杀，传首“九边”。[10]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被诬以受熊廷弼贿，下诏狱，拷掠至死。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城（今辽宁兴城），遇到宁远守将袁崇焕的坚强抵抗。努尔哈赤受重伤，死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从天聪元年（1627年）起，建州女真改称“满洲”，不再使用“建州女真”这个名称了。

 “天启”只有七年。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即位。这时，陕、甘地区农民起义已经爆发。明政府感到东、西两面同时用后，力量不足，为了先平息内乱，在崇祯皇帝默许下，兵部授意袁崇焕暗中与金接触，试探和议。崇祯二年（1629年），金天聪三年，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暗中进行的和议谈判破裂。皇太极致书明大臣，把“不肯息兵”的责任全推给明。[11]接着，金兵大举攻明：冬十月戊寅（二十七日），攻入大安口，破遵化、三屯营，越蓟州（今河北蓟县）而西，十一月十九日（1630年1月2日）直迫北京广渠门外。[12]袁崇焕千里赴救，以九千骑由闻道入援京师，结营广渠门外，与金兵鏖战。皇太极环阅北京城，命投降太监某某入城劝降。后金行使反间计，散布流言，说金与袁崇焕之间有密约，袁引金兵入内，将胁迫明朝皇帝为城下之盟。崇祯皇帝朱由检中计，将袁崇焕逮捕刑讯，以谋叛罪论死，活剐于市。[13]。